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中國地方誌(5.1)攀向古代方志的峰巔

元明清三朝,我國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動下穩步前進,走向它的鼎盛時代。走在穩步發展的路上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轄著中國歷史上最遼闊的疆土。為了建立穩固的統治,以蒙古貴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漢法”,繼承了前朝各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編纂地方志。

據統計,現在可以考見名稱的元代方志有200種左右。這個數字雖然少於南宋,但考慮到元朝歷史不到100年,可以說它的成績比前朝毫不遜色。而且南宋的志書局限在長江以南,到了元朝,隨著國家的統一,志書的分布才重新擴展到北方。

隨著“省”的設立,元代出現了我國的第一批省志。見於記載的,有《雲南圖志》、《甘肅圖志》、《遼陽圖志》(元遼陽行省統轄東北地區)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間,奉中央政府之命編修的。完成後馬上呈報,沒有刊刻,結果都沒有逃出佚亡的命運。

現在還能見到的元代區域性方志總共只有十幾種,多數都深受後人的讚賞。

元代的志書比較註意紀實,編纂者對於自己認為重要的事物,記載惟恐不細不詳。對於後世的研究者來說,這種做法當然十分受歡迎。例如元初徐碩的《(至元)嘉禾志》(浙江嘉興),一共32卷,“碑碣”一門占了11卷,從三國到南宋,只要是石刻文字都盡量收羅,其中有許多是一般人沒見過沒聽說過的。僅這一部分,就為研究歷史、研究人物、研究古文物保存了一大批有用的資料。袁桷〔jue絕〕的《(延祐)四明志》(浙江寧波),“賦役考”下列了33個子目,其記載之細致可以想見。元末的李好文,曾兩次在陜西擔任重要職務。他關心民間疾苦,凡經過的山川、城邑,必定要實地查訪考察。他認為“涇渠之利”和百姓的衣食相關,所以特別重視水利。他的《(至正)長安志圖》(陜西西安),又稱為《長安圖記》,一共兩卷,一卷記述長安宮闕、陵寢、坊市、古跡等的沿革,另一卷專記水利,從先秦的鄭國渠講起,歷敘各涇渠的變遷、洪堰制度、用水則例、屯田的設立等等,分析水利和水害,並配有詳備明晰的涇渠總圖和灌溉圖(圖5),以特色鮮明和切合實用備受稱道。

此外,如元末至元年間的《齊乘》,實際上是山東第一部省志,不過它不是官書,而是纂修者於欽獨力完成的。於欽以本地人寫本地事,又廣閱經史,對當時當地的政治、風俗、人物都作了認真的探討,頗有自己的見解。熊夢祥的《(至正)析津志》,是現在發現的最早的北京志。這是元朝人講述元大都情況的書,所以十分珍貴。可惜這部書已經散亡,據記載原來有34目,不知道有多少卷。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將它的殘章斷簡編成了《析津志輯佚》一書,只有薄薄的一冊,仍能看出它工細詳實的風貌。還有馮福京的《(大德)昌國州圖志》(浙江定海)、俞希魯的《(至順)鎮江志》(江蘇鎮江)、張鉉的《(至正)金陵新志》(江蘇南京)、駱天驤的《(元貞)類編長安志》(陜西西安)等,也都是比較優秀的志書。
 


  圖5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中的涇渠總圖

元代著名的農學家王禎,在做安徽旌德縣令的時候,主編了《(大德)旌德縣志》。他用自己創制的一套木活字和自己發明的轉輪排字架試排試印,全書六萬字,不到一個月就印了600部,比雕板印書快得多。他把木活字的制作方法和這次試印的經驗詳細記錄下來,收在他的名著《農書》中。這在方志史和印刷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官修的《大元大一統志》,則代表著元代地方志的最高成就。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兵攻下了宋朝抗元的最後一個據點——今廣東新會縣南面的崖山。陸秀夫背負著宋朝末代皇帝七歲的帝昺投了海。南宋滅亡,中國重新統一。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大學士、西域人劄馬裏鼎建議說:“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圖,宜為書以明一統。”元世祖忽必烈欣然同意,編修全國總志便由此開始了。志書完成以後,許元壬奉命作序,對這部書的編寫意圖講得更明白。這篇序指出:修這部方志不僅僅是供人增長見聞而已,而是要宣揚大一統的國威。要“垂之萬世”,讓後人知道祖宗創業的艱難;要“播之臣庶”,讓臣民都知道生活在一統之世,政治清明,時勢安定,臣子要各盡其職,百姓要各盡其力,維系好君臣上下的關系,共同鞏固這個一統,使國家同天地一樣長久。所以,這部總志就命名為《大元大一統志》。

《大元大一統志》初次完成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共750卷。元成宗時續修了一次,完成於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增加到1300卷。它既概括了元代的現實狀況,又充分采擇歷代舊志和其他圖籍,關於邊遠地區,則有新編的遼陽、雲南、甘肅等圖志作為依據,古今兼備,類目完善。過去歷朝編修總志,體例各不相同,到了《大元大一統志》,才有了一個規範。明清兩朝修總志,都是拿它作範本,但都沒能達到它的規模。這部志書到明朝已經佚失,只剩很少一點殘卷,今人金毓黻〔fu符〕曾收集它的殘頁和佚文編入《遼海叢書》中。又有趙萬裏經過20年的努力,匯聚它的殘篇零句,重新厘訂校輯,編成10卷,單行出版,題名《元一統志》,這是現在較為通行的本子。

元以少數民族君臨中原,正像俗話所說的“人生地不熟”,卻在短短不到一個世紀中,在修志方面成績斐然可觀,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地方志已經深深紮根於中國社會,已經構成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看到志書缺了,陳舊了,一般官員甚至在野的學者文人,都會主動站出來建議、呼籲,或者徑自執筆重修。他們是出於對歷史、對家鄉、對社會的責任感,不一定等誰下命令,也不一定要受誰的委托。傳統是一種深入人心的無形的力量,它推動著地方志不斷地穩步發展,也促使每一個新來的統治者很快就對地方志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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