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現代性與中國經驗(上)

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逐步形成了“中國經驗”。在“中國經驗”的形成過程中,就產生影響全局的重大理論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三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這三大理論具有不同的特點,但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更多地凝聚了傳統文化的精華和東方國家的智慧,這是與其他兩個理論不太相同的地方。當然,“中國經驗”的概念不同於“中國模式”的概念,它是開放的和發展著的,它不排斥其他國家的經驗,也不追求普適價值,但它會成為世界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經驗”包含著對三種現代性價值的實踐探索和深刻反思,這就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正社會”。“中國經驗”對這三種基本價值的實踐探索,實際上也是對這三種價值的重塑過程。

圍繞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正社會”這三種現代性價值,產生了很多思想爭論,有些爭論甚至是非常激烈的。比如市場經濟是不是一種叢林法則,市場法則對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滲入產生了什麼影響? 比如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化”進程,究竟給其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什麼? 比如中國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會對未來社會產生什麼影響? 等等。這種在利益關系和思想認識上的差異,在改革開放初期,表現為分化的態勢,即圍繞著利益得失和價值認同形成了兩種或幾種力量,但發展到今天,則表現為更加多樣化的態勢,這種多樣化也可以稱為“碎片化”。

這種所謂“碎片化”( fragmentation) ,在中國表現為這樣幾個特征:第一,社會流動很快,社會結構尚未定型,很多情況下,階級階層內部的差異大於階級階層之間的差異;第二,很多我們用客觀標準界定的階級階層,在社會態度和行為取向上,並沒有表現出顯著的一致性;第三,盡管各種社會問題在現象上表現為利益關系矛盾,但這些矛盾聚集的焦點,在深層次上反映了價值認識的差異和沖突。在利益關系和價值認同上產生這種“碎片化”的情況,可以說與“四個深刻”變化緊密聯系。首先是“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基本完成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為經濟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但體制創新和轉變增長方式的任務更加繁重,在能源、資源、環境和技術等方面形成的發展瓶頸日益突出,實現可持續發展遇到的壓力增大。

其次是“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推動著中國從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轉變。這種社會結構轉變的人口規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是空前的。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開土地向非農產業的迅速轉移,鄉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為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帶來強大動力,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就業方式和整個社會的面貌。

第三是“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改革本身就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過程,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成員之間出現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在全球化競爭背景下,中國不同產業的比較收益差距擴大,非實體經濟的飛速發展使財富積累速度加快,產業集群化的現象使投資向特定區域更加集中,體力勞動的充分供給和競爭過度造成低位勞動工資水平停滯不前,加之腐敗和非法收益的存在,這些都成為導致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影響因素。這究竟是一個階段性的突出問題,還是一個可能的長期趨勢,還需要認真研究。

最後是“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隨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民觀念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就業選擇、利益訴求、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等出現多樣化趨勢,不同區域之間、階層之間、代際之間的認識差異明顯增加,形成社會共識和社會認同的難度加大,不過一些國家政治內亂所造成的經濟倒退、社會動蕩、生活窘困的後果,也使人們對“現代性”重新反思。

另外,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利益關系和價值認同的多樣化、碎片化態勢,以及對“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正社會”等現代性的反思,也都與這些發展階段的新特點緊密聯系。這些新特點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兩個轉變同步,結構轉型反推體制轉軌。中國的發展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典型特點,是兩個轉變的同步進行,即在經濟體制上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同時,在社會結構上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社會向工業的、城市的、開放的社會轉型。改革開放初期,這種兩個轉變的同步進行,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社會結構轉型,並以社會結構轉型的收益補償體制轉軌的成本。但目前,先易後難的漸進式體制改革進入新階段,結構轉型對體制轉軌形成了倒逼反推機制,不僅要求改革更加注重利益協調和社會公正,而且要求改革從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全面擴展,推進反思的改革本身也成為反思的對象,但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二是三個階段並存,發展問題產生時空壓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上的中心半邊緣邊緣經濟社會格局也影響到中國內陸的區域格局,中國出現三個不同發展階段的並存,即工業化初期的資本積累階段、工業化中期的產業升級階段和工業化後期的結構轉型階段並存。三個階段的並存,這是空間維度的壓縮。與此同時,還有時間維度的壓縮,中國用了30年的時間,大約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走過的路程。這種時空壓縮的特點也帶來了需要同時面對不同性質發展問題的現實,出現諸多的兩難選擇。比如中國既要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以便通過擴大就業來消化龐大的新增勞動力和農村轉移勞動力;也要加快技術創新和產品更新換代,以便通過增加產品附加值來消化不斷增加的勞動力成本和減少貿易摩擦;還要不斷加大保護環境和節約能源的力度,以便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這種時空壓縮實際表現在各個方面,就像中國文壇中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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