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論
　　上節所錄涉及十七個地域的三十七條《西洋記》文字，數量較趙景深錄出者少。　這是因為在鞏珍《西洋番國志》中沒有相應段落者都不收，範圍縮窄了。為何比對過鞏書才收錄，錄者就會少了？上節的考察已帶出這問題的答案。

　　《西洋記》講鄭和遠航沿途所歷諸地的情況，倘非出於虛構，顯以馬歡的《瀛涯勝覽》為主要依據，次始以費信的《星槎勝覽》為輔。馬歡和費信都記錄的地方，因所述每殊異，故羅懋登採用時一般主從之別亦十分明顯。但費書所述之地，數目畢竟倍出於馬書，遇到《西洋記》選講那些獨見於費書之地時，就祇好單用費書了。沿襲馬書的鞏書全沒有與這種不見馬書，而僅見費書的段落相應的文字。上節錄取《西洋記》中的段落時，既以鞏書有相應文字者為準則，錄下來的自然就少於趙景深以前合抄馬書和費書所錄得者。

　　這樣講尚未能解釋究竟羅懋登有無採用《西洋番國志》。答案其實上節早揭露了。除了模稜兩可，難於判斷的情形外，最關要的是三十七條當中竟沒有一條能清楚指出羅懋登確曾用過鞏書，而可明證馬書為史源者卻佔相當高的比例，獨用費書之例也不少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在這三十多條裏，每一條雖馬書和鞏書均有相應的文字，卻看不出鞏書向《西洋記》提供了任何不見於馬書的消息。真相尚不單如此。倘羅懋登果用了鞏書，此舉倒反還會招致不必要的混亂和損害（條10、16、18、26均可為例）。說到這裏，情形該已夠明顯。用了馬歡書作為這類資料的主要來源後，羅懋登根本沒有添據《西洋番國志》的必要，即使他確有鞏書在手。

　　這裏涉及今人治學常犯的一通病。現代圖書館制度的健全，資訊的方便，網羅資料無遠弗屆，得心應手的程度，絕非古人所可夢想。但若以為今人有機會看到的稀見典籍，古代研究有關課題的學者必然也用過，就錯了。清季以前根本沒有接近現代規制的公共圖書館。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倘達到二、三十萬卷的數字已足威震天下。此等數字雖大，書的實際數目卻要大打折扣（一部《資治通鑑》便報上二百九十四卷；一千卷祇是一部《全唐文》）。況且私人搜購，追求的不時是版本而非內容。一個藏書家手上有幾套珍本《史記》是常見的事；其藏書的總涵蓋範圍自然受這種訪尋意圖所限。今人寫學術文章，動輒引用數百款資料，註釋穿插密佈。古人囿於資料，這絕非彼等著述的慣常現象。《西洋番國志》在明時已難得一見，除非有真憑實據，今人不能假設羅懋登有用過這本書的機緣。

　　更有較誤會羅懋登曾用過《西洋番國志》還要嚴重的毛病，即以為《西洋記》史料價值特別高。這裏有一顯例。羅懋登講艦隊船隻的型製和尺度（第十五回），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便屢被史家大引特引。羅懋登是寫神魔小說的戲曲家，不是史家，資料運用起來會傾向改動和湊合，而苟有變易，亦難保不與原文相左。在本文考察的三十七條當中，改動的（可以達到荒謬的程度）就有六條（7、19、23、32、36、37），湊合的也有兩條（21、32），兩組之中包括既改動復湊合者一條（32）。

        即使兩組都有的一條不重複計算，與原文有出入的條數仍佔總數18.91%，比例不可謂不高。對史家而言，情形應已夠明顯：若知道羅懋登書某段所用的史源，而有關典籍尚存，羅書奚足復引作史料？其實本文所列的三十餘條全是短章，不管如何改易，變動總還是有限。遇到大章大節之處，如講艦隊陣容，其肆意放大竟會較史書所載高達千百倍──艦船1,456艘，人員近千萬人 ！

        在昔日的遠洋航海條件下，何由應付千萬人每天不可或缺的食水和糧食需要，此等問題豈是務求誇張的小說家會留意到得，並同時提供解答的。史家運用羅書，艦船總數和參役人數可以不採，卻堅持納用艦船型製和尺度的數據，以遂他們力謀證明艦船愈多愈巨，愈足顯鄭和的偉大和其事蹟的神奇的企圖。這豈非犯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考證大忌！

　　這種心態還帶來另一妙論，即指《西洋記》有明版存世，故引為史料，特別珍貴 。這樣講根本就忘記了羅懋登採納之書今尚悉有明版可用，不少還不止一個版本。要是本子的因承次第和資料的價值層次成正比例的話，羅懋登的小說顯然要退居後頭。

　　至於指《西洋記》有獨得的史料（如謂第六十一回記鄭和在古俚國[古裡，又作西洋古裡，即今之Calicut]立一寥寥祇有二十四個字，且絕不會是一字千金的短碑 ），為何不該採寧缺勿濫的態度？

　　以稗證史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家的新嘗試，創獲不可謂少。然運用起來，局限難免。援說部以闡明社會背景、時代特徵，確或可奏奇效，但若視稗家所言為一字不可易的原始史料則恐難遇到這種例子。盈篇累葉儘是荒誕之事和不經之語，文筆又奇劣的《西洋記》決非尋找這類夢寐難求佳例的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