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淼‧中國海外投資:該用怎樣的姿態?

或許在不久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字眼對很多中國企業或許還很陌生。可當緬甸的密松大壩(見下圖)等中國海外戰略性投資因為公司的社會責任做的不夠而被擱淺,面臨的經濟損失給現在的中資企業敲響了警鐘,不得不重視這個最早由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的新生概念。

或許在不久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字眼對很多中國企業或許還很陌生。可當緬甸的密松大壩等中國海外戰略性投資因為公司的社會責任做的不夠而被擱淺,面臨的經濟損失給現在的中資企業敲響了警鐘,不得不重視這個最早由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的新生概念。

(Source: 搜狐新聞)


2009年中緬兩國政府簽署的《關於合作開發緬甸水電資源的框架協議》,包括密松水電站在內的七級梯形水電站,裝機總容量2000萬千瓦,年均發電量約1000億千瓦時。期間據報道,所發電力除了供緬甸國內使用,剩餘的電力,據估計占總發電數的90%,將全數賣回給中國電網。然而,2011年9月30日,時任緬甸總統吳登盛突然單方面宣佈在他的任期內擱置密松水電站。2013年3月,中國撤出了全部參建單位和設備,造成經濟損失已近百億人民幣。

密松大壩的擱置風雲絕非只因環保而起。公司前期的社會關懷功課不足,幫助壩區居民喬遷鋪路也只是個別事件,未形成值得社會關註和共鳴的規模;企業社會責任並非密松項目停建的本質,密松大壩所在地屬於克欽獨立軍(KIA)與政府的利益衝突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同時,密松地區“二山環水”的地貌不僅是克欽文明發祥地的象徵,還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克欽民族抵抗專橫維護尊嚴的象徵。


緬甸境內的密松水電站的擱淺已是舊聞,可由此產生的反思對於中資企業海外投資發展的今天仍意義深刻。當中國資金浩浩蕩蕩的南下馬來西亞,首都中心建一馬城,東海岸關丹建港,西海岸馬六甲皇京港開發,南馬新山造城,中國的企業的戰略性海外投資到底應該用怎樣的姿態出現呢?

在釐清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向東看”,看看我們的鄰居日本。相較中資企業的“有一說一、就事論事”的決絕,日本政府一直延續著為企業提供服務以便於其在東南亞戰略佈局的良好傳統。就密松地區而言,日本的民間組織在緬甸做了許多貼近民生的項目,如農村電網改造、偏遠地區捐贈太陽能電池板、飲用水凈化、鄉間小路修繕等工作。這些項目拉攏了很多民心,儘管中國公司在開展工作時也有類似工作,但作為企業勢單力薄,需要值得信賴的民間機構進行配合。確實,以筆者自己在東南亞的經歷:大到參與胡志明地鐵線的建立,中到東帝汶政府每個部門的協助,小到捐助雅加達清真寺裏的太陽能電燈,幫助越南會安古城恢覆古跡等,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在東南亞的影子隨處可見。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舉動,恰似水銀瀉地、潤物無聲,滲入到民間,流淌進民心,實際上都是在為日本企業的海外擴張做最周到細緻的前期準備。


當然,日本政府的功夫也不單單只是“拉攏民心”,實際上日本政府一直在高屋建瓴地以政府行為做著一些看似“無用”的功課,實則為大和民族開拓生存空間一直做著細緻而紮實的研究。資料顯示,早在奈溫時代,日本開賽(Kansai)電力開發公司便前往密松進行調研,項目最終沒有上馬,必然有其必要的顧慮,而這些可能是中國企業未曾看到的。日本政府著手與緬甸開展能源領域的政策對話,為緬甸制定能源戰略以及完善必要的法規制度提供建議,並幫助其落實政策等,此舉的目的是在幫助緬甸發展的同時,為方便日本基礎設施相關企業進駐當地創造了利好環境。據瞭解,目前仰光所有的電力供應,都由日本援建的發電廠供應。

就中國企業而言,中資公司進軍海外戰略性項目,大多有政府的支持,因而合理規避了一些政策上的阻礙。但是,項目的落地還需要企業實實在在的下功夫,紮紮實實的去落實,不僅僅包括如何考量技術設計和效益最大化,更應該在商業的運作中考慮到對所在國的人文傳統的尊重和自然環境所造成影響,並就此設計出具有人文關懷的發展方案。對外經濟交往中,光與“政府”打交道已經不夠了,目光短淺的企業只走“高大上”的政府路線已經不能夠滿足一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長遠需求,“撈一單就跑”的思維方式也不符合現代企業長遠發展的目標規劃。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單單只是公司年報上冰冷的報告文字,在給與有血有肉的同理心的同時,需要企業思考在給自己創造效益的同時給當地帶來了怎樣的收益,尊重當地人文傳統,尋找市場的同時把當地的生產要素嵌入到產品的價值鏈中,共同開發,互利共贏,生財之道才會細水流長。


近期中國在馬來西亞的各個戰略投資不僅僅造成當地經濟生態上的衝擊,對社會生態和環境生態的影響都會自然的隨之而來,只看到經濟上的效率而忽略其他社會人文影響不應是大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式,也不該成為大國海外投資應有的姿態。這要求中資企業和中國政府在今後海外擴展上將不得不面臨著溝通方式從單一型溝通調整到多個層面協商的轉變,也不得不面對對政治經濟風險的全面評估與重新權衡。

當然,企業術業有專攻,技術服務過硬的同時還要提供社會關懷,面面俱到確實很難。這就需要政府與企業相互協調,由政府出面代替企業完成一些看似“無用的”功課,為企業進入當地做好前期服務,其中也需要非政府組織(NGO)的介入和協助。同時,政府為企業提供服務的角色應該不僅僅體現在提供政策支持和財政優惠,可以借鑒日本政府和JICA的做法,獲得的同時不忘給予,或者說給予是為了更好的獲得。不管與否,打造一個以國家出面的統一的海外服務平台為本國企業進軍海外做好前期準備是中國政府可以參考的措施。

文章來源:星洲日報/渺筆生花‧作者:張渺‧馬大中國研究所研究員‧2016.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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