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請我吃了冰淇淋。

那是兩年前的臺北，我見到了少年時代的偶像。我猶記讀到他的《老年人與棒子》、《十三年與十三個月》的激動難耐。除去強烈的反叛姿態，打動我的還有其中的悲壯。他引用的那句“你已經吞下不少苦藥，請再勇敢喝下這杯毒酒吧”，永久的刻入了我腦中。

或許，那只是不識愁滋味時的姿態吧—我渴望一種更超越性的生命價值。


那圓環旁的冰淇淋店的見面談不上多麼愉快，我找不到恰當的問題，而他則對我也沒太多的興趣。我的崇拜之情早已隨青春期的過去消散，他在過去十多年的表現—尤其是對北京政權的曖昧態度—則讓我更生出幾分懷疑。歷史中也充滿這樣的例證，昔日的先鋒淪為了此刻的庸碌之輩。

印象深刻的是，他給我展示了他腰間的手機狀的電擊器與一疊厚厚鈔票，他說倘若遭遇歹徒，就先付錢，再不行就用電擊。這“桀驁不馴的大師”不僅喜歡甜品，還隱隱的生活於某種恐懼中。

但在今晚，李敖的印象再次改變了。我重讀了《北京法源寺》。這算不上一本傑出的非虛構作品，人物形象從未真正立體起來，他們都是歷史的思想、情緒、細節的附庸，這正是一個歷史學家的慣常作法。

不過，我被深深的觸動了。我感到一種久違的衝動。

譚嗣同的月照與西鄉之比，梁啟超夜闖日本使館的託付，大刀王五的失敗努力，康有為回首往昔的感慨，這些本是近代中國歷史再熟悉不過的片段，卻於我有一種嶄新的魅力。思想與行動、逃離與犧牲、悲壯與無奈、記憶與遺忘，這永恆的主題，在法源寺中不斷上演。

在之前的閱讀時光裡，我總是試圖從俄國、東歐、美洲的歷史中尋找這些思想資源，卻很少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傳統。我也屬於被迫與歷史斬斷聯繫的一代人，中國歷史只是一些跳躍性的名字與事件，其中的邏輯與情緒統統消失了。同時，我的整個智力成長期是在“反革命”的情緒中度過的。在1989年失敗的學生運動之後，中國社會墮入一個質疑理想、躲避崇高的狀態中。失敗令人們不僅否認“革命”，更否定一切超越性的價值，似乎只有接受現有秩序才是理性的，它導致了普遍的犬儒主義。犬儒者不需要歷史、也不必想像未來，他只要活在眼前。倘若沒有歷史與未來的座標，人的意義系統也隨之消失，你只能將自己不斷的物化，陷入永恆的計算與焦慮。

重建自己與歷史的關係，與死去的人物、與昔日的偉大的情感與思想的關係，似乎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我試著想像李敖在監獄中構思這本書的感受。他需要借他們的語言與行動來紓解自己的困境—他的遭遇並非孤立的，他的抵抗則是對歷史的回應。當這本小說在1990年完成時，它也成了歷史變化的一個奇妙的註腳。一方面，臺灣正在拋棄威權體制，近代中國一直在苦苦尋求的現代政治秩序正在迅速建立起來。同時，它也在拋棄掉那個中國傳統，它要更強調臺灣意識，北京法源寺的糾纏也將變成異國風物。

在今夜，冰淇淋與法源寺的形象同時鮮明的浮現在眼前。或許，它們正代表歷史的兩種情緒。一種是日常生活，它看似平靜的籠罩著我們，另一種則是激越與不安，它在某一刻噴薄而出，攪亂我們的習以為常之事，它可能導致災難、也可能帶來意外的出路。但往往是在這不安中，人們可能才能真切的感受到生命的意義。（7.9.2014星洲日報／以近知遠‧作者：中國評論人‧中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