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自由的另一面是自由給個人帶來的孤獨與無權力。在路德新教教義中，便含有這一方面的觀念。由於本書之目的在討論作為一種負擔與危險的自由，所以，以下的分析強調，在路德與加爾文教義中的這一方面的觀念，在路德與加爾文的教義中，他們強調人的根本邪惡性與無權力。

路德認為，人性本惡，使人想做壞事，使人不可能靠本性從善。人有邪惡的本性。人性的墮落及人性之不能自由地從善去惡，就是路德整個思想的基本觀念之一。他以這種精神來批評保羅致羅馬人的信：“這封信的本質就是：要摧毀、根除、和消滅人類的智慧與正義……重要的是，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吾人之正義與智慧，已從吾人之心靈深處，及從吾人之空虛的自我處，徹底地被摧毀和根除了。”（MartinLuther：“VorlesudyuberdenRomerbrief，”chapterⅠ，i）

這種認為人是墮落和無能為善的信念，是上帝恩典的一個基本條件。惟有當人屈辱自己和摧毀他個人的意志及驕傲，然後上帝賜恩予他，“因為欲蒙上帝賜恩，不能靠我們自己，而須靠外來的正義與智慧，”（同前註）

 路德在“自由的枷鎖”的小冊子中，更激烈地表示了人類的沒有權力。他說：“因此，人類的意志無非是供上帝與魔鬼驅使的野獸。如果上帝當令，則人將服從上帝的意志。如同聖經舊約詩篇所說：‘我這種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般。然而我常與你同在。（第七十四篇第二十二、二十三節）如果撒旦當今，則人將服從撒旦的意志，人類的意志是沒有權作選擇的，如乘者之於坐騎，其權在乘者，而不在坐騎。’”（MartinLuther：“TheBondageoftheWill”）路德宣稱“敬神的人沒有‘自由意志’，而是上帝意志，或撒旦意志的俘虜、奴隸、和仆人。”（同前註）。路德認為，人不過是上帝手中的一個無權力的工具，人是本性邪惡的，人的惟一職責便是服從上帝的意旨，上帝以無比之正義行為，拯救人類。像路德這樣一個受失望、焦慮、與懷疑驅策，而同時又迫切渴望肯定的人，竟提出這種說法，委實有些令人不敢相信。所以，這些教義不是他所提出的明確答案。他終於為他疑慮，找到了答案。在一五一八年，他突然得到啟示。人不能靠他的德行而獲救；他甚至不應想到，他的工作是否會取悅上帝；但是，如果他有信仰，他便一定可以獲救。信仰是上帝賜與人類的；一旦人類有了信仰的主觀經驗，他便可以確信他會獲救。人與上帝是可以互相容納的。一旦人在信仰的經驗過程中，領受了上帝的恩典，人的本性便改變了，因為籍著信仰，他與基督結合為一體，而基督的公道使人恢覆了他因亞當的墮落而失去的公道。可是，人不能終身良善無疵的，因為他本性的邪惡是不能完全消失的。

 路德把信仰當作為個人自救的義觀經驗的這種教義，在初視之下，可能使人覺得，這和他那疑慮的感覺（這是他的人格特征）及他在一五一八年以前的教義是矛盾沖突的。其實，就心理而言，這種由懷疑轉變成肯定的改變，並不是矛盾的，而是有因果關系的。我們一定要記住，這種懷疑的性質：它不是一種由於思想自由而產生的理性懷疑，敢去質疑已成定案的看法。這是一種由個人孤立與無權力而產生的非理性的懷疑，這個人對世界抱著焦慮與仇恨的態度。合理的答案決不能治愈這種非理性的懷疑。惟有當個人成為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的一部分時，這種非理性的懷疑才會消失。如果一個人不能這樣地與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結合為一體——正如同路德和他所代表的中產階級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麽，懷疑便會被壓抑轉入地下，而想要壓制懷疑的方法，就是保證給予絕對的肯定。如同我們在路德身上發現到的這種對肯定的迫切探求，並不是表示真正的信仰，而只是出於想要克服那種不可忍受的懷疑的需要。路德的解決方法，我們可以在現代的許多人身上發現到，他們並不相信神，他們消除了受著孤立的個人本身，成為外在強權的手中工具，籍著這種方法，來尋求肯定。對路德而言，他心目中的權力是上帝，籍著對上帝的屈服，他尋求到肯定。但是，他雖然靠這種方法鎮壓住他的疑慮，這些疑慮並未真正消除；直到他臨終時為止，他仍受著疑慮的困擾，因此，他必須重新加強其屈服外界權威的努力，來克服這種疑慮。心理上，信仰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它可能是表達與人類的內在關系，以及肯定生命；也可能是對基本的疑慮感的反應組成（reactionformation），這種疑慮是由個人的孤立及其對生命的消極態度所形成。路德的信仰便有這種補償的作用。

 了解懷疑的意義，及想要壓抑這種懷疑的企圖，是特別重要的，因為這不僅是路德與加爾文（下面將會說到加爾文）的神學問題，也是現代人的基本問題，懷疑乃是現代哲學的起點；想要壓抑懷疑的需要，是促使發展現代哲學與科學的一項最有力的刺激因素。但是雖然合理的答案已解決了合理的懷疑，可是，只要人一天不能從消極的自由演變到積極的自由，非理性的懷疑便一天不會消失。現代人之想要壓抑懷疑的種種企圖——有的是想要追求成功，有的認為，對事實的無限識知可以解決對肯定的期求，有的則服從一位領袖，因為領袖可給予“肯定”——只不過使懷疑不為人所覺察罷了。只要人一天不能克服他的孤立，只要他在世界的地位一天不能成為有意義，懷疑的本身便一天不會消失。

在中世紀末期，路德的教義與各種人（除了富裕及有權的人以外）的心理情況，有什麽關系？如同我們已討論過的，舊的秩序正在瓦解中，個人已喪失了肯定的安全感，並且受到新的經濟力量，資本主義者及獨占者的威脅，共同的原則已由競爭取而代之；較低層階級感覺到日益受到剝削利用的壓力。路德教義對低層階級的吸引力，和它對中產階級的吸引力不同。城市中的窮人，以及農村的農人已處於絕望的情況。他們受到無情的剝削，他們的傳統權利和特權也遭剝奪。他們的革命情緒表現在農民暴動與城市的革命運動方面。福音道出了他們的希望與期待，正如同它曾給早期基督教時代的奴隸與苦力，帶來希望一樣，路德攻擊權威，以福音作為他傳教的重點，就此而言，他引起那些動亂的群眾的響應，正如同在他之前的其它具有福音性質的宗教運動，能吸引起動亂群眾的響應一樣。

雖然路德接受他們對他的忠順，而且支持他們，但是他也只能做到某一程度而已；當農民采取進一步行動，不僅僅限於攻擊教會的權威，和要求改善他們的命運時，他便不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了。他們進而成為革命階級，揚言要推翻所有權威，和破壞社會秩序的基石，可是，中產階級卻想要維持社會秩序。因為，盡管有很多困難——這些困難在前面已說明過了——中產階級仍有特權反對窮人的要求；故而，他們非常反對革命運動，因為革命運動的目的是不僅要摧毀貴族、教會及獨占者的特權，而且要摧毀他們自己的特權。

中產階級的地位是處於極富與赤貧之間，這種地位使它的反應成為覆雜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他們想要支持法律與秩序，而同時，他們本身又受到日形重要的資本主義的威脅。即使是中產階級中較成功的人，也不及一小群大資本家那麽富裕和有權力。他們必努力奮鬥以求生存，和求進展。財閥的奢華益加使中產階級覺得渺小，和使他們充滿嫉妒與反感。就整體而論，封建秩序的瓦解，和日形重要的資本主義者對中產階級的威脅，多於對中產階級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