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前，寫字是一件大事，在“唸背打”教育體系當中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從描紅模子的橫平豎直，到寫墨卷的黑大圓光，中間不知有多大勤苦。記得小時候寫字，老師冷不防的從你腦後把你的毛筆抽走，弄得你一手掌的墨，這證明你執筆不堅，是要受懲罰的。這樣惡作劇還不夠，有的在筆管上套大銅錢，一個，兩個，乃至三四個，搖動筆管只覺頭重腳輕，這原理是和國術家腿上綁沙袋差不多，一旦解開重負便會身輕似燕極盡飛檐走壁之能事，如果練字的時候筆管上馱著好幾兩重的金屬，一旦握起不加附件的竹管，當然會龍飛蛇舞，得心應手了。寫一寸徑的大字，也有人主張用懸腕法，甚至懸肘法，寫字如站樁，挺起腰板，咬緊牙關，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在這種姿態中寫出來的字，據說是能力透紙背。現代的人無需受這種折磨。“科學”已經廢除了，只會寫幾個“行”“閱”“如擬”“照辦”，便可為官。自來水筆代替了毛筆，橫行左行也可以應酬問世，寫字一道，漸漸的要變成“國粹”了。…

我二十二歲清華學校畢業，是年夏，全班數十同學搭乘傑克孫總統號由滬出發，於九月一日抵達美國西雅圖。登陸後，暫息於青年會宿舍，一大部分立即乘火車東行，只有極少數的同學留下另行候車：預備到科羅拉多泉的有王國華、趙敏恒、陳肇彰、盛斯民和我幾個人。趙敏恒和我被派在一間寢室里休息。寢室里有一張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沒有被褥，我們二人就在床上悶坐，離鄉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時已夜晚，寒氣襲人。突然間孫清波沖入室內，大聲的說：

“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發現滿街上全是黃髮碧眼的人，沒有一個黃臉的中國人了！”…

“民權初步”講的是一般開會的法則，如果有人撰一續編，應該是講排隊。

如果你起個大早，趕到郵局燒頭炷香，櫃臺前即使只有你一個人，你也休想能從容辦事，因為櫃臺里面的先生小姐忙著開櫃子、取郵票文件、調整郵戳，這時候就有顧客陸續進來，說不定一位站在你左邊，一位站在你右邊，也許是衣冠楚楚的，也許是破衣邋遢的，總之是會把你夾在中間。夾在中間的人未必有優先權，所以三個人就擠得很緊，胳膊粗、個子大、腳跟穩的佔便宜。夾在中間的人也未必輪到第二名，因為說不定又有人附在你的背上，像長臂猿似的伸出一隻胳膊越過你的頭部拿著錢要買郵票。人越聚越多，最後像是橄欖球賽似的擠成一團，你想鑽出來也不容易。…

不要以為不守秩序、不排隊是我們民族性，生活習慣是可以改的。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訴我許多敵偽橫行霸道的事跡，其中之一是在前門火車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來回巡視，遇到不排隊就搶先買票的人，就一聲不響高高舉起竹鞭颼的一聲著著實實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後，他一聲不響的排在隊尾了。前門車站的秩序從此改良許多。我對此事的感想很複雜。不排隊的人是應該挨一鞭子，只是不應該由日本人來執行。拿著鞭子打我們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們自己人就沒有人肯對不排隊的人下那個毒手！好像是基於同胞愛，開始是勸，繼而還是勸，不聽勸也就算了，大家不傷和氣。誰也不肯揚起鞭子去取締，腆顏說是“於法無據”。一條街定為單行道、一個路口不准向左轉，又何所據？法是人定的，要什麽樣的生活方式便應該有什麽樣的法。…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灣的書房，原名苦雨齋，後改為苦茶庵，不離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橫額是沈尹默寫的。是北平式的平房，書房佔據了里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里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凈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致。外面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麽會掉進了泥淖一輩子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