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５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４９３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４６７年，４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後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２０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後，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鐘，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未滿３０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期中漢人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後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禦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跡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２２０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只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面看來不相關的事跡前後聯貫，才得剴切。

　　漢亡之後３６９年，中國無法統一。當日人口總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移動，漢人的多數民族，不能與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數民族雖擅長騎兵戰術，卻無法越渡淮水及漢水等處的水澤地區。並且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為統一中國的表率。秦漢型的大帝國以官僚機構統治大量小自耕農，但分裂期間漢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領都自起爐竈，妨礙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稅的職權。加上各民族語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統一的障礙。

　　拓跋氏打破了這種僵局。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於人文條件簡單，可以從最基本的事業著手，並能以原始作風來解決問題，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國再統一的工具。

　　拓跋屬鮮卑種，他們在公元３世紀在內蒙古移動。在世紀末葉開始在和林格爾附近集結，當時既無文字，更談不上成文法律，也還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４世紀之初因晉大將軍劉琨之邀，參與中國的內戰，其部落即進駐山西北部長城以南一百裏的地帶。他們雖稱“控弦上馬二十余萬”，但全部人口看來也不逾百萬，甚且遠低於此數。

　　公元４世紀，是“五胡亂華”的最高xdx潮，拓跋氏雖然投入，卻始終沒有取得主動地位，苻堅強盛時，他們尚“避於陰山之北”。直到苻堅淝水之戰不利，北方大聯盟瓦解，他們才重新露面。公元３８６年拓跋圭自稱代王，開始有了獨立國家模樣。當時他們的政策，是先在長城內外建造一個農業的基礎，其農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強迫編成。這時候全部落經常與其他少數民族作戰，每次將對方人員馬匹牛羊一網打盡。對俘獲的部落酋領，即很殘酷一律處死，如公元３９１年之破鐵弗（即匈奴與鮮卑之混合種）劉衛辰部“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余人，盡殺之”。對其他人則“各給耕牛，計口授田”。《魏書》食貨誌稱，其有畿內之田，並於“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公元３９６年以平城（山西大同）為國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態，“徙山東六州民及徙可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余萬口，以實京師。”有的書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將大量人民區分為署，則有國家的農奴的征象。這樣的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紀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給農器，計口受田”。其他敘及“來降”及“內附”的前後不絕。《魏書》太祖紀及太宗紀提及這樣的事例３１起，內中有戶口數的１３起，共為戶１１萬。可見得拓跋氏創立了一個新生的農業基地，以之為根柢。時間不成熟不問鼎中原，才能用這經濟力量做本錢，先鞏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為農奴，則從食貨誌看來，４２６年後漸已取得小自耕農身分。迄至當日，“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是年這些帶著軍事性的監視人員全部裁撤，“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為進入官僚管制階段的明證。

　　拓跋氏何時漢化，不容易找到一個固定的答案。從現存文字看來，他們起先得到漢人的顧問，是從降人及俘虜中提拔，而且僅倚靠他們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為國都之後，興建築，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導另一步。以至置五經博士，設太學，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傑吏民”實京師，勢必又要借重他們的管理組織能力。只是北魏（４２４年才稱魏，歷史書中稱北魏以避與曹操之魏重復）的農業社會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試驗管裏造化學液汁，各種因素預有層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個體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壟斷的政權。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燾的稱皇帝，他即位不入，即頒布了一千多個漢字，並稱以前篆隸草楷並行，因之沒有標準，這次所頒布的，則“永為楷球”。可見得新朝廷不僅註重文物，也開始以多民族的語言文字作統一的工具了。

　　拓跋燾統一了華北，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在多數民族的漢人地區，總是因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絕對皇權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燾“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已有針對這問題徹底解決的模樣。４年以後又以“範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調。名為慕才，實則強迫好幾百人到平城無薪給的當差並兼人質。４５０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國紀”，過於具實直書，對鮮卑民族和皇室有敘述得不妥當的地方，還把文字以石碑刊於郊壇。皇帝一震怒，族滅崔浩，還及於崔之姻親，包括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燾更聲稱他要做得更厲害一點，所以多殺了好幾千人。無論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是有計劃或無計劃，他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獄已給華北漢人的巨家大室一個重大打擊。即未波及的家戶，也充分的接受了這處置的警戒，絕不敢再阻撓中央政府的行政。這中間的一個機妙則是皇帝統禦千萬軍民，不容許另有民間機構作梗，世族華裔也和蠻夷酋領沒有區別。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北魏開始南征，想要以華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齊梁陳之宋）。征兵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財在四十萬和僧尼二十萬的“四分借一，事息即還”。但是拓跋燾的大軍，以少數民族的騎兵驅逐漢人的步兵作先鋒，仍舊沒有善良的補給制度，仍是就地征發。他攻江蘇北部各城不下，仍進軍長江北岸，最後則臨水徘徊，仍無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這一戰瘡痍滿目，無法追擊，因之全國統一還要擺下一個多世紀。

　　拓跋燾於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謀殺，他的太子也死得奚堯，只剩得一位１２歲的孫子繼位。以鮮卑人之早婚，再加上這幾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還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孫五代。而最後一位也是本文開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親生母親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漢武帝“立其子殺其母”的辦法“依舊例薨”，這時朝中也只有一位帶有漢人血統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後”，實足年齡２９歲到３０歲之間，歷史上簡稱“文明皇太後”的馮氏了。

　　《魏書》說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殺賞罰，決人多俄頃”。拓跋宏不僅為她撫養教育，而且“迄後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還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後”。她又制作了幾百首歌辭教育他，只是“文多不傳”，其內容永成歷史之跡。《魏書》傳中又說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沖雖以器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大凡中國歷史上有才幹的女人，私生活總受非議。上文語意雙關，我們無法考證。只是馮氏引用有氣魄的漢人文臣，則是事實。王睿還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脫籠而出，侍衛驚靡的危機中以吏部尚書的身分執戟驅虎保駕，後來也與李沖家聯姻，可是臨死仍上疏“慎刑罰”，始終提倡“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的文治辦法。李沖則將拓跋政權的民政“周禮化”，並將其財政的處理賦予“李悝式”的體制，因之給中國以後幾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長遠的後果。

　　這一串“太和詔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祿，只是這時的賦稅，仍是家族包辦，也就是“宗主督讓，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於是４８５年詔令天下均田，原則上土地國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應有田地的標準。４８６年則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裏長，五裏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這樣才實際進入“租庸調”制。亦即以自耕農的小家庭作為征兵納稅的單位，農村組織以政府頒布之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作準則，不承認各地私人體系，所以稱“混天下一法”。

　　這一段措施在當日頒布時有冒險性質。它到底實行到如何程度，無從考察。只是４９０年逝世，朝中並未發生變故。元宏的漢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勵，而李沖也更得信用。４９３年之重建洛陽，他實際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只是元宏的規劃，無人接班。他重視水軍，而鮮卑貴族，尚掌握著長城內外的養馬地區，也不能遽爾擯斥。一到６世紀，洛陽才又產生政變。北魏分為東西，東魏為北齊高家所代，西魏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則歷史的演進，並不為這分裂運動而停滯。中國之統一，需要一個以小自耕農社會作統禦經理的趨向，也愈為明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混合也從未中斷。北朝原以遊牧民族為骨幹，至６世紀，他們也行府兵制，用以動員農民，也開始修築長城，以防制其他少數民族內犯，可為明證。

　　隋文帝楊堅，自己是胡漢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並北齊，回頭解決北周，更挾動員長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發展方向也是由西向東，由北至南，以經濟人文簡單的地區去征服繁榮富有的地區。這也是承繼北魏拓跋氏在歷史上活動的邏輯。楊堅的軍事行動以水軍為主，這也可以說是受元宏遷都洛陽所賜。北朝需要這一段過渡期間，才能作體制上的整備，並吸收南方的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