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裏，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象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象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禦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並州總管（山西省省長）。公元５８９年伐陳之役，他２０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５１．８萬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布，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過大，無法擺布。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誌，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裏產生統禦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又控制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裏開始撤退，士卒既無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６１３年煬帝卷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浚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征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６１４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借此班師，卻已經徘徊歧路。６１５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６１７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６１８年的春天，這遭眾叛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２０世紀末葉，又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裏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鑒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並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遊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註重低層機構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余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６００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誌，一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發端，茲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是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禦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創業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並北齊之後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復的地區。他滅陳之後制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裏，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愈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１５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會裏，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復，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５９４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５９５所制工商者不得進仕。５９８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範，才任國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與低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千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全面征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隋書》食貨誌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沈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並”，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人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於女人，並且“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不到征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的了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後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