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計劃與薩賓娜一起去羅馬度周末。“那垂飾真醜”的話耿耿於懷，使他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克勞迪。她的侵犯——無懈可擊，喳喳呼呼，勁頭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負給卸了下來。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內部空間，感到那空白喚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 

他撿拾自己的陋袋。克勞迪進來了，談論著晚會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對某些觀點大表贊同，對另一些觀點則撇嘴一笑。

弗蘭茨看了她很久，說：“羅馬沒有什麽會議。” 

她還沒有看出問題：“那你幹嘛要去？” 

“我有一個情人，已經九個月了，”他說，“我不想在日內瓦同她聚會，所以有這麽多旅行。我想，現在是你該知道的時候了。”

他一開口便不覺得緊張了，轉過身去以免看見克勞迪臉上的絕望。他估計自己的話會使她絕望的。 

停了一會兒，他聽見她說：“是嘛，我想我是該知道啦。” 

她的語氣如此堅定，佼弗蘭茨掉轉頭來。她看起來一點也不震驚，事實上倒很像一天前沙啞著嗓音的那同一位婦人：“那垂飾真醜！”

她繼續說：“你既然有膽告訴我，你騙我九個月了，你認為能告訴我她是誰嗎？” 

他過去總告誡自己，沒有權利傷害克勞迪，應該尊敬她身內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換一句話來說，他腦子里妻子與母親形像的聯系現在怎麽啦？他的母親，悲愴而受傷的母親，他的母親，穿著不相稱的鞍，已經離克勞迪而去——她也許沒有，也許從來就不曾隱含在克勞迪的身體之內。這一切化作一腔憤怒向他襲來。

“我沒有理由瞞你。”他說。 

如果說他的不忠尚不足以傷害她的話，他斷定挑明她的對手會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視著她，告訴她是薩賓娜。 

一會兒後，他與薩賓娜在機場見面。隨著飛機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來越輕。他終於對自己說，九個月之後他生活在真實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