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分析中，陳世驤把詩中的情感主體視為現實中的寫作主體，即詩人就是抒情主體。這提示了中國抒情傳統的一個基本預設，即文本必為真實的個體詩人所作，且文本中抒情主體的聲音和詩人的聲音是一致的。如在分析《九歌》的「生命化的時間和空間」之前，陳世驤認為「承認《九歌》是個人心靈的創作，以及看重這個節式各部分的契合內聚及其統整，是我們所必須強調的」。又如《四時詩》存於《陶淵明集》，但《全晉詩》列入顧愷之《神情詩》。對此，陳世驤以該詩對仗工整、時間表現過於平板、浮面，宣稱「乃淵明所不屑為的」，而歸到了顧愷之名下。若不拘泥於真實作者，大可不必下此判斷。但給出這種判斷，恰恰說明陳世驤重視個體詩人及其所帶來的意義確定性。

孫康宜也是如此。她認為《詩經》中的相對時間指「表達個體在時間中的傾向意識」，包括「未見……既見……」和「昔我……今我……」，前者用以說明「我—君子」關係，「我」一般是女子；後者用以說明今昔遭遇對比，「我」一般是士兵。這兩類抒情主體聯結於「離別」主題之下。「自中國史之初，離別往往由頻繁的征兵所致。由於人的時間體驗在離別時從未如此強烈，其自我意識也在那些時刻達到頂峰。」 將「詩」與「史」聯系起來，即是試圖為文本的抒情主體找到與現實相對應的詩人，後者往往被指定為情感豐沛的具名作者。「即便是作者問題充滿懸疑，但有個作者依然是重要的，因為作者的名字乃是促使某種『組織』之動力。」可見，為文本加上具體的詩人名字，成了中國抒情傳統論者分析抒情主體與現實作者具有一致時間觀的關鍵一環。

劉若愚對中國抒情詩時間觀的認識和陳世驤是基本一致的，而在切入角度上稍有不同，他更重視詩對讀者自我的閱讀效果。劉若愚認為中國詩歌缺乏時態和省略主體，導致讀者讀詩具有作者作詩的性質。「中國詩歌中『時態』的缺席，使詩人不是從某一個特定時間點，而是在永恆的狀態下呈現場景，我們並非被邀請去觀賞在特定時間下，由特定人物所看到的特定的春夜景色，而是去感受『春夜性』的精髓。」時態的缺席使詩人筆下的情景具備永恆性。讀者閱讀一首詩，並非觀賞特定的場景，而是摒除了具體時空，像詩人那樣直接捕捉某一場景所蘊含的永恆意味和本質內涵。「在中國詩歌中，這種永恆性和普遍性內涵，通過主體表達的頻繁省略，被進一步增強。」 這使得讀者可以將自我代入文本，充當抒情主體，對詩歌內涵進行充分把握。

對此，劉若愚繼續寫道：

不把「表達的時候」理解為寫這首詩的歷史上的某一時刻，而把它理解為讀者通過與詩人融為一體，或者至少是通過設想詩人正在吟哦，從而重現那一時刻的時候。這樣，一首詩中的任何指示詞語都應被看成是指讀者的現在而言。

對於詩之時間的理解，不必以詩人寫作的具體時刻為坐標；而是可以樹立讀者的主體意識，以讀詩的時刻衡量詩歌的時間脈絡，使詩文本具有現在時態和行為主體。也就是說，讀者讀詩是以類似於詩人的主體性，對詩歌進行再創造，使文本情境在當下得以實現。

在此一前提下，劉若愚探究了時間與詩人的方向關係，認為存在兩種情形：一是相對，即詩人與時間的方向相反，包括自我靜止、時間向自我移動，自我向前移動、時間靜止，自我向前移動、時間向相反方向移動，以及自我向後移動、時間靜止等；二是一致，即詩人與時間的方向相同，包括自我靜止、時間從後向前移動，自我和時間都向前移動。無論相對還是一致，時間和詩人都必定相遇。劉若愚還將中國詩歌中的時間觀念分為個人時間、歷史時間和宇宙時間三種，它們互相結合，形成了個人和歷史，個人和宇宙，歷史和宇宙，以及個人、歷史和宇宙相結合等四種搭配情況。這意味著讀者閱讀詩歌時，也必將遭遇時間，從而體驗到詩人在時光之中的情感和行動反應。可見，時間、自我與抒情在讀者身上也是緊密糾葛在一起的。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4期)

作者周建增，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廣州5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