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路上的物質與精神:精神性

2006年初夏,在倫敦。那次,我住在面向海德公園的一家酒店裏。那一日,在大堂等我的朋友蘇珊·埃爾德金和托比·利特,我們在中國的長途火車旅行中成為好朋友,我們都寫小說。那天我們說好一起去艦船街一家舊飯店吃飯,那裏據說還是狄更斯時代的樣子,包括晚上店堂裏滿地的紙屑。

我在大堂等著他們,這時聽到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在說中國話:“住在這裏太方便了,要不去牛津街買東西簡直就是浪費。”

一陣笑聲,愉快而躍躍欲試的。其中夾雜著討論法國LV包包和香港的價格差異。

我回頭,看見一群衣著入時的中國年輕女人相跟著,從酒店的玻璃旋轉門裏轉了出去,好像魚缸裏的金魚那樣自由自在地遊開了。她們向右轉,消失在通往牛津街的拐角上。那時,我突然領悟到,現在的中國海外遊客與從前已經大不相同了,中國人現在對歐洲的奢侈品真是在行。

然後,我發現我在歐洲看到的中國人,很少還有人還穿著裁剪呆板的國產西裝。現在中國遊客常常更像從美國來歐洲的亞裔,他們中很多人穿著美國品牌的旅行裝,用日產的新型照相機,特別喜歡用棒球帽遮陽,那從前都是在歐洲的美國遊客的特征;女士們喜歡穿正式的衣裙和高跟鞋遊山玩水,也喜歡郊遊時塗脂抹粉,這從前一直只是日本和韓國遊客的特征。

很少還有人在茜茜公主雕像前呼朋喚友,排成兩排,照一張代表團的集體照。他們成群結隊地出現在購物場所:步行街、香水店、名表店和老牌百貨商店裏,出現在機場的退稅處,出現在遠離城市的名品折扣市場裏。他們在那裏呼朋喚友,大聲喧嘩,評價那些奢侈品的價錢是如何地公道與合算。也有人立刻用有國際漫遊服務的手提電話,打電話回國內討論或者確認是否多買一塊瑞士限量版的手表。

很少還有人滿臉寂寞與沈醉交織的表情,悄無聲息地在博物館的油畫前走來走去。我曾經是那樣一個人。我總是又累又餓地在博物館光潔的打蠟地板上走來走去,好像一個夢中的幽靈。很多年來,我一直需要控制預算,所以從不舍得在博物館的咖啡座裏吃東西。我一直熱愛博物館,每次走進去,總想多看一些,所有的休息,都是在展廳中央的沙發凳子上完成的。那時,我還常能在博物館裏看見與我一樣的中國人,只要一眼,就能體會到那個中國人的累和餓,還有滿滿的一顆心。現在,越來越少在博物館裏看到這樣的中國人了。中國遊客開始有錢了,也不那麼緊張自己不能在博物館盡興了,人們安適地坐在博物館安靜明亮的咖啡座裏,吃東西,喝咖啡,歇腳,讀博物館導覽。現在的博物館導覽,不光有英文、德文、法文和日文,也有中文的。很少還有人和我當年一樣,在博物館某處安靜的休息區,拿出自己準備好的三明治來吃。迄今我都還記得那些放在塑料袋裏的三明治,常常被背包裏的書和相機壓扁了。

中國遊客現在有錢了,自由了,到歐洲旅行,不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也不再是拘謹的遊客,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給別人添了麻煩。現在很少還有人緊張而安靜,中國人變得喧嘩,而且物質,更是自信的。我突然想起來,不止一次我聽到年輕的中國遊客批評意大利餐館的緩慢,和法國服務生的心算能力。那些年輕的聲音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難怪歐洲的經濟一塌糊塗,GDP少得可憐。”他們一定以為自己說的是中文,即便當面這樣說,也不算不客氣。不少人對歐洲失望,因為那裏的高樓還沒上海多。

中國來的遊客,大多是浮躁的。他們太有錢,而且敢於暴殄天物。他們開法國最好的葡萄酒喝,但摻上碳酸飲料;他們去參觀宮殿,但在地毯上擦鞋底;他們去導遊書上介紹的最出名的餐館吃飯,但會在桌上剩下大量的食物,並將魚刺吐在桌布上;他們不遠萬裏來到盧浮宮,但只看勝利女神像和蒙娜麗莎兩樣,他們並不仔細看,而是想違反博物館的規定,與這兩樣東西合影。他們也去當地最出色的教堂、山脈、小鎮或者街區參觀,他們因此而非常關心那些標志性的地點,因為一定要在那裏留張 影。

其實,真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聒噪,但他們竟代表了中國海外遊客的氣質和形象,因為世界被這樣的遊客雷到了。

我覺得慚愧。我發現這些年來,我其實開始害怕別人禮貌性的問題:“你打那裏來呀?”對一個顯而易見的外國人,許多人都是這樣開始寒暄的。與從前不同的是,從前人們常以為我是日本人,上海這個地方也沒多少人知道。現在說到中國人,人們常說,啊,你一定很有錢。說到上海,人們也常說,我知道,就是那個全是摩天玻璃樓的地方,經濟騰飛。這兩樣都不是我喜歡的。而且,我也認為這都不是事實。

那一年在倫敦,我領悟到了中國海外遊客的變化,和自己的變化。每當在報紙上看到黃金周時中國海外旅行線路大幅漲價並線路擁擠的消息,我的耳邊總是非常及時地響起那個清脆的興奮的女聲:“要不去牛津街買東西簡直就是浪費。”

我的旅行仍舊在繼續。

2009年秋天,秋雨迷蒙的上午,我去都柏林的國家美術館看蒙克的展覽,我想到,在我的大學時代,在一本《外國文藝》的封二上,第一次看到蒙克的《嚎叫》時,心裏的震撼。就是在那本譯文雜志上,我讀到了卡夫卡的《城堡》和《變形記》,讀到了《傷心咖啡館之歌》,讀到了《惡之花》。我在一個禁錮的時代裏度過自己的少年時代,現代主義的啟蒙,是大學時代完成的,所以,我一直記得與這些現代作品相伴的古怪而令人難以忘懷的純真心情。

我為自己能在都柏林邂逅挪威的蒙克而感到幸運。

我曾打算到美術館樓下的咖啡座去吃飯的,外面冷風冷雨,室內顯得格外明亮和溫暖。

我路過寄存處。在寄存處的外面,有一個小小的休息區。

一對看上去六七十歲的中國老夫婦坐在窗邊的木椅上,正在吃他們準備好的午餐。他們之間的椅子上鋪了一小塊白色的餐巾,上面放著三明治和蘋果。

我看見他們安靜地吃著三明治。

我看見他們穿著簡單而幹凈的衣服。

我聽到他們間斷地討論了蒙克和樓上另一間展廳裏傑克·葉芝的小幅油畫。

他們說到印刷品與真品之間的差距,和我一樣,第一眼的印刷品總是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少年時代,他們的青年時代,印刷品帶來的震撼,會像炸彈留下的傷口那樣永遠不能改變。甚至等後來再見到真品,心中會有從想象到現實的巨大失落。

我感到自己的心突然安靜下來,那種愉悅而踏實,是從前我在博物館裏常常感受到的。中國人在博物館裏飄忽的背影裏,那種失落是我非常熟悉,而且珍惜的。那是我們中國人不同於其他遊客的精神震蕩留下的痕跡。

我其實很想與他們攀談。

我已經走過去了,卻又走了回來,再次經過他們身邊。

但他們一點也不想與我說話。我檢點自己,我難道不幸看上去很像是去牛津街掃貨的人嗎?

他們很快收拾起食物離開了。

但是他們的冷淡並未觸怒我,我喜歡他們的清高和節儉。他們看上去清清爽爽,充滿了精神生活的清新脫俗之氣。我在他們身邊走來走去,是真的很懷念從前那些出現在博物館裏的精神性的中國遊客。我懷念他們的純真,懷念他們向往和追求精神享受的那種書卷氣,懷念他們對歐洲藝術由衷愛意沈默的表達,懷念他們的清貧和自尊。我領悟到,那些小心翼翼,其實與其說來自陌生,不如說是來自自尊。

他們這些人,看上去平淡安靜,其實內心純正,從無物質的羈絆。他們的眼睛因為看到,並看懂了好東西而靈光閃爍。他們的背影,因為正在享受精神上的交流微微弓起,那難道不正是一個沈浸在精神世界裏的人,身體最舒服的姿勢嗎?

我忍不住要打擾他們。也許是我的大大咧咧,不像他們的輕微封閉,讓他們覺得非我族類。

旅行是如此私人的行為,所以我不能批評令物質主義者欣喜若狂的歐洲百貨商店之旅,但我非常喜歡自己是老夫婦那樣的,靜默而節儉的中國遊客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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