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絞還有些讀歷史的人，仍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尷尬的局面。這３６９年，缺乏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大帝國。要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待，又未免牽扯得過長。這當中的人物事跡，敘來也難得有頭緒可循。所以有些歷史書，就把這３６９年輕率的穿插過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煬帝和唐太宗等前後關系比較完整也更容易檢討的題材。

　　可是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裏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了解中國民族演進的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各朝代歷史的總和。雖說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國很多人文上的因素還是不斷的發展。舉一個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於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為陸，獨孤氏改姓為劉，鮮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這當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傳統的鮮卑人士的不滿，６世紀洛陽的政變，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與此無關。

　　北周的創始者為宇文泰，他也是鮮卑種。他於公元５５４年以為“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表面看來，這是對元宏漢化政策的一種反動，也強調鮮卑民族各部落在歷史上的傳統。而實際上他盤踞的關中，並沒有很多鮮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賜予漢人及胡漢混血的將領。他日作隋朝開國之主楊堅，這時候就因功勛被賜姓為“普六茹”。這樣只更提高漢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漢的界限磨滅。其背景則是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爐。少數民族這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還有一種貴族化的趨向，他尊重範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的社會地位，也讓鮮卑系的望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八姓和他們同列。而當日時尚的趨向，則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親信李沖和韓顯宗都反對他的作法。

　　我們已經提及，當時人認為秦漢以來大帝國之崩潰，在於“兼並”。土地一集中，則地方官無法處理境內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實行所謂“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徑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評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任命的憑藉。其結果又如《晉書》劉毅傳裏說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種士族力量的膨脹，也影響到軍事行動。在政治秩序崩潰的時候，立壇設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領導。根據《晉書》王戎傳，八王之亂時，河間王與成都王“帶甲百萬”。晉朝的封建，並沒有歷史的基礎，這兩王能在短時間內糾集這樣大的兵力，也還是因為地方武力早已在後組織就緒，只要上面有人領導，就有幾十百萬的士兵在旗下應命了。

　　這種種妨礙統一的情形都要在長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漸淘汰澄清，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聞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蘇綽為度支尚書，讓他規劃新政府的各種設計，此人“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而他的設計，也總以《周禮》為依規，也就是預先創造一個數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實事上籠罩著過去。北魏以來的三長制和均田制，都有這種“間架性設計”的趨向。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在社會中層可能予朝廷及民間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約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農民了。

　　這種趨勢也可以在考試制度演進的歷程中看出。漢朝之對策，並未正規化，只有隋唐之後“士皆懷牒自列於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開，這固然是制度上的進步，然則若沒有社會進化的背景，則不致有這麼多布衣學人應試，就有他們也仍會被宗黨和豪強所抑制。

　　只是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治無數小自耕農的體制，並不是因為全國統一而立即成為事實。這中間仍有很多的周折。又舉一個例為證：

　　隋文帝於公元５８９年滅陳。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變，“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其起源則是據《資治通鑒》所雲：“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這文字記載簡單，也只顯露官方見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經歸納於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單純社會，南方則仍受巨家大室操縱。這些巨家大室的弱點，則是不能構成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體系。因之他們雖然擁有船艦，能和隋朝派來的楊素作殊死戰，終被各個擊破。上述蘇威則為北周政體設計者度支尚書蘇綽之子，這關系也象征著全國的統一，要經過長期間的慘淡經營。

　　佛教在南北朝期間鼎盛。中國學者提到這題目時，經常毀譽參半，一方面稱贊佛教自力入世的觀念和戒殺的動機，一方面又皺眉於沙門浮屠的勞民傷財。近代人物之擯擊佛教者，則無如胡適，他有時的立場，也好像是今之韓愈。外國作者則多強調佛教在中國分裂期間產生一種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力量。我們也可以引ArthurWright作代表。

　　其實佛教是一個極廣泛的稱呼，也可以說是印度帶來的文化，滲透到中國的思想，文學，美術，建築，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個概稱。它一方面需要與中國固有的信仰不發生根本的沖突，才能兩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則是在這條件下，它也就無孔不入。就以雲崗和龍門石窟的佛像為證：我們驟看上去從斷巖上造石窟，既沒有全盤的設計，今日又經過千多年來的風雨浸蝕，滿目荒涼，也就看不出美在什麼地方，直到閱及關於這些石窟的詳細紀錄，才知道有些石穴的來源其來有自。並且最大的佛像，耳長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處佛像數目都以萬計，不僅其塑像表現著印度和希臘的雕刻作風，有些石窟裏還有壁畫，其衣飾裝潢設計也者保存了社會史和經濟史上的真跡。龍門的一個石窟裏竟保存了當日所用的全部醫藥單方。所以這石窟既供美術展覽，也是通俗的博物館。要不是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國中世紀保存這一份文物，而將金碧輝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話，恐怕也就像中國古代的建築一樣早經兵禍而蕩然無存了。

　　而針對這南北朝的時期上說，佛教不是一種帶強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發生了一種廣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沒有把雲崗龍門造成“聖地”，或被方丈國師所掌握，因之轉變而為一種政治上的勢力，所以縱有華夷之界倫理之爭等波折，它仍能夠長久的與中國固有文化共存。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構成團結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與凈土宗的儀式和念佛樂及往生的粗淺解釋與縉紳先生的欣賞於天臺華嚴的悟觀與禪定，同為佛教。在這種條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經發生了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作用。

　　話再說回頭，中國之能重新統一，到底也仍與周秦漢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化系統相銜接。我們不把它當作首屈一指的因素，並不是漠視它的存在。漢魏晉至宋齊梁陳之“禪讓”未曾中斷，而北朝之東魏與西魏，也同樣的“遜位”於北齊與北周。可見得一個正統的觀念始終沒有泯滅。中國人的入世觀念和樂觀與積極的思想，也是一種很雄厚的力量，它們並沒有因為長期分裂而全部淪亡。

　　我們通常一提到魏晉南北朝，腦內可能立即浮上一個“清談誤國”的印象。但是從領導淝水之戰的謝安看來，則清談並不一定誤國，也等於我們今日雖在天文學上了解５０億年之後，太陽上的燃料用完，最後太陽系統的生命必同歸於盡，因這了解又使我們產生一種不同的人生觀，但並不因此，就要放棄日常生活的興致與一切誌趣與希望。西晉的“竹林七賢”，固然包括“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樹下打鐵的嵇康，更包括了“好興利”的王戎。可見得他們共同的達觀，並不就是消極。

　　並且有陰則有陽。時人尚“無”，晉朝則有裴顧作〈崇有論〉與之抗衡。他說：“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這幾句話已經說明沒有物質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也不能創造邏輯。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論哲學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齊的範縝作〈神滅論〉。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這比裴顧的唯物論又更進一步。這種議論於公元五世紀時提出，也是不同凡響。我們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論和立場，也可以想象中國人要應付天候地理所賦予的難題，必須保存一種堅毅的力量，這種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統一的過程中，發生過無可衡量的作用。也只從這堅毅的立場，我們才能領略韓愈和胡適對佛教反感之所由來。

　　南北朝有時也被一般作家寫成一段士氣消沈，人心不古的時代。宋前廢帝劉子業為姊山陰公主置面首３０人。齊東昏侯蕭寶卷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同樣被斥為無道，也同樣被稱為這紛亂時期的代表。還沒有提及的則是他們都是２０歲不到的年輕人，生長在深宮，事實上又無從發揮傳統帝王的功能，而兩人又相繼被弒後在歷史上擔待千古罪名。有正則必有反，這樣看來，他們既已永遠的稱為廢帝昏侯，可見得傳統道德觀念並沒有因為長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沒，如果真的是士氣消沈人心不古，這一段歷史就不會如此寫來，這事實的背景則是漢代雖亡，過去多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獨一無二文教式的體系，足以支持一個以小自耕作基礎的大帝國，一到客觀環境許可，這樣一個大帝國可以重新擺布登場的時候，這文教上的體系用不著重新創設，也可以隨著彈冠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