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里達看來，語音中心主義是在玩弄“在場”與“不在場”的魔方。他指出，傳統形而上學及其文化，之所以能夠有效地依靠語音中心主義推行邏各斯中心主義，就在於玩弄“在場”與“不在場”的詭計，以“在場”指示、代替“不在場”，通過“在場”理念所指示的事務以及歷史存在等各種不同的因素，統一在現實表現的場域。

同時，藉助於“在場”理念將各種不同因素所表現的不同歷史維度，統一成毫無歷史差異的同一個現實的實存關係中。因此，把“在場”或“不在場”的各種理念和事物轉化成爲現實事物。這樣，語音中心主義就巧妙地把本來虛假的，模糊的各種理念及其所謂的真理體系魔術般的變成了在場的現實力量。而德里達的“延異”則給“在場”致命一擊。他説：延異“既不存在也沒有本質。它不屬於存在、在場或缺場的範疇。”[3]（P308）

德里達在解構語音中心主義時，還採用了“延異”的語音特性，對語音中心主義進行解構。延異（differance）和差異（difference）讀音完全相同，a 和 e 兩個字母的差別，只能見於書冩文字， 而無法在語音中體現出來。這就造成了語音的混亂，字母 a 就象一塊“無言的墓碑”，宣示着語音中心的死亡。

德里達解構的第三個目標是一切傳統文本。 

西方文化傳統的基礎是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而其話語的力量全部立足於傳統文本上，並得以流傳、播撒。因此，解構一切傳統文本就成了德里達採用的迂回之迂回的策略。

按照傳統闡釋學的觀點，闡釋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並使之絶對化和標準化。目的是限制文本所表達的意義的歧義性、多意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封殺不利於統治者統治的可能性。

德里達説：“沒有一種自在的、對一切時代都適用的對存在和世界的闡釋，闡釋並不意味着在事物或文本的外殼下找出一種完整的、固定不變的意義”。[4]（P35）在德里達看來，闡釋文本的重點並非發現原文本所謂的完整、固定的意義，而是使作者及其歷史條件獲得重生，使文本的書冩過程在被閱讀和闡釋的差異化中複活。

“延異”是德里達解構傳統文本的法寶。德里達認爲，文本的書冩過程，是一種運動，其本質是一種“延異”，即“産生差異的差異”。這種“延異”在時間和空間上既沒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爲這種運動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標準，也沒有此後的確定不移的目的和發展方向，更沒有在現時表現中所必須採取的獨一無二的內容和形式。德里達就是要用“延異”的這種特性，打破一切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標準和固定的絶對化；打破一切確定不移的目的和發展方向；打破內容和形式的分離。總之一句話，打破一切傳統文本的束縛，從而進入無限自由遊戲創作的天地。

[3]朱立元.當代西方文學理論[I].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4]李銀河.福柯與性[G].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介紹：韓廣信（1953—），男，內蒙古，副教授，北京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當代文藝美學和文藝美學。聯繫地址：北京市 海淀區 圓明園東路8號 北京大學3號樓114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