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術，下工夫就學得會

曾有人這麼形容我：「過去他當名嘴，表現很普通，雖慢條斯理、娓娓道來，所談內容也算夠深入，但就是不怎麼吸引人，也沒什麼人氣和知名度。」

是的，我曾經如此，從來沒有人覺得我可以靠一張嘴吃飯。

大學一年級參加全國新聞科系組成的九校聯誼，各校要推派一位新生代表，舉行即席演講比賽，那時二年級的學姊看到我就說：「劉寶傑，你準備一下，等下派你上臺去比賽！」

聽時有如五雷轟頂，我一再推辭，學姊卻說：「不管，就是你了。」那時大家都不熟悉，誰會演講，誰不會，沒人知道。

應卯上陣的結果，只有「慘」字可以形容，我抽到的題目是「我得到金鐘獎」。缺乏想像力的我，在臺上只有「不知所云」四個字可以形容，而且不斷出現令人停止呼吸的靜默，三分鐘像是三小時那麼長。

下臺時，我只看到一雙雙同情的眼光，仿彿我剛剛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屠殺，師長則是無奈的苦笑搖頭。如果那時有個地洞，我會毫不考慮的躲進去。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當時的場景，那天的懊惱難堪，至今都是我揮之不去的惡夢。

（Feature Photo： Leo Laporte LeWeb10 by Marco Kaise，www.facebook.com/marco.kaiser2）

一九九四年，是臺灣第一次的省市長民選，我任職的中時晚報與真相電視臺合作，在開票前夕，要錄製一段二分半鐘的選情分析。那時由我上陣，但我一看到攝影機就傻住了：擺在我面前、深不見底的鏡頭，就像是個黑洞，把我的思緒全部吸光，看著鏡頭，我的腦袋立即「唰」地一片空白。短短二分半鐘的談話，我錄了四十五分鐘。

這個慘痛的教訓，讓我從沒想過要在電視臺混飯吃。當有線電視成立新聞臺，大量挖角報紙記者前往充實採訪陣容時，沒人想到我，我也沒有考慮跳槽。筆，是我唯一可以相信、可以賴以為生的工具。

直到二○○○年總統大選，陳水扁在一片驚呼聲中當選，完全扭轉了臺灣的政治版圖。接下來，無論是陳水扁的性格或是國內藍綠兩派政治勢力的利益衝突，都給了政論市場充沛的養分。當時長期負責陳水扁新聞的我，開始有機會進出電視擔任名嘴，不是我的口才變好了，而是當時太需要能夠解析民進黨訊息的政治記者。

還記得有一次參加鄭弘儀與於美人主持的「新聞e點靈」，講著講著我竟然忘了要說什麼，幸好當時是錄影，可以NG重來。錄製其他節目時，我的眼睛依然不敢看著鏡頭，鏡頭對我來說，一樣是黑洞，只要看到鏡頭，我什麼都記不起來，結果就像別人說的：「表現很普通，雖慢條斯理、娓娓道來，所談內容也算夠深入，但就是不怎麼吸引人，也沒什麼人氣和知名度。」

看到這裡，你或許會想問，既然不喜歡也不擅長說話，為何後來要參加電視談話節目，甚至還從平面跳槽到電視？答案很世俗：錢。

報社的待遇雖然不壞，但如果要公司加薪，難如登天。公司加個三千五千，就要為公司賣命，以報公司的知遇之恩。但我在外面參加一小時節目，就是三千元，一個星期一天，一個月下來就是一萬兩千元，在公司怎麼加薪也不可能有如此待遇。更何況當時市場不同，如果有機會上電視，一個月增加的收入幾乎都在三萬元以上，等於是多了一份薪水，這個收入對我來說是「回不去了」，我願意為這樣的待遇努力、學習、改變。

當然，報社不容許自己的記者在外面兼差上節目，而且這也造成報社內部相對的剝奪感，雖然我自認對得起公司給我的薪水，不論在寫稿的質與量上，都是水準之上，但仍舊無法控制公司內的蜚短流長。

有一天，公司突然召回政治組記者，「徹底」檢討了記者上節目的狀況，聽著一個比自己晚十多年出道，而且還提供過協助的菜鳥記者，一句一句對著我提出批判：「記者採訪的資料都應該屬於公司，如果私自出去表達，就是出賣！」面對這樣的羞辱，我想我該走了。

進到中時晚報之後，沒有想過離開這件事，我喜歡那個地方，那是我學習成長的地方。從一個對新聞懵懂無知的新鮮人起，我在新聞工作這條路上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中晚服務的那段歲月，每次跟朋友聊開，都覺得那是我們最快樂的「童年」。離開中晚之後，我深深覺得沒有地方是我不可以離開的。

唐湘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我工作初期（任職中時晚報）的那段歲月，我覺得這個工作棒透了。這工作讓你公然『侵門踏戶』，隨時進出歷史現場??我覺得每天都在學習。我對工作投入到根本不想休假。年休？放棄。週休？能免就免。不必加班費。我熱愛工作。」

何止湘龍，我們那一代的新聞工作者碰到了戒嚴，碰到報禁開放，碰到國會全面改選，碰到省市長民選，碰到了總統直選，碰到了臺灣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又驚心動魄的歲月，在那樣的歲月裡，時報的老板余紀忠先生給了我們最大的自由、最強的後盾，我們拚命的工作。現在看來，我也得到最好的回報。(更多精采內容，詳見如何出版社《寶傑，你怎麼說：讓人一聽就入戲的關鍵說話術》，收藏自 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