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忙碌時代的閱讀和思考

經濟學家汪丁丁於2007年暑假期間在東北財經大學舉辦經濟學系列講座,以下是根據《忙碌時代的閱讀和思考》講座錄音所整理的筆記。筆記分為兩個部分,這是按照汪丁丁的講座安排所作的劃分:第一部分討論“忙碌時代”,揭示其產生原因和基本特點;第二部分討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如何“閱讀與思考”,提出了三種治學模式,對何種方式屬於最佳演講者沒有作出獨斷的解答,而是盡可能地為聽眾開闊視野,以引發聽眾的進一步思考。

一、忙碌時代

1.提要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忙碌的時代,這並不是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而作出的論斷,而是具體到中國目前的實際而作出的總結。“忙碌”是我們這個時代中國的特征,這一現象背後是我國正處於三重轉型的過程中。即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和文化轉型。轉型期是一個變革較為劇烈社會時期,而一個變量較多的社會意味著較少的可預測性,於是人們關註於短期的功利,畢竟長期的投資意味著更多的風險。在這種社會的大環境下,人們的情緒特點便是浮躁與功利,不再願意安心於閱讀和思考。因為閱讀和思考均為自我教育,而教育是一種投資,投資是一種長期的行為。所以在這個短視功利的忙碌時代,不能立即帶來功利的教育便有被邊緣化(marginal)的危險。

2.中國的三重轉型

(1)經濟轉型

汪丁丁在此強調的經濟轉型並不是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發展經濟學問題。發展經濟學其實根植於人口學,在這立涉及人口學中的“生育力遷徙”問題。簡而言之,這一問題產生於人口出生率大於死亡率的時期,而在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物質質料的供給不能滿足其需要,這種深刻的矛盾便是發展經濟學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人口長期以來處於緩慢增長的狀態,即處於所謂的“馬爾薩斯均衡”中。出生率與死亡率大致相等,這樣滿足了物質資料算術增長的客觀情況。但在工業革命前期,醫療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這使人口死亡率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而人口出生率源於確實的人類行為,所以短期內不會下降。這樣就產生了人口的幾何增長和物質資料算術增長的尖銳矛盾。這一矛盾在17世紀的歐洲出現時因為人口遷徙至美洲大陸[1],所以沒有出現劇烈的經濟轉型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發達國家並不對發展經濟學加以關註,發展經濟學最早產生於拉美國家。

就我國而言,在新中國成立後,因為我們對人口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所以人口呈現極快速的增長態勢:由建國初期的4億人口直到今天的13億人口。因人口增長而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已經逐漸顯現,並將在2025年左右達到老齡人口比重的最高峰,這一代恰恰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嬰兒潮(baby boom)時期。自上世紀70年代,中國逐漸推進計劃生育,這一政策在控制總量上無疑是有重要的意義,但在人口素質方面卻產生了“逆向淘汰”問題,即計劃生育在文化素質較高的人群中阻力較小,而在經濟相對落後的農村地區阻力較大,結果就是新增人口素質呈現下降的態勢。根據“數量與素質的替代關系”(quantity-quality substitution)這一原理,一個家庭的子女數量與子女的素質呈反比關系。這一點也是易於理解的,畢竟資源總量是有限的,增加人口意味者有限資源為更多的人所分享,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電視中播出的“姐弟倆爭打工供對方上學”的感人故事,但是如果當時不用超生,這樣的感人故事就可以大量避免,個體的負擔將會大為減輕,而社會的壓力也會相應減少。

我們用於解決發展經濟學問題的政策手段是計劃生育,拋去宗教和道德因素,這一政策在操作層面也顯得不夠成功。基層計劃生育工作方式簡單粗暴,以近乎野蠻的方式解決問題。“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2]但是極端的管理方式也並不總能成功地壓制極端的生育決心,所以我們有必要反省這些工作方式。我們將目光放遠到同樣具有發展經濟學問題的其他國家比如新加坡。新加坡的政策模式是給每位育齡女性開設“嬰兒銀行賬戶”(baby banking account),賬戶中的資金多寡和該育齡女性的生育情況呈反比關系,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經濟條件不好的女性寧願少生育以獲取更多的“嬰兒銀行賬戶”的資金,而這些資金對經濟條件較好的育齡女性來說吸引力較小,不會影響她們的生育選擇。一般來說,受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呈正相關關系,所以收入條件較好的女性整體上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群體。這樣可以以經濟調節為手段有效地避免“逆向淘汰”問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的生育偏好因此降低,這將有助於新增人口整體素質的提高。

當然,中國的最大特點在於她是一個大國,而在小國適用的政策模式在大國便往往無法生效,畢竟“橘生於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3]”。具體采取何種人口政策才能較好地解決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問題我們並沒有很好的解答。

很少有問題是孤立的,人口問題也不例外:其新增人口總量的涉及就業問題;新增人口的性別構成又涉及其婚姻問題;嬰兒潮一代在老齡化之後又涉及其養老問題。這些問題錯綜覆雜,但均根植於人口問題。

(2)政治轉型

汪丁丁在此問題上並未展開討論,他提到的政治轉型問題即是中國政治從集權模式向民主模式的轉變。對於這一問題,汪丁丁認為中國的政治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要達到民主法治的要求需要近百年的不懈努力。筆者對中國政治轉型的觀點是“堅定與審慎”,即“中國只能采取一種謹慎地向前的態度去尋求進步與發展,先摸石頭後過河,而不能僅僅成為浪漫改革家的實驗田。[4]”汪丁丁對英國光榮革命大加讚揚,但認同某些歷史學家的觀點,即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紅色恐怖,代價過高。這樣看來,汪丁丁同樣是一個漸進型改革論者。

(3)文化轉型

相對於政治轉型,文化轉型所需要的時間更為漫長,中國的文化“千年未有變局”,轉變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汪丁丁認為完成這一轉型需要300至500年,理由是取中國文明史的十分之一。我們的方向似乎是西化,似乎西化就是現代化,但我們目前的情況是“中西文化的青黃不接[5]”。但是試圖將各個文化作出優劣之分本身即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僵化模式,畢竟各個古老的民族都有其眩目的文化。對於中國來說,中國的高雅元素同樣始終未曾缺失。我們的學習無法在抹殺民族性的基礎上實現,如果在我們身上仍然存在文化歸屬之感,那才是我們的根源所在。這讓我想到美國黑人作家亞歷克斯•哈利所寫的一部家史小說《根》,表達的也是同樣的道理:不探求我們的歷史,我們將對自己一無所知。

 為了說明文化的平等性問題,汪丁丁舉出中國傳統的鄉村教育為例。中國傳統鄉村私塾教育一般由族長及富戶出資,但每位宗族成員的子女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權。這其實是由私人提供公共產品(pubic goods)的模式,而且這一模式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完成的。這種重視教育的精神超越了“功利境界”,而達到了一種“道德境界[6]”的要求。

二、閱讀與思考

1.提要

但對於任何一個有志於學的人來說,盡管外界是個忙碌而浮躁的時代,我們還是需要閱讀和思考,這樣才能使我們日日精進,愈加完善。閱讀和思考有此亙久的價值,但是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的問題是:如何選取一條最優的道路以使這些亙久的價值得以顯現。該講座的任務便是學習交流以試圖解決這一問題。汪丁丁在此借用馬克斯•韋伯的“確當性”一詞,來表明我們選擇的閱讀對象應當適宜和有效。

2.閱讀的三種模式

(1)“時尚導向”模式

“時尚”導向是指跟風閱讀,這種閱讀在本質上不是理性選擇的產物,而是一種群體無意識的模仿行為。因為這種所謂的閱讀不在於求知,而在於顯示自己能夠跟隨潮流,沒有落伍,所以這是一種媚俗而無益的閱讀模式。不幸的是,這同時也是大多數人的閱讀模式。

跟風是人們解決問題的常用方式,比如在填報專業時便有“冷門”和“熱門”之分,考生及其家長大多跟風填報所謂“熱門”專業,而不多加考慮自身興趣和發展前景,三四年之後方才如夢初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晚矣。恰如韋爾斯在《世界史綱》中所指出的:“即使在今天,也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主宰和控制自己的思想,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還是靠著想象和沖動來處理生活的。[7]”

(2)“權威導向”模式

我們所看到的歷史是英雄的歷史。盡管按照存在主義者薩特的說法,我們每個人的行為在塑造我們自身的同時也塑造了這個世界,人民在這個意義上成為歷史的創造者,但是在我們的歷史書記錄的始終是帝王將相的歷史。這在讀書治學的領域中也有相似的反映,畢竟“權威的學術方式和感悟方式構成了學術傳統”(汪丁丁語),所以按照“權威導向”的模式進行學習,是一種被廣泛采用並行之有效的治學方法。

在這裏強調“權威”的意義並不是宣揚個人崇拜,而是說明權威人物在學術傳統中起到了創始,傳承,乃至於終結的作用。比如芝加哥大學原經濟系主任弗蘭克•奈特便有11名弟子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8],在這一不容爭辯的事實面前,奈特無疑成為這一領域的權威人物。他的弟子們也因為各自的成就而成為新的權威。我們中國有“名師出高徒”的老話,其實這一觀點在各個文化中都能找到其真理性的證據。

(3)“學究天人”模式

“學究天人”模式是極富中國傳統色彩的治學方式,即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種治學模式在古代農耕社會或許還有實踐的可能,但在現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即使要窮盡任何一個學科的知識都是無益的幻想,所以這是最不具有可行性的治學方式。無論如何,這一模式給了我們有益的啟示,那就是通讀與博學。國外沒有“學究天人”的表述,但是英國學者懷特海[9]用“集大成者”(idea collector)來表達相似的觀念。懷特海認為柏拉圖首屈一指,其身後的學問只是給他作了“2000年的腳註”。

我們所知道的“集大成者”還有黑格爾,他大器晚成,以《哲學全書》構造了精神世界的偉大體系,其他的通才人物(generalist)還有萊布尼茲和美實用主義代表威廉•詹姆士。故去一年的美經濟學家弗裏德曼自詡為:經濟學界最後一個通才。這種通才的漸漸消亡本生是知識發展的產物,但汪丁丁又指出這種現象與學術範式(paradigm)的關系。學術範式意味者嚴謹的學科劃分,這種客觀上的障礙也是通才無法生存的原因。這樣不僅個人的系統轉向封閉,而且學科的發展也將受到限制[10]。

三、問題的結局:無解下的無窮多解

汪丁丁在講座最後並沒有給出獨斷的判斷,他的態度是開放的,認為最好的路徑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上帝存在,他(He)將無所不知,但我們都是凡人(mortal),所以我們在“忙碌時代的閱讀和思考”這一問題無法給出最終的答案。這又回到了“在不同的解讀中,事實上往往不存在或者至少難以存在終極的答案,我們都只是在努力找尋讓我們自身滿意的答案。[11]”至少在這個問題上,這句話是一句真理。問題本質上無解,但在實踐中我們會選擇自己的道路,這是事實上的無窮多解,這些解答均無謬可言,畢竟“只要無妨他人,任何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些價值和意義簡言之就是人類的幸福和自由。[12]”

註釋:

[1]清教徒的著名領袖布雷德福召集了102名同伴,在1620年9月開始了哥倫布遠征式的冒險航行,並在航行了66天後,於11月11日安抵北美大陸的科德角,即今天美國馬薩諸塞州普利茅斯港。(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2] 參見筆者《人口問題之我見》,所引用的是現實極端的計劃生育口號。

[3]《晏子春秋•雜下之十》:“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4]見筆者之《社會主義之辯》。

[5]見筆者之《也談格調——讀福塞爾<格調>後的本土嘗試》。

[6] 馮友蘭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7] (英)韋爾斯《世界史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第49頁(12原始的思想 )

[8]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弗裏德曼得主幽默地總結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三要件:1.男性;2.美國公民;3.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或者任教。(引自伯烈特•史賓斯《諾貝爾之路——十三位經濟學獎得主的故事》)

[9]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是現代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和教育理論家。一生在數學、哲學、教育等領域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主要的是:《泛代數論》(1898)、《數學原理》(與羅素合著,1910-1913)、《相對論原理》(1922)、《自然知識原理》(1919)、《科學與近代世界》(1925)、《宗教的形成》(1926)、《過程與實在》(1929)、《觀念的歷險》(1933)、《思維的方式》(1938)、《教育的目的》(1929)是他的教育代表作,還有一些有關教育的講演和論文收入了他的《科學與哲學論文集》(1948)。

[10] 參見筆者之《教育的貧困和個人的選擇》。

[11] 見筆者之《開博宣言》,該文表明我的基本態度。

[12] 同上。(2010-03-03 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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