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拉丁美洲（1900-1962）（5）

貝拉克魯茲公司同美國哥倫比亞公司簽署的發行合同對它不僅沒有帶來好處，反而使它走上絕路。貝拉克魯茲公司的任何一部片（除去《強盜》一片之外）都不能為國外的廣大觀眾所看到。這家雄心勃勃的聖保羅的影片公司最后不得不停止一切製片工作。好萊塢繼續壟斷著巴西上映節目的80％，使巴西成為它在世界上的第二位市場：1938年巴西有電影院1200家，1952年增加到1800家，售出電影票1．5億張。1953年電影院增加到2580家，售出電影票2．51億張。1958年，售出電影票數達到3億張，其中2．5億張是觀看美國影片的。未來的發展可能性很大，觀眾人次現在已達到每人每年平均購票5張。

雖然卡瓦爾康蒂離開巴西前往歐洲，貝拉克魯茲公司營業失敗，但是巴西電影並沒有因此回到攝制狂歡節影片的老路上去。年輕的一代興起，他們在影片生產中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們攝制的影片每年達到20多部）。在1955—1960年間，令人注目的成功作品有《北風》，這是由導演兼攝影師沙洛芒·斯克利亞爾攝制的一部半紀錄性故事片；《里約四十度》由納爾遜·彼雷斯·多斯·桑托斯導演，表現首都的一天生活，從景色秀麗的柯帕卡巴納海灘到足球比賽，中間顯示了聚居在貧民區里的黑人處境。他拍的《里約北區》沒有取得上一影片那樣的成功，它也是一部描寫貧窮的郊區生活的半紀錄性故事片。

塞薩爾·梅莫羅在他導演的滑稽片《骨頭、愛情和風箏》里顯示出他豐富的想像力；利維奧·納尼在兒童片《黑僕人》

中則顯示出一種細緻的觀察，奧斯瓦爾多·桑巴約在影片《路》中給人一種親切的真實感；華爾特·烏戈·庫利在《奇遇》中深受伯格曼的影響，在《魔鬼的深淵》中確立了他自己真正的個人風格，把一個稍嫌誇大的劇情同優美的自然景色結合在一起；而年輕的羅貝托·法里亞斯根據一個平庸的偵探劇本攝制的影片《受威脅的城市》里也表現出某些天才。

到1960年，好萊塢在巴西的控制放鬆，但巴西電影界里有才能的人還無法獲得表現的機會，力量仍然分散，資金仍然短缺，政府對電影事業也漠不關心。然而，巴西電影卻在1962年在戛納電影節上以《諾言》一片奪得大獎，這部影片是安塞爾莫·杜亞爾特導演的，拍得很巧妙，但比起此后「新電影」帶來的真正創新還相去甚遠。

阿根廷

阿根廷的第一部故事片是1908年由意大利僑民馬里奧·加羅導演的。他在《處決德萊戈》一片獲得成功之后，成為阿根廷許多歷史題材片的製片人兼導演，其中《剝奪公民權》一片是由西西里的著名演員吉奧凡尼·格拉索主演的。1915—1920年間，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電影業生意興隆，在某幾年中生產的長片達30餘部，如E．馬丁內斯和埃爾恩·貢契在1915年攝制的《高喬貴族》、利比齊在1916年攝制的《回潮》、C．A．古鐵雷斯在1917年攝制的由十二個插曲組成的偵探片《萊納拉區的居民》、吉羅加和貝諾阿在1919年攝制的《沒有衣服的胡安》，后一影片曾在整個拉丁美洲和歐洲上映過。

從1920年到1927年影片的產量維持在12部上下。這時的影片主要是由自學而成導演的內羅·科西米，特別是何塞·A．費雷拉攝制的。后者原來是畫家兼裝潢家，有些吉卜賽人的習性，他很快顯示出一種不帶戲劇或文學成分的電影意識。他以新穎而自然的手法描寫阿根廷的首都及其平民區的生活（如1922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夢幻的城市》、1925年的《晚間的小風琴》、1926年的《小女裁縫》、1930年的《我的村莊里的歌手》）。

好萊塢壟斷著拉丁美洲中這個最重要的影片市場。90％的上映節目是它提供的（1923年全國有800家電影院，其中500家在首都）。阿根廷電影業在1927—1931年間經歷了深刻的危機；可是，隨著有聲片的興起以及費雷拉那部很吸引觀眾的影片《住在海港的穆尼基塔斯》的成功，人們終於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創建了兩家製片廠，使阿根廷的首都成為西班牙語影片的最重要生產中心（1939年生產50部影片）。阿根廷電影在獨創性方面遠不如墨西哥，它生產的商業性影片（喜劇片、鬧劇片、音樂時事劇片等）為數很多。

馬里奧·索菲西曾經是費雷拉導演的影片中的演員，他在《北風》（1937年攝制）、《無名英雄》（1940年攝制）和根據吉洛加兩篇短篇小說改編的社會劇《土地的奴隸》（1939年攝制）中，比其他演員更好地表達出阿根廷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一起攝制影片的優秀導演有那位手法高超、風格細膩的薩斯拉夫斯基，他在1935—1940年間拍過《逃亡》、《緊閉的門》、《紀念館》等片。另一方面，弗朗西斯科·慕傑加由於拍了一部生動地描寫內心活動的影片《如此生活》（1939年攝制）而一舉成名。我們還應舉出作家E．拉雷塔導演的散文式的影片《流浪漢》（1933年攝制）、埃利亞斯·阿利比導演的《死胡同》（1938年攝制）和貝爾·西亞尼導演的半紀錄性影片《從山嶺到峽谷》（1938年攝制）。

1940—1945年這個時期對阿根廷電影業來說不是一個走運的時期。由於戰爭期間缺少從美國進口的膠卷，使得布宜諾斯艾利斯失去了在西班牙語世界的優勢地位，而墨西哥卻因此獲得好處。到1945年，影片產量從原來50部左右下跌到25部。

阿根廷電影界最后所作的重大努力之一是把洛普·德維加的原作《鬼婦》搬上銀幕。在這部豪華而細緻的影片里，薩斯拉夫斯基同兩個西班牙共和主義者合作：詩人阿爾維蒂改編劇本，美工師戈里·穆諾斯擔任佈景師。

盧卡斯·德瑪雷趨向於拍攝一些阿根廷的歷史題材，他的最佳影片是由獨立製片商出資攝制的《高卓人的戰爭》，這是一部頗引人興趣的成功作品。德瑪雷的才干很不均勻，他總是不能達到他自己預定的目標。1945年，他和新進電影界的烏戈·弗雷戈內塞合作，攝制了《未開墾的草原》一片。弗雷戈內塞后來導演了不少很賣座的商業性影片，因此使他在1950年后被好萊塢聘去拍片。

隨著大戰的結束，阿根廷的影片生產逐漸恢復到年產五十部的水平，但是就全部產品而言，儘管在表演、攝影與導演手法上都無甚差錯，可是卻缺乏風味、獨創性，甚至沒有本國的特點。如果把這些影片配音譯製成英語片，很可能被誤認為好萊塢生產的B級影片。

當墨西哥轉向鬧劇片的時候，布宜諾斯艾利斯卻攝制一些沙龍劇和屏風喜劇，有時中間穿插著一些戴大草帽的牧人、探戈舞和別的帶有地方色彩的東西。庇隆將軍的獨裁統治對這種狀況並不是沒有關係。例如，馬里奧·索菲西不得已只好導演象《馬戲團的騎手》那樣毫無意義的大場面影片。在拍攝該片時他叫一個漂亮的女人擔任一個小角色，這個女人后來成了埃維塔·庇隆夫人。

在這期間，不屬此類無聊影片之列的是《血的河流》，由《探戈舞的明星》一片中那位動人的歌手烏戈·德爾·卡里爾導演。影片的劇本是根據當時還關在庇隆監獄中的作家阿爾弗雷多·巴雷拉的一部小說改編的（片中沒有標明這一點）。小說描寫一個採摘馬代茶的企業中被當作囚犯對待的工人們的一次起義。從這個動人的故事中，德爾·卡里爾拍出了一部主題思想與馬里奧·索菲西的《土地的奴隸》頗相近似的傑出影片。

庇隆政權垮臺以后，列奧波爾多·托雷·尼爾松（曾經在1937年拍過《回巢》一片的導演托雷斯·里奧斯的兒子）才開始拍片。他在試拍了幾部影片（其中有《被保護者》一片）之后，由於導演了幾部高水平的影片而成名，這些影片包括：富於詩意的《墮落》、殘酷的《保管人》，尤其是根據貝亞特里斯·基多的兩個主題拍攝的《天使之家》與《最后的節日》更為傑出，在這兩部影片中，詩情和美好的愛情故事以已經過去的時代（1920年和1935年）為背景同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真實描繪結合在一起。

托雷—尼爾松具有無庸置疑的獨特風格，他特別善於在狹窄的環境中表現一個破產墮落的資產階級，例如他在1961年攝制的《被抓住的手》就是如此，在該片中他描寫一個因孤獨和隱蔽的邪惡而變得日益怪癖的男人。

盧卡斯·德瑪雷以一種稍嫌呆板的粗獷手法繼續拍攝民族的題材（如1958年攝制的《扎夫拉》）。另一方面，托雷·尼爾松的同時代人費爾南多·阿亞拉在《首領》一片中表現一幫「黑衫黨徒」，中間穿插著一些對本國獨裁統治的影射。

在這個人民熱愛電影的國家里，有前途和才能的人很多，因此到1960年左右終於出現一個「新浪潮」，把阿根廷電影引向先鋒派和社會題材。

智利

在二次大戰開始時，智利為發展它的電影業曾作了很大努力。在政府的支持與資助下，智利影片公司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大製片廠。影片產量開始時年產只二三部，到1944年，1945年和1946年，年產影片似乎達到了十多部。

智利電影業曾邀請在阿根廷工作的導演來智利拍片，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國人雅克·雷米前來，他在智利拍了根據詩人雅克·蘇倍爾維埃爾編劇的影片《安第斯山上的磨坊》。人們這時開始攝制一些旨在獲得國外市場的「國際性」影片，例如阿根廷人莫格利亞·巴爾特與博爾科斯克攝制的《半世紀的浪漫史》與《辛酸的真理》，卡洛斯·科雷斯根據斯蒂文森小說《自殺俱樂部》改編的影片《死神的夫人》。富家子米格爾·弗蘭克自己出資拍攝了他第一部影片《希望的黎明》。

上一製片方針失敗之后，人們採取相反的道路，拍攝一些典型智利風味的影片，而不同任何外國人合作。當時智利的導演有豪爾赫·德拉諾、何塞·博爾、歐亨尼奧·德·利格羅。演員卡洛斯·莫達卡因主演《與命運的約會》一片而名噪一時。

到了1947年，激烈的經濟危機又接踵而至。「智利影片公司」破了產，它那現代化的製片廠在以后十年間似乎只拍了幾部故事片，影片生產基本上只限於製作短片與新聞片。這個國家在1954年有400家電影院，每人每年平均購票4到5張（全國共有600萬人口）。

1957年布魯諾·赫貝爾攝制了一部名叫《被遺忘的小海灣》的影片，內容是講一個漁村的故事，描寫一個過分精明能干的企業家想把這個漁村改造成旅遊中心。這部影片拍得很真實，由漁村居民演出，而且就在他們自己的房子里拍攝。在紀錄片方面，應當指出的有塞爾希奧·布拉沃，他在《拉手風琴者的一天》（1958年攝制）、《幾頁日曆》和《人民的旗幟》里以抒情的筆法，描寫了人民的生活，最后一部影片是由詩人巴勃羅·聶魯達解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