他們成功了。於是空前強盛的中原的勁風向西吹去。沿著河西走廊一直吹入西域。自然也吹進了莫高窟。

莫高窟里悄悄發生變化。

然而這一次不是表面的和形式的，而是深層的，精神的，本質的，後世的宗教史家和藝術史家，把這改變，視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創造，一個文化的質變，一個新時代的起飛，一個個隋代典型的洞窟，一幅幅興於隋的經變畫，一張張女性化了的菩薩的面孔……鏡頭停在莫高窟第416窟兩幅龕內側脅侍菩薩那張嫻雅文靜的臉上。

結束了三百年分裂局面而統一天下的隋王朝是個神奇的時代。它對佛教的迷信與虔敬令後世匪夷所思。

這大概與隋文帝個人神秘的身世有關。

隋文帝出生在一座尼庵里。由一位名叫智仙的尼姑撫養成人。他小名叫羅延，就是取意於金剛。他生下來所見的全是畢生敬奉的偶像。他的精神世界是在佛教的天地里構築而成的。所以他事佛尤誠，最是篤信讖符。他做了皇帝後，更深信不疑“我的功業完全由於佛的保佑”。因此大寫佛經，廣造寺塔，還用行政手段推動這些佛事。甚至運送經像，還要軍隊保護。於是隋代佛教大興。

推廣宗教的最大的力量是政治，一個隋文帝，勝於一萬個高僧來講經傳教，然而，他癡迷於佛教之外，又是一個很明白的人。他對知己朋友、一代高僧靈藏律師說：“我是俗人中的天子，你是出家人中的天子，你勸人行善，我勸人戒惡性，說法雖然有別，意義卻相同。”這幾句話，把佛教思想與國家政治結合起來。無意或有意地又把佛教工具化了，（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中的隋文帝楊堅畫像）

這樣，首都長安既是國家中心，也是佛教基地。隋文帝將全國名僧召集到長安譯經和講學。通過辯論與判教，打破佛教內部的南北對峙，融合各派精義，並由佛教的智創立了天臺宗，使各教各派歸於一尊。

（西安隋代寺廟大興善寺、青龍寺等。天臺山風光。天臺山的天臺宗寺國清寺、高明寺、善興寺、青覺寺、智者大師塔院等）

隋王朝的統一天下和佛教的南北歸一，互為配合，相得益彰，佛法與皇權已經密不可分，隋文帝美滋滋地被人稱作“大行菩薩國王”，隋煬帝被人稱作“主持菩薩”，連隋煬帝的母親受戒後也稱為“妙善菩薩”。大臣們全都有種種佛號。宮廷里天天設壇講經。煙霧繚繞，宛如寺廟，佛樂高鳴，永夜不絕。帝王后妃出巡在外，常有僧尼跟從，隨時可開道場。文帝與律師靈藏還同榻同輿，議論國務。隋王朝成了地上的佛國，在隋王朝短短的三十八年間，修建寺塔五千所，塑造佛像數萬身，重修無計；專職的僧尼達五十余萬。單是隋煬帝個人所寫的抄《法華經》就有一千部！

這強大的勁勢，必然造成了隋代莫高窟的蔚然一新。三十余年，隋代重修和開建的洞窟多達九十四個。幾乎是樂僔開鑿莫高窟二百多年來總數的一倍！

然而，隋代洞窟的真正價值，並不表現在數量陡然增加和工程浩大方面。要看到它深層的意義，必須鑽進洞窟去看—

自然，你發現到了，那原有的清寂幽暗的氣氛不見了，代之而來是開闊溫和，勃勃生機；塑像忽然變高變大，氣勢倍增；佛陀也不再是孤單單坐在那里，有的洞窟竟然擁擠著一群新面孔的塑像；墻壁上還出現了許多陌生、新穎，繪聲繪色的畫面，五彩繽紛地撩動人的眼簾；至於那些菩薩的面孔，你從中看出了什麼？

在人類史上，有時社會離不開宗教背景，有時宗教離不開社會背景。隋代佛教的社會背景與此前的南北朝時代不同。南北朝多災多難，生靈塗炭，人們內心愁苦難安。早期傳入的小乘佛教中那種克制貪婪與欲望，以擺脫痛苦，達到解脫，便十分契合人們的精神與心理。

（莫高窟北魏洞窟中的塑像與壁畫。第259窟禪定佛。第248窟苦修像等）

但是隋代就不同了。隋文帝楊堅統一中國，結束了南北朝的動蕩離亂，將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紐結一起，形成空前豐饒富強的國家社會。盛世之時，人們的要求愈來愈多。對佛的要求，便是由幫助他們解脫痛苦，更多地轉變為保佑他們現實的要求得到滿足。原先的解脫自我的小乘佛教便讓位於普度眾生的大乘佛教。而中國人向來注重現實要求。他們重於眼前的實際的“現世報”，輕於虛無縹緲的“來世的果報”；來世太遙遠，太空茫，太沒有把握；那種此生受苦愈多，來世必有善報的無從兌現的允諾，遠遠比不上立竿見影和有求必應。這便是大乘佛教在隋代中國開始盛行的社會背景與文化背景。

如果說佛教的推廣是由於政治，那麼大乘佛教的流行則由於現實，於是，莫高窟中佛的手勢便以施無畏印和與願印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