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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間性

主體間性，是20世紀哲學中出現的一個基本范疇，它的主要內容是研究一個主體怎樣與另一個主體相作用的。

從十七世紀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形成西方哲學主體主義的開端，到胡塞爾借由「先驗自我」提出主體間性概念，再到海德格爾、哈貝馬斯等人對主體間性理論的完善和延伸，西方哲學的研究范疇經歷了從主客體二分的主體主義到主體交互關係的主體間性，雖然主體間性理論在此過程中不斷完善，但始終存在問題，最突出的是主體間性理論中對客體實踐基礎的忽視。

主體間性是有別於傳統主客體關係的「主體——主體」交互關係，而追溯主體間性概念的來源，則是在近代主體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說沒有對主體性哲學的反思和超越，主體間性哲學就無從談起。

主體主義哲學的確立，是從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所開創的認識論轉向開始的，笛卡爾這一命題的提出，開創了主體性哲學。認識主體「我」的確立標志著西方哲學認識論的轉向和主體主義的崛起。在《方法論》一書中，笛卡爾又指出：「……那種正確地作判斷和辨別真假的能力，實際上也就是我們稱之為良知或理性的那種東西，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也就是說，認識主體的「我」可以代指所有人，是每一個個體，那麼主體與主體之間得到的知識是具有普遍性的。

主體性哲學源於笛卡爾，而較為系統地完成認識論的主體性轉向的是康德，康德強調「人為自然立法」，他指出「客觀有效性和(對任何人的)必然的普遍有效性這兩個概念是可以互相換用的概念」。也就是說，康德進一步將主體之間的必然性當作是知識客觀性的基礎，用主體間性為真理的客觀性提供了評判尺度。

在道德和審美領域，康德主張的道德原則以人類共同認同的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原則為基礎，是主體之間具有共同性的東西。而在審美領域，「審美判斷要求傳達普遍主觀性，但不需要借助概念，它的本質是主體間性，即主體與其他的主體的關係，而不是主客體的關係」，因此，審美判斷擁有普遍有效的先天主觀條件。

康德的先驗轉向是主體性哲學的重大進步，但是康德並沒有徹底貫徹先驗主體性原則，「康德的先驗主體是一種有限的主體，而胡塞爾要求的是先驗主體的無限性；康德將作為本體的先驗主體隱藏在不可知的物自體中而拒絕直接地去言說它，而胡塞爾則要求沖破康德的劃界去言說這個先驗主體。」同時，康德也對主體間性作為真理的評判尺度進行了一定的考察，在康德那裡，主體間性成為認識、道德和審美原則的重要評判尺度，但是並不是最終的決定性因素，這也在現代認識論哲學中被批判。(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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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爾

現代西方哲學發展中，由於認識主體轉向個體，認識的普遍性問題也就因此凸顯出重要意義了，最早涉及到認識主體之間關係的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

胡塞爾建立了先驗主體性的現象學，他的現象學「不僅要求懸置作為外在實體的人和物，而且也要求懸置心物一體的自然主體之我，將自我先驗化、功能化、空靈化為一種至大無外的邏輯主體」。胡塞爾把先驗自我的意向性構造作為知識的根源，堅持一元主體的自明性原則，但是這就產生了個體認識如何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必須建構多元的主體間性才能擺脫唯我論的困境。一種有別於主體性哲學的主體間性哲學也就由此形成。

胡塞爾在《笛卡爾式的沉思》中指出，「內在的第一存在，先於並且包含世界上的每一種客觀性的存在，就是先驗的主體間性，即以各種形式進行交流的單子的宇宙。」這裡的單子牽涉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的單子論，不同的是，萊布尼茨認為單子是一種精神或心靈的力，是自我封閉的，「單子沒有窗子，不能受外界影響，或由外界施予作用」。而胡塞爾對萊布尼茨單子的封閉性進行了改造，胡塞爾認為單子能夠反映整個宇宙的面貌，能夠在「自我」中反映「他我」，而單子也就是認識主體之間的共識或知識的普遍性的根據，是人的「統覺」「同感」「移情」等能力。

海德格爾

但是，胡塞爾的主體間性哲學是以先驗主體論為前提提出的，限定於認識論范疇，只涉及認識主體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認識主體與對象世界的關係，因此「海德格爾指責胡塞爾現象學的先驗主體性在本體論上的無根據性」，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並不是本體論的主體間性。本體論的主體間性指存在的人與世界的同一性，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理解關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現代哲學家超越了主客對立的思維方式，由認識論哲學轉入存在論和解釋學哲學。

海德格爾認為，胡塞爾自我統覺和他人統覺的同一是通過自我對他人統覺的推想而實現的，這種主體間性仍然是本我在范疇內出現，那麼這種推導本質上仍然是主體性而不是主體間性。

海德格爾從「此在」出發展開主體間性，「此在」不是先驗探究的基礎，而是具體生活境域中的人。海德格爾認為，「自我認識所說的並不是通過感知察覺和靜觀一個自我點，……只有當生存著的存在者同樣源始地在它的寓世之在及共他人之在——它們都是它的生存的組建環節——中對自己成為透徹明晰的，它才「自視」。自我作為「此在」是處於他人之中的，他人構成自我所必需的生活環境，因此，自我先在性地包容著他人，自我和他人通過語言相遇和交往。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哲學提出了此在的共在問題，由此開始進入本體論的主體間性問題。

然而，海德格爾雖然涉及了本體論的主體間性問題，但仍然限於「此在」的范圍，沒有進入存在本身，他跟胡塞爾一樣，從傳統西方哲學的先驗論的「自我」出發，以主客關係的模式來間接構築主體與主體的關係模式。因此在海德格爾的理論中，真正具有交互性特質的主體間性理論並沒有真正確立。

馬丁·布伯

較之海德格爾，宗教學家馬丁·布伯的主體間性理論更為徹底。布伯在《我和你》一書中區分了「我一它」和「我一你」兩種哲學范疇，「我一它」是一種人對於世界的認識關係，而「我一你」是超越這種實用關係的「對話」和「相遇」的關係，在布伯看來，「你」是「我」以外的所有存在，包括他者甚至自然和上帝，因此「我—你」哲學模式較之「我一它」哲學模式是一種更具有本真性的關係模式，「我一你」關係是一個原初的整體，也是世界的本體，它體現了一種真正的交談性的主體間性關係。此外，布伯還引人了一種有別於主體性關係的「之間領域」關係，「精神不在『我'之中，它佇立於『我』與『你'之間」。這樣，自我和他者通過「之間」的對話產生聯系，而這種對話正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直接關係。布伯的理論是對主體間性理論的重大發展，他以主體間關係本身來直接構築主體間關係模式，真正超越了單一主體性原則，在本體論上建構了主體間性理論。

但是，主客關係是人類對象化活動的基礎，布伯在肯定「我一你」主體間關係的同時，卻徹底否定了主客體關係，這使得他的主體間性理論最終失去了實踐基礎。（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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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達默爾

另一位在海德格爾存在哲學基礎上對主體間性理論進行發展的哲學家是伽達默爾，伽達默爾繼承了海德格爾的生存論解釋學思路，主要從歷史、傳統和語言等方面來闡釋人的存在方式，解釋人與世界的存在論關係。

海德格爾通過語言使主體間在「意義世界」中相遇，伽達默爾也關注語言和意義問題。他認為，語言在本質上屬於人的生活世界，語言是主體間交往的根本方式，語言不僅是理解的對象，而且是理解的直接前提和出發點。語言的本質在於「對話」，對話便是主體間對「意義」的相互理解，從根本上說，對話通過改變主體雙方的觀點而達到對世界的共同理解。由此，伽達默爾從文本的解讀、理解和溝通人手，建構了本體論的解釋學體系。

伽達默爾認為，理解是一個歷史過程，傳統和語言作為生活樣式，在歷史中沉淀，傳統和固有的語言觀點是前理解結構，任何人都生存在一定的視界之中，不同的視界代表著不同的傳統。對話者的對話本身就是主體雙方的「視界融合」。在此，伽達默爾提出了主體間性的歷史性問題，「視閾交融」可以存在於不同時代理解者之間，通過對話超越自己個體的有限視界。

主體的理解表現了人的生存的歷史性也是人的本體論存在方式，理解就是一種視界的融合，是一種效果歷史，因而理解在人們取得一致意見的交往聯系中起著重要作用。在解釋學視域內，主體間關係是一種理解關係，而文化、傳統使理解交往成為可能，伽達默爾的主體間性哲學也因此具有存在論和語言文化視野上的意義。

尤爾根·哈貝馬斯

當代西方哲學界中，突出強調主體間性理論的當屬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他將主體間性問題作為一個突出的社會歷史和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並以主體間性問題為基礎構建了交往行動理論。

社會病態的五個等級，哈貝馬斯如何用「主體間性」化解交往矛盾？

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行動是指不同主體之間遵循有效性規范、以語言為中介而發生相互作用的行動，交往行為強調一種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是主體在生活世界中的一種現實的相互作用關係。

在哈貝馬斯看來，在交往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互為客體，而是互為主體，因此，交往是通過主體間的互動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交往主體在相互理解和對話的過程中，必須以語言為中介，而語言、規范、理解等等，都只能在主體間性中存在。「個人作為一個特殊的語言共同體的成員……惟有融入一個主體間共有的生活世界，才能成為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的相互作用和以相互理解為目的的語言使用，內在地蘊含著一種促使主體逐漸個性化的動力。但與此同時，通過日常語言的同一媒介，社會化的主體間性也顯現出來。」這樣，作為主體的個人通過用語言使自身在生活世界中達成主體間性意義上的理解，實現了自我的個體化和社會化的統一。

由此，哈貝馬斯以交往理性為核心建立了系統的交往行為理論，實現了自我問題研究的主體間性轉向，同時也開辟了主體間性哲學的新路向。

較之前人的理論，哈貝馬斯主體間性理論有更多值得贊同的地方。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對象化活動、人的主體性的確立和實現，都必然不能脫離其社會屬性，因此，哈貝馬斯在社會化的基礎之上理解主體間性和交往，這是合理的，主體和主體共享社會生活、實踐的經驗，構成主體之間相互理解、交流的平台，使得交往作為一種基本的生存方式得以確立。然而，哈貝馬斯主體間性理論的不足之處也非常明顯，他試圖整合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卻最終陷入了二元論。哈貝馬斯將主體間性的基礎看成是精神交往，他以「興趣」為出發點，以一種烏托邦式的「生活世界」為目標，忽略了物質交往的存在和重要作用。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來看，實踐尤其是物質生產實踐才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缺乏物質交往的基礎，主體間性理論也將陷於唯心主義的虛幻之中。(百度百科)

Comment by iPLOP on June 27, 2025 at 1:00pm

你的公司需要一位首席哲學長嗎？～～在《富比士雜誌》（Forbes Magazine）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法國奧德商學院（Audencia Business School）企業社會責任副教授克里斯汀·福格林（Christian Voegtlin）指出，一些位於矽谷的公司，包括搜尋引擎巨頭 Google，在內部開始聘用哲學家。其他公司，如即時通訊公司 Skype，則使用哲學顧問的服務，讓管理團隊探討與日常業務相關的哲學問題。這些實務型哲學家正逐步進入商業世界，擔任事實上的「首席哲學官」（Chief Philosophy Officer，簡稱 CPO）。這項職務看起來是一種結合顧問、人生導師與策略家的角色。

設立 CPO 這個職位的理念是：在這個以前所未有速度發展的商業環境中，CPO 能發揮關鍵作用。

哲學能協助企業尋找目標與方向，藉由探討關於人生意義的根本問題，提供指引。哲學對於回答我們如何共處、如何對待他人等問題也極為重要。CPO 可以成為企業中重要的調解者，協助過度負荷的經理人或創業家跳脫日常業務的框架，重新思考並看見更宏觀的局勢。他們也可以引導創新型新創公司檢視其商業目標。此外，哲學思維亦可幫助科技創新者劃定其創新的界線，例如從隱私權的維護，到虛擬智能應具備多少人文價值等議題。

初次接觸企業哲學顧問（CPOs）

「哲學家總是在人們無法再容忍廢話時現身，」哲學諮詢師與教練安德魯·塔加特（Andrew Taggart）說道。「我們揭示這些廢話，並阻止它繼續發生。而今天的商業世界，充斥著大量的廢話。」

他舉例說，像是駭客、程式設計「忍者」，還有那些職業身份模糊甚至虛構的「思想領袖」，都是當代商業世界荒謬現象的例子。

心理學家通常採取治療方法，試圖解決個人心理問題，而哲學諮詢師則透過邏輯與理性，辨識並破除人們對人生的錯誤想像。然而，在矽谷，哲學依然多半是幕後的活動。斯多葛主義（Stoicism）或許是創業家中最受歡迎的思想流派，但公開表示支持的人仍屬少數。

由哲學教授比爾·歐文（Bill Irvine）所著的《美好人生指南：斯多葛式喜悅的古老藝術》（A Guide to the Good Life: The Ancient Art of Stoic Joy）在舊金山創業圈中頗受歡迎，成為他們應對創業生活挑戰的參考書。歐文了解這種吸引力，他說：「斯多葛主義本來就是為了普通人而發展出來的哲學。它的核心是定義何謂『好的人生』。」

矽谷喜歡將自己也視為肩負類似使命的地方。Google 提供員工免費參加名為「向內尋找」（Search Inside Yourself）的課程，該課程如今已發展為一個獨立的基金會，致力於培養專注力、自我覺察與心理韌性，目的是「為自己與他人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然而，曾任微軟經理、主修哲學，並撰寫多本商業書籍的史考特·柏肯（Scott Berkun）則認為，多數矽谷人其實沒真正吸收到哲學的教誨。他說：「如果把蘇格拉底放進創投簡報會的房間裡，我想他會對這麼多年輕人把時間投入在那些無法讓世界或自己變得更好的事情上感到難過。」

人工智慧與哲學

人工智慧（AI）與哲學關係密切，因為兩者共享許多核心概念，如智慧、意識、知識論，甚至自由意志。哲學家對於人工智慧的一些基本觀念早有闡述，但要將其發展成一門正式科學，仍需在三個基本領域達到數學上的形式化：邏輯、計算與機率。

當談到具有人類水準的「通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時，哲學問題顯得格外重要。在這個議題上，存在兩種對立的哲學理論，它們提供了簡潔卻深遠的解釋，揭示人工智慧可能的發展方向以及知識是如何產生的：

我們通過觀察來學習。這被稱為歸納推理，簡稱歸納。我們觀察某些現象，並從中推導出一般性的原則，以形成理論。機器學習——人工智能中最重要的領域——本質上就是歸納性的。知識是通過觀察提取出來的。歸納是科學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當前主導的知識生成理論。只要數據足夠多，系統所需的所有知識都可以通過學習獲得。問題在於，如果數據質量不足，歸納很容易產生錯誤的知識。盡管如此，歸納理論仍然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基礎，而常識推理依舊是通用人工智能（AGI）面臨的主要障礙之一。

解釋力理論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是科學哲學中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對歸納問題的解決方案是：知識實際上並不是從經驗中獲得的。雖然經驗和實驗在知識的形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他強調的核心是「問題」。實驗的目標應是尋找能反駁理論的證據，這一過程被波普爾稱為「證偽」。盡管理論永遠無法被證實，但如果能經受住真正的證偽努力，就可以被「證實」（即暫時被接受）。下圖展示了這一理論：

時間將揭示這兩種對立的哲學理論將如何影響人工智能的持續發展。來自腦科學的新發現也可能為這場辯論提供進一步的線索。（下續）

(譯自：Does your Company need a 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CPO)? by Peter Rudin；18. January 2019,https://singularity2030.ch)

Comment by iPLOP on June 26, 2025 at 9:35am

（續上）人工智能與處理常識知識（CSK）的當前局限

自人工智能誕生之初，人們就已認識到常識獲取與推理是其中一個核心挑戰。然而，在這一領域的進展卻令人沮喪地緩慢。早在1960年，在機器翻譯的語境中，研究人員就已經討論了現實世界知識對於自然語言處理與消歧義的重要性。

幾乎無一例外，當前處理語言任務的計算機程序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這些任務可以僅通過對單詞或短語的簡單操作來完成，而無需深入理解語言本身。為了追求短期成果，常識問題往往被回避了。但若不更加重視常識，幾乎無法實現人類水平的理解能力。

常識知識（CSK）面臨的問題是建立一個資料庫，包含大多數人理應具備的一般知識，並以人工智慧系統能夠理解自然語言的方式呈現。儘管智慧機器已經能夠擊敗最優秀的人類圍棋選手、駕駛汽車、回答有關天氣或其他特定主題的自然語言提問，但它們實際上並不「理解」自己在做什麼。

這些成果主要是透過多層人工神經網路（深度學習）實現的，這種方法最有效的方式是結合大量標註的訓練資料（數據集）與所謂的「反向傳播」演算法，後者被用來訓練神經網路以達成特定的結果。

常識知識與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不同，前者處理的是一般性的知識，而不是針對特定實體的細節。大多數的知識資料集提供了關於某些實體（如人物或地理政治實體）的數百萬筆資料，但卻無法提供基本的常識知識，例如：一個嬰兒可能還太年幼，無法擁有物理學博士學位這種概念。

獲取常識知識的挑戰在於它難以捉摸且依賴上下文。常識難以掌握，是因為它很少被明確地表達出來。上下文在界定常識的正確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取得常識知識的過程中必須加以考慮。應用常識的困難在於：在擁有大量常識資料庫之前，無法對其進行有效實驗。

建構常識資料庫的努力

1985年，當時還是史丹佛年輕教授的道格·雷納特（Doug Lenat）開始手動建立一個名為「Cyc」的資料庫，目的是分類並儲存常識知識。自那時起，雷納特和他的同事花了數年時間不斷地將常識知識輸入 Cyc。34年後，經過等同於兩千人年（man-year）的努力，利用 Cyc 建立一個常識應用程式仍需要龐大的工程投入。

為了克服這個問題，研究人員開始使用資料探勘技術，從特定情境的文字分析中結合神經網路標註，找出常識關係。例如，1999年麻省理工學院（MIT）創立的「Open Mind Common Sense（OMCS）」是一個人工智慧專案，目標是從來自全球網路上數以千計人的貢獻中建立並運用一個龐大的常識知識庫。

這個資料庫可以被用來建立特定應用，例如 ARIA，一個能夠根據物體分類、空間關係、物體用途、事件間的因果關係以及情感等，管理個人照片的系統。

近年來，OMCS（開放心智常識）項目通過整合其他眾包資源的知識，發展成為了ConceptNet。這個知識庫目前包含大約2800萬條語句，全面支持10種語言，為人工智能應用理解人類所使用的詞語含義提供了資源。2018年2月，艾倫人工智能研究院（Allen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宣布了一項大型、資金充足的研究項目，旨在通過ATOMIC（一個基於知識圖譜的「如果-那麼」推理圖譜）推進機器常識的發展。隨著谷歌等公司加入常識型人工智能應用的競爭，我們可以預期會有更多的相關公告發布。

結論：未來CPO（首席哲學官）的職位畫像

CPO的主要職責是支持人類價值觀與技能與智能機器之間的對接，以優化人機增強的潛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CPO必須激勵團隊成員提出「跳出企業框架」的問題。為了推動這種活動，CPO需積極參與構建和維護一個面向公司所面臨的「外部世界」問題的常識數據庫。配備了相應的常識推理工具後，CPO將作為戰略事務以及領導力與個人發展事務方面的顧問，為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團隊提供建議。

要勝任這些任務，理想的CPO應具備以下背景：

在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公司中從事多個職能崗位至少5年的工作經驗;擁有人工智能或信息技術方向的學士學位（BS）;擁有哲學方向的碩士學位（MS）.

作為另一種選擇，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在商學院的教育中，讓未來的管理者接觸哲學思維？這樣可以增強未來商業領袖在個人探究、邏輯和推理方面的潛力，並能在其身份尚未完全成形的階段，為其提供目標與方向。不論選擇哪條路徑，CPO的思維模式對於在企業發展中應對AI所帶來的快速變革，都是不可或缺的。

(譯自：Does your Company need a 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CPO)? by Peter Rudin；18. January 2019,https://singularity2030.ch）

Comment by iPLOP on June 22, 2025 at 10:03am

為何你的董事部需要一位首席哲學長

在現今企業高層中，已有首席顧客長（Chief Customer Officer）、首席倫理長（Chief Ethics Officer）和首席幸福長（Chief Happiness Officer）等職位。那麼，下一個董事會必備的職位會是首席哲學長（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CPO）嗎？法國奧丹西亞商學院（Audencia Business School）企業社會責任副教授 Christian Voegtlin 探討了企業聘請內部哲學家的趨勢。(Forbes)

什麼是內部哲學家？為何人們開始談論他們？

Voegtlin 教授指出，一些矽谷的公司，如搜尋引擎巨頭 Google，已開始聘請內部哲學家。其他公司，如即時通訊和電信公司 Skype，則聘請哲學顧問（如 Andrew Taggart）與管理團隊探討與日常業務相關的哲學問題。這些實用哲學家逐漸進入商業世界，擔任事實上的「首席哲學長」。(Forbes)

這個職位結合了顧問、生活教練和策略家的角色，協助執行長或企業處理如「什麼是良善而有德的生活？」「我如何成為一位好上司？」「我的企業目的是什麼？」等根本問題。(Forbes)

Comment by iPLOP on June 21, 2025 at 9:13pm

矽谷對哲學的興趣可追溯到史丹佛大學於 1986 年推出的符號系統（Symbolic Systems）課程，該課程旨在培養下一代科技領袖，分析電腦與人類之間的溝通，涵蓋神經科學、當代哲學家、心理學和邏輯學。Yahoo 前執行長 Marissa Mayer、LinkedIn 創辦人 Reid Hoffman 和 Instagram 聯合創辦人 Mike Krieger 都是該課程的校友。

這些問題與商業有何關聯？

Voegtlin 教授表示，這些問題在實驗創新技術（如人工智慧）的環境中特別相關。哲學家可以協助制定在開發虛擬智慧或設計 AI 與人類互動時應適用的標準。同樣的道德問題也適用於使用算法吸引訪客觀看後續內容的社交媒體平台。這些算法是否應僅以最大化用戶在平台上的時間為目標，而不管推薦內容將用戶引向何處？CPO 可以協助制定更「道德」的編程指南，例如強調民主價值的相關性。

CPO 在科技領域之外的價值

CPO 的理念在於，在前所未有的快速變化的商業環境中，該職位可以提供幫助。哲學可以通過探討生命意義等根本問題來提供目的和指導，這對於回答我們如何共處和對待他人的問題至關重要。

CPO 可以成為重要的調解者，幫助過度負荷的管理者或企業家從日常業務中抽身，從而看到更大的圖景。他們還可以指導創新型初創企業評估業務目標。(singularity2030.ch)

在面臨重大可持續性挑戰的世界中，創新應該理想地促進可持續的未來。CPO 的角色是引導企業朝著結合道德目的與盈利能力的創新方向發展。此外，哲學思維可以幫助技術創新者界定其創新的界限，從隱私權到應與虛擬智慧相關聯的人文價值。

最後，當談到領導力時，我們都知道有些例子出了大問題。當然，有一個人可以提供關於領導目的的指導，總是有益的。

CPO 是矽谷的奇特現象，還是會在其他地方流行？

Voegtlin 教授認為，聘請哲學家是一種新興現象，仍處於初期階段，因此可能會引起不同的反應和爭議。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會流行起來。最初，實用哲學家可能會面臨與企業社會責任經理最初面臨的類似挑戰。他們必須在仍以利潤為主導的環境中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並證明自己在組織中的價值和合法性。此外，他們還面臨將複雜的哲學思想轉化為對商業具有現實意義的挑戰。這一直是哲學家的挑戰。

CPO 是董事會必備的職位嗎？

Voegtlin 教授表示，我們需要問自己，是否應該在商學院的教育中讓未來的管理者接觸哲學思維和負責任的領導力？這將增強我們未來商業領袖的自我探究、邏輯和推理能力，並在他們身份尚未完全形成的階段為他們提供目的和方向。這可能比在他們成為既定領導者後再有人進入他們的組織，作為他們的良知並指導他們做正確和公正的事情更有效。(Why Your Board Needs A 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By Sally Percy. The Contributor Sally Percy is a U.K-based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ist.Mar 09, 2018 Forbes)

Comment by iPLOP on April 13, 2025 at 9:59am

紀昀·詩二首

千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煙雲過眼多。

擬築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以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

傳語洛閏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清]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

Comment by iPLOP on April 4, 2025 at 3:56pm

「民間」作為文學的審美理念，如放在更長的時間脈絡中看，則要遠晚於民間文學本身的產生，張清華曾指出：「作為文學或美學概念，『民間』一詞大約始出自明代小說家馮夢龍的《序山歌》。在此篇短文中，他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同主流文學、文人寫作相分野的『民間』說：『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並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惟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在這裡，『民間』作為一個文學空間、一種藝術風尚、一種美學風範與格調的概念，已經十分清晰。」③依照馮夢龍所說的審美性，民間文學誕生於《詩經》中以「風」為主的老百姓在田間地頭口頭歌唱之中，其實我們還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的詩歌與神話中，比如散見於《周易》中的上古歌謠與上古神話《山海經》，向下有屈原采集楚地民謠《九歌》到漢樂府直到南宋的詩江湖，民間詩歌的又一個高峰出現；小說在中國古代的民間文學中一直是壓抑著的線索，從上古神話開始、魏晉時期的志人志怪小說，經唐傳奇直到宋元話本與明清小說，由詩歌和小說所構成的民間文學在民間以靜水流深的方式發展、接受來自外界的「侵入」，以更大的能量將各種力量容納進來，進行煉化，一直延續到近現代。隨著現代文學的開啟，民間文學也開始了新的發展歷程，王光東的《新文學的民間傳統》一書，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來對五四到抗戰前的作為審美對象的民間展開了充分的論述。

以上是將文學在現實民間中的創作進行歷史化的審美後，從而確認了認識論範疇中的「民間文學」。但如果我們要單獨談論這個客觀存在的現實民間，卻是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描述並不等於客觀存在的本身，它需通過借助語言的媒介，經過思維和審美過程才能顯現，而悖論恰在於，經過思維和審美的「民間」也不再是客觀存在的本身了。但如果我們將審美對象的民間，即民間文學作為參照系進行反觀，那麼就不難明白那個作為客觀存在物的民間是什麼了，這比單純地對它進行語言的描繪要簡單與輕鬆許多。通過對照，我們可以辨認出這個「民間」廣泛地存在於鄉村與城市的生活之中，彌散在我們日常生活裡，而在這裡產生的當然不是文學或者藝術之類，而是「常識」，它屬於經驗論的範疇，正如金岳霖所描述的「事實」與「經驗」的關係那樣：「事實底觀是經驗所給予的關係質。」「觀」在這裡指代「共同理解的達成」，進而「事實一定要『在事實上』為我們所經驗才能成為事實」④，這裡清晰地闡述了「常識」，指出它是一種感覺與經驗的產生過程，有的時候也會被描述為「民間智慧」一類的表述，例如「民間是個筐，什麼都能裝」這一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街頭巷尾俗理。「常識」通常在民間日常生活中發生作用，人們大部分時候的行為就是依據「常識」，即common sense，當然還包括道德標凖、社會規則以及更高的法律層面。如果說「民間文學」是在將客觀存在的民間作為審美對象的基礎上產生的，屬於認識論的範疇；那麼反向推導，「常識」則顯然是在民間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它的必備條件是社會空間以及空間中人與人之間所結成的倫理關係，它屬於經驗論的範疇。

②陳思和：《民間的浮沉：對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上海文學》1994年第1期。

③張清華：《民間理念的流變與當代文學中的三種民間美學形態》，《文藝研究》 2002年第 2期。

④金岳霖：《知識論》，商務印書館，1999，第793頁。

（原見：陳 昶｜民間：從文學史走向思想史 ——也談陳思和的「民間」話語與學術思想新變｜《南方文壇》2023年第5期）

Comment by iPLOP on March 28, 2025 at 11:34am

王久辛: 詩的感性、智性與神性

什麼是好詩？如果讓我來「摸象」，我認為那些舉世公認的好詩，大抵是感性、智性與神性的結合

詩，就像一頭大象，而全天下的詩人，其實都是盲人摸象。每個詩人的知識結構與社會生活的時空不同，創作的經驗不同，寫出來的詩，也就各有千秋，很難有統一的、標凖的答案。這很像太陽的萬丈光芒，一個優秀的詩人，如果能夠拽住其中一縷，寫出幾句或幾首好詩來，那就是造化有成了。

那麼，什麼是好詩？如果讓我來「摸象」，我認為那些舉世公認的好詩，大抵是感性、智性與神性的結合。

好詩首先是感性的。如果一首詩給人的印象是憑借理性的智慧編織出來的，那恐怕就不是詩了。詩是直感的抒發與胸臆的噴湧和流淌，高明的詩人，一定會將這種直感用文字迅疾地固定下來。它是含著體溫、裹著氣息的，是一種吸納著春溫秋肅、寒來暑往的文字表達，是能夠進入人的情感與精神世界的詩行。感性，是一種天賦，好詩人的感性直覺都非常好，他們能夠拋開一切表面的現象而直抵所要表達的事物的本質。卓越的詩人，憑借他的感性天賦，信手拈來，任意揮灑，出神入化，比如李白與蘇東坡，幾乎就是出口成章、即吟成詩。

這樣說來，詩就是那些具有感性天賦者的天下了嗎？當然不是。智性也很重要。一個詩人，如果只有感性而沒有智性，很難有大作為，他們常常虎頭蛇尾，會寫著寫著就跑題了……尤其容易墜入雲霧山中，讓人莫名其妙。那怎樣才能寫出一首好詩呢？當感性幫助詩人完成了對事物本質的捕捉與文字的迅疾固化之後，智性會幫助詩人沿著感性的直覺，推動字與字的連動與激發，促使詩行有如神助般噴湧而出。感性迅疾轉換為智性，智性又迅疾生發出激情與思想相融的表達。智性即智慧的習性，這種習性一旦養成，便會與感性聯合，幫助詩人完成一首又一首詩歌的創造。

一位感性與智性俱佳的詩人，可以寫出比較優秀的詩歌，但未必能寫出卓越的詩歌。所以，我們還要引進一個詞，那就是：神性。我們說詩歌充滿了魅力，其實，並不僅僅指的是感性與智性的表達，同時，一定還包含著神性。什麼是神性？這的確是很難說清楚的一種詩人的稟賦。它存在於感性與智性之間那一段含混不清的地帶，如此，感性與智性才獲得了貫通一體的生氣，得以迅疾融化在一起，互相生發，共同放射出詩歌的光芒。

最後，讓我們來說一說詩性。真正的好詩，一定是詩性充沛的，這個充沛指的就是詩的意境豐盈。無論是感性的表達還是智性的推動與神性的天助，最終都是為了創造一首渾然一體的詩歌。這首詩表面看是句子與句子的排列組合，其實更關鍵的是句子與句子相互激發著、推動著創造出來的詩境。這個詩境，是全詩的每一個音節、每一個筆畫共同完成的。當我們驀然回首再看這首詩時，就會發現，語言消失了，而詩的豐沛意境誕生了，令人深受感染。

有了詩性，這首詩就會是結實的。文字本身的結實是一個層面，更深厚的結實，是不管城頭變幻大王旗，好詩都能像西部大漠的胡楊一樣巍然挺立，經得起風霜雨雪和時空變幻。(http://www.newdu.com 2025/03/19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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