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俠”的本義不在“武”

人們一談到俠往往想到現代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或受到韓非子的“俠以武犯禁”的影響,總把“俠”與“武”聯系起來。連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書》中的《儒俠》一節也說“漆雕氏之儒廢,而閭里有遊俠”。漆雕氏之儒的特征就是“不色撓,不目逃”(連顏色、目光都不屈服於他人),也是從“武”的角度考察“俠”的。雖然後世“俠”多與“武”密切相關,但其原始意義卻不在於“武”。

甲骨文、金文沒有俠,《說文》段注云“經傳多假‘俠’為‘夾’”。實際上最初的“俠”就是“夾”。金文中的“夾”像一個大人有兩個小人夾輔、追隨。這是“俠”的原本意義。所謂俠也就是廣交遊的人物,與武並沒有必然的聯系。歷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稱頌的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記•遊俠列傳》中說: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執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余甚恨之。

我們仔細品味這段話,它至少包含以下幾個意思:一、近世貴族的遊俠最著名的是延陵季子、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這些人都是以廣交遊、門客眾多而聞名的貴族。二、布衣之俠雖然很注重修行和名譽,但由於儒墨兩家缺於記載,不為後世所知,司馬遷很遺憾。三、無論哪一種俠,他們特征都不在於“武”,不以勇武見長。貴族之俠特征在於“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閭巷之俠”也是“修行砥名,聲施天下,莫不稱賢”的。所謂“顯名”“聲施天下”都是指他們被天下人們了解和讚許,有眾多的朋友的支持。這才是俠的古義。

《史記•刺客列傳》所收刺客如豫讓、聶政、荊軻,《信陵君列傳》中寫的侯贏、朱亥,多是不怕死、有武藝、勇於任事的人物,而且禮義遜讓、沈雄果毅,兼而有之。後世也有把這些人看作“俠”的(太炎先生就稱聶政為俠)。他們又都是閭巷布衣,如果他們在司馬遷眼中是“俠”的話,他就不會說“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余甚恨之”了。為什麼太史公不稱他們為“俠”呢?關鍵就是他們不是登高一呼,就能有許多朋友追隨的人物。他們是追隨他人,換句話說,他們只是被“俠”籠絡之士。可見在太史公眼中“武”不是“俠”的決定性因素。

不僅讚美遊俠的司馬遷從交遊角度來理解俠;就是貶斥遊俠的漢代史學家荀悅也是這樣批評遊俠的。他在《漢紀》中說遊俠“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會最重要的是血緣親情,俠客們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賓客的歡心,所以荀悅才對遊俠口誅筆伐。

這種把交遊廣泛、有眾多的追隨者看作遊俠最重要特征的意識直到近世也沒有完全消失。上海的幫會領袖黃金榮、杜月笙有什麼武功?常弄刀的杜月笙的特長就是削梨皮。三十年代,吹捧他們的人還是把他們稱為“大俠”。當時杜月笙功成名就,得意洋洋,立家祠以張大聲譽。楊度為他寫的《杜氏家祠記》(見《楊度集》)中就說杜月笙是太史公《遊俠列傳》中的人物言“行誼如古之遊俠者流,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遊,賓客日盛,車騎日集,其門人有請求,無不立應,因是其名重於大江南北,識與不識,顯慕其風”。這不是仍然在稱讚杜月笙輕財重義、愛好交遊嗎?章太炎學生還請章為杜月笙家祠寫了一篇《高橋杜氏祠堂記》,用的也是這個理由,說杜是當代的大俠,特別愛重朋友(見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

當然,廣交遊不是目的,貴族之俠遍交朋友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戰國四公子(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曾利用門客與朋友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平民行俠,雖然不能斷然說他們沒有個人目的,但總的說來他們更多的是承繼了作為貴族士人的社會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這些意識與精神在春秋以前是作為一個“士”必須要具備的,但自從貴族社會解體以後,士人群體分崩離析,大部分士人邊緣化,“無恒產者無恒心”,許多人變成了沒有是非觀的遊士。但畢竟這種精神存在了幾百年,在春秋、戰國還能崇尚多元性的時期不可能消失殆盡。它或被一些學派的領袖和中堅力量所接受,成為他們“兼濟天下”的動力;或被一些俠者所接受,使他們勇於為正義、為他人而犧牲。這樣的“俠”在先秦一定很多,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他們承擔著社會的道義,是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

由於俠者有朋友、追隨者和卓著的名聲,自然也就有了力量。他們又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自然會對當時的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甚至演化為對抗,用武力破壞當時的統治秩序。所以韓非說“俠以武犯禁”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上面所說只是要證明俠的原始意義不是“武”。當然要與社會主流相對抗、要實現社會正義,沒有“武”也不行。

遊俠存在和興盛的條件是中央集權和專制統治還沒有高度發展的時期,也就是說統治者對遊俠的取締和鎮壓還不太嚴酷的時候。遊俠不是社會運動演變的結果,更非誰強迫他們去當遊俠的。遊俠只是一種有別於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它不是走投無路者的歸宿,而是生活優裕的人們自覺自願的選擇。遊俠亦非謀生手段,更非追求發達的途徑,而且選擇了遊俠這種生活方式還會給他們帶來許多麻煩或不幸。一些人去做遊俠主要是滿足精神上的追求。這就像唐•吉訶德一樣。可惜中國沒有產生塞萬提斯能把遊俠的內在追求描寫出來。《水滸傳》寫的是被生活所迫的遊民而不是遊俠。

他們是受了古代遊俠傳統的影響,自動脫離社會秩序的人們。他們被理想化的遊俠生活迷住了。之所以會發生這種狀況往往與人性中的尚武精神、對超凡力量的崇拜和人性中對於善良公正的向往有關。古代遊俠的流風余韻尚未泯滅,因此有些人、特別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或有一些叛逆精神的人們,便學做遊俠。他們不滿足於平庸的生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義的生活,便去做遊俠。如果你一旦厭倦了這種生活方式,還可以改弦更張。只要你沒有加入有約束力的地下秘密組織,就不必像武俠小說寫的那樣,一定要通過“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會中來。(愛思想網站 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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