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些小說教講得通俗文化，講得是兩種代表作品，一種是水滸傳為代表的以殺人為好漢一些作品，包括戲曲通俗曲藝，比如說書之類。還有一類以漁人為風流，西廂記為代表，這些作品反映了底層社會遊民的意識。解放以來很少用的觀念，遊民文化。

宗法社會之外的遊民社會

解放初也用過遊民這個詞，解放初的時候用於無業遊民的改造。大家夥一提到遊民這個詞就想起來沒有職業，我用的遊民，是針對中國古代社會而言的。因為古代社會我有一個地位，古代社會基本上是什麼社會呢？我們從生產方式上是小農經濟，個體的小農經濟為主導的，從社會組織方式上是宗法制度，一個家族人和人之間是靠血緣關系組織起來的。中國古代官員非常少，大家現在對中國官的數目之多感覺到腦袋疼不得了，動則幾百萬上千萬，大家老感慨古代的官有多少，唐代唐太宗一千一百多人，到了武則天已經官多得不得了，才一萬多人，宋代那會兒則多是十幾萬人，那會兒已經非常多了。劍橋中國史寫到晚清的時候有一句話，中國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用最少數的官員統治人口最眾多的國家。那會兒武官八千人，文官一萬六千人，古代官員非常少，特別是和現在比起來。

因為是宗法社會，宗法社會，中國由家到國的，家國同構。中國是官本位，哪來的，首先是皇帝本位，君主本位，君主本位哪來的，就是家長本位。因為中國是由家族、氏族、部落這樣發展起來的，中國國家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方式。所以說，中國的宗族和宗法制度是和專制皇朝是同構，宗法除了說明血緣關系之外，所謂宗法就是宗子法，宗子在周朝來說就是大家長，周子是天下的宗子，他傳位第一長子，天子有很多的妃子，一個後，後生得最大的兒子叫第一長子，周天子的位置傳給他，還有很多的兒子，其他兒子叫庶子，紛紛到各個國家建立諸侯國。周天子相對於諸侯國是大家長，我建立一個國家了，我建立一個晉國，分到晉國，當了諸侯，諸侯有一個正妻，很多的嬪妃，也生了最大的兒子，他的正妃生的孩子也叫第一長子，諸侯傳位也傳給第一長子，庶子分成大夫，諸侯對於大夫來說是宗子，再分成仕和小農，宗法結構是這麼一個結構，總法就是宗子法，宗子實際上就是大家長，我們講宗法是這樣子的。宗法社會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段，都有區別，先秦算作一段，先親到宋代以前算一個階段，宋代之後又是一個階段，這三段期間宗法結構有所差別，但是按照血緣組織社會組織，社會基層組織的方法基本上沒有多大的改變，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除了行政組織制度以外，還有一種宗法組織。宗法組織制度和那個是同構，所以說社會基本上是穩定的。

歷代皇朝都說以孝治天下，沒有說以忠治天下的，為什麼不說以忠治天下，不更利於封建皇朝嗎？不更利於專制皇帝嗎？皇帝不這樣說，讓你盡忠於我，盡孝，孝順你的父母，大家夥都盡孝，等於這個社會就盡忠了，這個社會從小的權威到大權威，最後到一個天子絕對權威，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把一切小權威全打倒，只樹立一個權威，必然失敗，中國古代皇權專制統治比集權統治聰明一些，我不宣揚這種聰明，中國這種古代社會專制統治結構，中國為什麼能搞兩千多年，因為結構太合理了，是超穩定，超穩定並不是鐵板一塊，因為裏面有減震機構。科舉制度，好像科舉制度能從底層提拔官員，實際上這是什麼呢？這實際上是用小官代替大官的，加強皇帝的專制統治，皇帝在位久了，別說和他一塊打天下的人，咱們過去老張老李老王，最後你做了皇帝，我在你眼前跪下，心裏不服。大臣威脅到皇帝的權威，暴力建立的政權絕不會以建立政權之後就會終止，暴力有一個延續的過程，有一個慣性，必須得有四五十年的暴力釋放，要有一個再釋放的過程。為什麼？漢朝、明朝都有屠殺功臣的事件，就是因為這個。第一代打天下的人，必然威脅到天子的權威，就是我繼位來的大臣久了也必然權力逐漸增長，影響到皇帝的權威。這怎麼辦？就得要提小臣代替大臣，西方也是這樣子的。自己的馬童、馬弁、提過夜壺的侍者，因為老給他跟班而把他提拔成為貴族和大官，這是非常愚蠢，讓人看不起，本來出身那個樣子，中國搞一個制度化的，科舉制度，從最底層提拔起來的人，還有一個選賢任能的美名，實際上選上未必能治理國家，未必就行，這畢竟是制度化的方式，不是根據皇帝個人喜好提拔起來的，這些小臣逐漸代替大臣，他感激是誰呢？感激的是皇帝，正像毛，打天下的人非常多，他在延安時期任用從白區來的沒有軍力的人，劉少奇，慢慢他威脅了，又換，再換一層，再換一個，最後有威脅，再換，最後換到王洪文，百分之百堅決支持他，因為只有他的存在，才能有他的存在，那些大臣就不同了，那些大臣必須得威脅到皇權的地位，才能夠存在。所以說，統治術中有幾個：用小不必用大，使功不如使過，老毛經常說團結犯過錯誤的同志，這話說得特別好聽，使功不如使過，哪些人立過很多的多功勞，整天得向我要回報，使過，犯錯誤整天真信任我，把我安放在這麼重要的地位，使近不如使遠，使功不如使過，使大不如使小，一系列的東西。毛的很多操作性的東西，那是非常厲害的。

古代皇朝有一個減震機制，科舉制度就是一個減震機制，不斷提拔小，不斷提拔新鮮的血液進入朝廷權力最核心的地位上。另外一個減震機制，言官制度，專為說話的官，而且說批評話的官，解放之後全沒這個官了，封建時代台諫制度，台是監督官的，諫是監督皇帝的，台諫制度是專說批評話的，而且三個月之內不說批評話，您就要做一點檢討，不成就得挪挪窩。台諫制度有幾個不得了，可以風聞奏事，我沒根據，就聽別人說的，你有貪汙行為，皇帝從民間選幾個妃子，雖然我不知道，我可以批評這個事情。第二，言官地位非常低，有人並不懂得這個道理，專制制度下對言官是不重視的，言官地位很重要，但是品位非常低，作為一種減震機制，這是最合道理，因為地位低，七品官，不惜官，敢向一品甚至向皇帝開火，最小的官，我說的這個話，沒準鳴震朝野，明朝敢說話的前赴後繼，用一品官說話，已經歲數大了，自己好不容易熬到這個地位，就和我們現在好多單位使用人愛使用從最苦的地位好不容易獲得一個學士、碩士、博士，提拔成一個小官，這個小官得趕緊抱著，惜官。我為太子黨說一句話，為什麼太子黨在中國不是很吃香的？就是太子黨很多你給他個部長他都看不上。不惜官就容易造成有反主的意見就出來了，要造成社會動蕩。

所以古代真心要聽取意見的時候，就用地位非常低的人，這是古代專制制度減震機制，我不太用封建這個詞，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當中把兩千年用了皇權專制制度，封建制度是日本販賣過來的詞，是誤譯。實際上在這兩千年皇權專制制度下，我們這種專制制度是實際上在皇權專制制度發展最為完善的制度，減震機制非常好。所以才能維持兩三千年，當然兩三千年維持下來有一個重要的減震機制就是遊民不斷地暴亂，毛主席說，中國宗法農民起義最多，基本上是五十年一小亂，兩百年一大亂，中國亂就是解決吃飯問題，中國人口膨脹到一定的程度，吃飯問題解決不了了，就要發生社會動亂，發生社會動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遊民這個群體，遊民就是從宗法社會當中遊離出來的人。

宗法農民一切都在他的土地裏頭，他的血緣關系、親緣關系，他要離開那塊土地就什麼權也沒有了，一個宗法農民一輩子很難出到一百米之外，我是山西人，我在六十年代初的時候，困難時期我回過一次老家，我是北京生的。我的老家是在山西省清源縣，應該說是很繁榮的地區，清源縣已經是太原市的郊區縣，我們那個村離著縣城只有30多裏地，但是我們那個村裏沒去過縣城老頭老太太有30、40人，宗法農民離開土地的機會非常少，很難變成遊民。但是一變成遊民，被宗法排擠出來，怎麼被排擠出來？基本上應該說是由於人口的增殖，因為中國人口基本上是四五十年就能翻一番，如果不控制的話，基本上三四十年翻一番。

人口多了，土地少了，怎麼辦？所以說的美國華裔學者所說，中國土地內卷化問題，內卷化就是過密化。過去十畝地就養活十個人，現在成了二十人，我還在這十畝地裏生活，只是精耕細作了，但是精耕細作絕不會使糧食翻上一番，但是可以增長20、30%，看著土地精耕細作了，人的勞動強度大了，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內卷化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存在，人口翻上十倍，肯定會有一批人要從土地上排擠出來，排擠出來的人怎麼辦？如果還有土地可開墾地區的時候，可以流浪到別的土地上，再開一塊土地，以他為始祖的一個家族，到了宋代人口發展很多，宋代初年有兩個制度，歷代不同的，一是不易兼並的制度。歷代統治者有一個皇權爭奪土地和對農民的統治權問題和剝削權問題，都有兼並土地的問題，被貴族兼並，農民不向皇朝納稅，而向貴族做貢獻，到了宋朝初年，當時人口經過五代，戰亂59年，人口喪失非常大，特別是北方地區，趙匡胤建立宋朝是中原地區為主，中原地區人口損失尤其大，統治地區人口不到一千萬人口，河南、河北、陜西、山東、安徽，土地很多，用不著抑制兼並，沒搞均田制度，願意種哪兒就種哪兒，到了後來統一南方了，因為南方，比如南唐和五岳，受戰爭戰亂比較少，相對社會比較穩定，那兒的田已經基本上固定了，沒必要打亂那兒的社會結構，宋代定的是不易兼並的制度。

二是沒搞均田制度，就是無皇帝老百姓也能耕作，造成了土地流轉情況不一樣，意志兼並給土地買賣制造很多的障礙，在宋代土地買賣障礙相對比較小，還是有障礙，土地買賣過程當中，流動比較小，土地流轉就非常快。辛棄疾南宋的詞人寫過一首詞，有一次他退休了，他兒子寫信說，不讓他退，田沒買完，置好田產請他爸爸退休。他爸爸寫了一首詞罵他，千年田換八百主，一口能插幾吃，千年的天地能換八百個主人，這一張嘴能插幾個吃多少飯，要地還有夠嗎？從上一句話可以看出，當時土地流轉情況非常快。土地流轉特別迅速，就說明在這個時代被土地上排擠出來的人非常多，遊民產生太多了，有賣的，就會有買的，為什麼買天地，往往有地的人再買地，他的土地不斷擴大，必然有些人被土地排擠出來，被土地排擠出來，就被宗法排擠出來，他們成為遊民。

成為遊民，在唐代以前，應該說到別的地方搞塊土地以外，要進入城市是很難謀生的。因為宋代以前的城市，唐代和唐代以前是城防制度，用一個形象的說法，典型的大城套小城，城中有房，房就是封閉的小城，長安有108房，民眾生活在房中，除非有特權的人可以臨街開門以外，臨街開門就是叫甲地，這個人出身於甲地，或有權力可以臨街開房子，不在房裏頭開門，絕大多數貧民都在房裏頭開門，晚上房門一關就是一個小城，有一點像現在的社區。社區一封閉了，外人很難進去，而且管門的就像現在保安一樣，房門關了，根本進不去，這種遊民進入城市很難生存。

唐代的商業主要集中在東西兩市，長安的地圖東西兩市在皇宮的兩側，當然房中有小型供應食品，大件的商品重要的商品頻繁交易的商品都在東西兩市，東西兩市也有人守，到晚上就關門，盲流要進入到長安那種城根本沒法生存。遊民或者是最後就死亡，或者是到別的地區開墾一塊土地，或者是有多種出路，做宋代以後的遊民是非常困難的，到宋代這個城市就變化了，城防制改成街巷制度，街巷制度房門都可以臨街了，大家可從事商業和服務業活動，宋代的大城市：開封、杭州這些商業和服務業都是非常發達的。

有人說資本主義，上星期四我在南方周末發了一篇《中國專制皇權研究》，那個商業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工商業，因為我們的小農經濟，古代農耕的經濟就有工商兩門，就有商業和手工業的存在，因為小農絕對不能成為一種自然經濟，過去說中國是自然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指農業整體，不是指小農本身。孟子和徐星的徒弟就說過這個問題，都是種了地之後換來的，因為小農無論如何不能自給自足，自然經濟指中國的經濟，不必依賴和外國的貿易滿足，但是就小農個體來說，他不是自給自足經濟，天然需要交換需要手工業。中國等到宋代，城市裏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並不代表資本主義的產生，資本主義還要其他許多的條件的配合，公民社會等一系列的配合，不是單看商業發達了，手工業發達了，但是的確宋代的商業和手工業在城市中那是極其發達的。但是這是幹什麼用的呢？主要就是滿足城市居民高消費的需要。流傳到現在一個畫叫清明上河圖，從事服務業和手工業特別多，從農民流入城市，沒辦法找一點小生意幹幹，不可能發展成為像西方城市的手工業成為無產階級的前身，不可能的。為什麼那麼繁榮呢？城市裏的官員，甚至包括軍人的收入都是相對於比進城遊民收入高很多。據我研究，宋代勞動力價格相當於唐代的三分之一的樣子，勞動力非常便宜，城市居民，有錢人，能用比較低的錢滿足需求，顯得手工業和商業非常發達。

我舉這麼一個例子，北宋時代官員都是騎馬，有一首詞《少年行》，寫了從事性行為一個女和一個年輕的男的，手法非常細膩，晚上把綢子拋開，男的女的一塊調笙，笙更合乎音，低聲問，你今天晚上到哪兒，現在天氣非常晚了，都到十二點了，你別去了，今天晚上就在這兒住下吧，天已經非常晚了，地全有了霜了，馬也特別滑，行人非常少。從這首詞中可以看到，少年人追歡買笑也是騎著馬的，而且司馬光和王安石為騎馬不騎馬問題還辯論過一次。當時已經有了轎子，有人主張坐轎子，司馬光說，用人代替壽力是不人道的，可是轎子普及了，為什麼？因為勞動力便宜。當勞動力的價格遠低於騎馬的價格的時候，人們自覺不自覺就會坐轎子，而且轎子又舒服，到了南宋之後，轎子基本上普及了，南邊馬比北方少，但是和勞動力便宜非常有關系。周密在一個筆記中就寫到，道學家穿得挺破，也有兩個村婦搭一個竹轎子遊說。到了南宋的時候騎馬的風氣已經被淘汰了，一是馬貴，二是勞動力便宜。所以說，從這兒就可以看出來，北宋的城市發達，因為遊民大量湧入城市，所以說形成勞動力價格非常便宜，所以才使得服務業和手工業發達起來。一進入城市之後，城市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看遠比農村提高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