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要離開香港,這些日子收拾我來港七年中所攤開的攤子。有一大堆科學的書;也有一大堆文學的書;自己作的呢,有不少電工方面的論文;也有十幾篇隨筆與散文。至於朋友的信則有不少是科學家工程師們來的;可是學文學的朋友們所來的卻更多。

我看看自己這幾年的研究論文,倒是秩序井然;散文卻顯得又少,又雜雜亂亂的。把這些散文扔掉罷,朋友們在一旁說:那怎麼可以呢!我自己也覺得如果不把這幾篇散文結集,這段日子好像更空漠了。

我這個學電的人,在整理自己的論文及散文時,自然很容易想起我們這行的開山祖師法拉第來。在中學學物理時,必須知道磁力線;大學專學電機時,更無法不深入地探討電動機。可以說和法拉第成了異代不同時的鄰居,天天要見面。但從他磅礴如山的學說中,卻始終得不到什麼鮮明印象;即使是在腦中構造了一個法拉第的影像,那影像也是蒼白,冰冷而又死板板的。記得有一年,我看到一本世界名家書信的集子,上面居然有法拉第的一篇散文,那是他給瑟拉的信,大意是這樣:

今天任何其他的事都不能做,給你寫了一天的信。由白天寫到深夜,現在又由深夜寫到快天明了。地板上遍是寫不成文的信稿所揉成的紙團。現在我累極了。當我在默想你的同時,好像機油,氯氣,鋼球,水銀,好幾十種東西在我頭腦裏亂轉。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這樣辦罷:你如肯嫁給我呢,我們就結婚;不然,就算了。

讀了這麼短的一封信,法拉第的焦灼的神態立時如現眼前。他在我印象中,蒼白的忽然有了血色;冰冷的立時有了溫度;死板板的一位科學家倏忽之間活潑潑的動起來。當然,瑟拉就因為這封信變成了法拉第夫人。我自從讀了這封信以後,常有一種想法:法拉第的這篇誠懇得至於可憐;坦白得至於好笑的散文與他的開天辟地,不繼往而開來的科學成就,究竟是哪一方面所產生的力量比較大呢?我好像把法拉第的千古偉業認為平常;而對他這一紙情書,視如拱璧了。

對法拉第的這種看法,固然可以說明我的偏好,但也可看出了我執拗與任性的程度。可是,這種執拗與任性,對我自己來說,卻又非常一致。我這幾年的研究生活中,有時用到巴斯噶的二項式三角形,但研究途中,忽然把他的三角形放到一邊,拿起巴斯噶的對人生倍感惶惑的沈思錄來。前些日子我又探究懷德海的普遍代數,但半路上,忽然又翻起他闡釋近代思潮的散文集來。我常與朋友說,我現在不大愛看的,恐怕是幾年後電腦在半秒鐘即可解決的問題;而我愛看的,是一百年以後電腦依然無法下手的。回溯起來,羅素上千頁的數學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六十年代的電腦五分鐘就解決了嗎?可是羅素的散文,還是清澈如水,在人類迷惑的叢林的一角,閃著一片幽光。

在我這攤開的往日信中,忽然又檢出胡適之先生給我的一疊信,信紙已黃了,是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了。我們的通信又是在打筆仗。細想起來,也是科學與文學之爭。有一封信,胡先生這樣責備我:

“你說,‘清代三百年的考證時代主要是因為在不自由的環境下,不能由人隨便說其心的情感……’這其實是妄說,不可誤信。

“考證的學風是兩宋就開始了的。並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歐陽修的集古錄,司馬光的通鑒考異,趙明誠的金石錄,朱熹,洪適,洪邁,並不必把情感壓下去,他們是考證學的開山人,因為他們生在學術發達的時代,感覺有辨別是非真偽的必要了,才運用他們的稍加訓練的紀律的常識,用證據來推翻某些舊說,用證據來建立某些新發現的事實,這才是考證學的來源。這種辨別是非真偽的熱情,也是一種情感,並且是一種有大力量──也有火焰──的情感。

“試讀崔述的考信錄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你一定會感到火焰的熱力。”

就以這段胡先生對我的訓斥所談到的人物而論:歐陽修的集古錄,我也許碰過,但我對“環滁皆山也”的醉翁的詩文卻更為熟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我非常有興趣,卻對通鑒考異無印象;最明顯的是趙明誠的金石錄,我是絕對沒有看過;可是李清照作的金石錄後序,我倒可以從頭到尾的背誦。

如果說趙明誠作的金石錄近乎科學,那麼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卻是不折不扣的千古傳誦的散文。

李清照寫:“每飯罷,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卿矣!”這種情景的描繪:聲,如在耳際;容,如在目前,使人不能不嘆為觀止。

胡先生愛歐陽修,司馬光,趙明誠等科學考據那一面,我卻喜歡歐陽修的詩文,司馬光的史筆,李清照的詞風這一面。誰也改變不了誰。

有一次,一位學工程的朋友,看到我拿著一本蘭姆的散文集在出神,責備我說:“你是不是太任性了!”我的想法也許與他的正相反,是忙於電工的事占了我太多的時間。在這離港前夕,檢檢舊存散文稿只有這麼幾篇!難免惘然若有所失,又悵然若有所悔。可是回想一下,這種悔與失的想法自己又覺得很好笑。歉於收獲,必是荒於耕耘;只好把這零零星星的文字釘在一起,對於喜歡讀我散文的朋友們就算沒有繳白卷罷。

記得七年前初到港,因為喜歡居處的這片藍海與藍天,就住下來了。當時有位朋友來信問我:“你怎麼會在香港住下去了?”我抄給他一首白樂天詠西湖的詩: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點波心一顆珠;

未能拋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在此湖。

今天,我窗前的天與海,正如七年前來此時一樣的藍,只是旁邊不遠的地方,起了一幢樓,每天樓的陰影在夕陽中很快的掠過來,總是使人容易想到:夜,就跟在後面。看不全天上的月了,也看不到海中的珠了。

我任性的來,也就任性的去了。

陳之藩 一九八四、十一、三、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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