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引發世界熱議，在得到沿線國家積極回應的同時，也面臨一些質疑。質疑者以西方為參照系，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是大國崛起的戰略，並與歷史上的荷蘭、日本、英國等進行比較，分析中國的戰略及其制約。其實，這種用近代以來西方話語體系來理解“一帶一路”的方式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首先，“一帶一路”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但中國的復興所涉及的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復興，更是文明的復興，所以不能運用“大國崛起”邏輯來理解；其次，“一帶一路”所涉及和解決的，遠不是中國單個國家的發展問題，更是全球性的問題，比如貧困、貧富差距、全球治理等，是解決全球性挑戰的創新方式，也是助推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途徑。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提出的全方位開放戰略，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旨在歐亞非沿線65個國家，44億人口建立由鐵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氣管道、輸電線路和通信網絡組成的綜合性立體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並通過產業集聚和輻射效應形成建築業、冶金、能源、金融、通訊、物流、旅遊等綜合發展的經濟走廊，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來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深化經濟技術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最終形成歐亞大市場。其中，能源走廊著眼於大宗商品定價權，物流與金融等走廊著眼於貿易投資標準制定權，資金融通則推動人民幣地區化國際化，互聯網、電網及智能絲綢之路建設則推動形成電子商務世界貿易規則，大力提升中國的制度性國際話語權。

一、“一帶一路”助推走出“西方中心論”

“古希臘產生了古羅馬，古羅馬產生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信奉基督教的歐洲產生了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則產生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產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業革命。與民主制雜交的工業進一步孕育了美國，從而體現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牛津大學教授彼得·弗蘭科潘發現，這種流行說法只是西方獲得政治、文化以及倫理道德上勝利的口頭禪，並非歷史的真相。

他在其新書《絲綢之路：新的世界觀》中寫道：“幾千年來，正是東西方之間的地區，即把歐洲與太平洋聯系在一起的地區，構成地球運轉的軸心”。書的前言寫道，在這個地區，世界上一個個偉大的宗教誕生了，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百花齊放。正是在這個大熔爐裏，各種文明相互競爭、相互融合。在這裏，一個個偉大的帝國興盛和衰亡，文化與競爭對手之間沖突的後果在數千英裏以外都被感知。站在這裏，可以開辟看待歷史的新途徑，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深刻的相互連接的世界，一個大陸上所發生的事情可以影響到另外一個大陸，中亞大草原上所發生的事情的余震可以在北非感覺到，巴格達的局勢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產生反響，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可以使中國的物價發生變化，導致印度北部馬匹市場上需求的激增。這些震動沿著一個網絡傳播。這個網絡向四面八方展開，沿著這些路徑，朝聖者和戰士、牧民和商人走過。貨物和物產得到買賣，思想得到交流、借鑒和提煉。他們所攜帶的不僅有經濟繁榮，而且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災難。19世紀末，這個龐大的網絡被一位著名的德國地質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冠以一個名稱。這個名稱一直延續下來：絲綢之路。

彼得·弗蘭科潘發現，亞歷山大大帝在歐洲之所以被稱為“大帝”，不只是就其文治武功而言，更重要的是因為他遠征至印度，將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等學術成果置於亞裏士多德名下，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埋下伏筆。當工業革命、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又將殖民世界美其名曰文明的傳播，“西方中心論”就這樣自圓其說了。

他因此恍然大悟，“我不明白為什麽，我一直被告知，地中海很重要，是文明的搖籃，而看來十分明顯的是，這並不是文明實際上形成的所在地。真正的大熔爐，即字面意義上的‘地中海’——世界的中心——並不是把歐洲和北非分開的一個海洋，而是亞洲的中心地帶。”

彼得·弗蘭科潘絕非第一個覺悟的西方人。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馬丁·伯納爾的《黑色雅典娜》一書就指出，在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希臘文明形成期間，非洲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是其重要源頭，言必稱希臘的西方文明發展史，實際上是近代以來歐洲學者杜撰出來的“歐洲中心論”神話。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一書中，更進一步揭示了“東方化的西方”，即“落後的西方”如何通過“先發地區”的東方，主要是通過伊斯蘭世界傳播到西方的中華文明，一步步塑造領導世界的能力的。更早的歐洲學者，如英國的培根，清晰地描繪了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傳到歐洲是如何幫助歐洲開展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

絲綢之路的衰落成就了歐洲大航海時代，深刻影響人類歷史進程。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歷史研究對“西方中心論”的解構預示著，隨著絲綢之路的復興，不僅會改變人類歷史的演進方向，而且會改變我們對人類歷史的理解。

如今，這個中心地帶由於絲綢之路的復興而變成名副其實的“世界島”。絲綢之路的學問也變成了世界性學問。各國絲綢之路復興計劃中，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影響最大。

二、“一帶一路”重塑經濟全球化話語權

走出西方中心論，是破；重塑經濟全球化話語權，是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塑造包容性經濟全球化，超越經濟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可持續。

從縱向維度看，絲綢之路的興衰見證著世界歷史演進軌跡。“一帶一路”倡議所彰顯的絲綢之路在21世紀的復興，告別了西方杜撰的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分水嶺的邏輯：偽造歷史+偽造文字起源=偽造西方文化優越論，這就破解了“西方中心論”神話，開創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這“五通”，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推動實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走向共同繁榮。這就是人類大歷史背景下“一帶一路”的時代邏輯。

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三種經濟全球化：絲綢之路所代表的農耕——遊牧時代的全球化、工業革命所代表的工業——商業時代的全球化，以及“一帶一路”所承載的工業——信息時代的全球化。

1.東西互鑒與文明交流時代。

古代絲綢之路是連接東西方貿易與文明交流的橋梁，集中展示了東西互鑒的魅力。

縱觀歷史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軌跡，在其千年的演變之間，盡管沈浮多變，但綿延不衰，對中西方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首先，繁榮了中西方的貿易和商業往來。千余裏的絲路上，商賈來往不斷，駝鈴陣陣，繁華相望於道。在貿易過程中，各類奇貨數見不鮮，在相互交換的過程中極大地推動了中西方物質的繁榮，推動了財富、資源以及人員的流動；其次，促進了沿線各民族之間的發展和穩定。由於各民族之間經貿往來頻繁，同時伴隨著文化交流所帶來的相互理解，各族之間沒有爆發較大規模的沖突。同時，絲路上各民族之間也呈現出融合的趨勢，各民族獲得不同程度的發展。

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經貿之路，更是一條文化之路，各類文明匯聚於此，發展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搭建了世界文化溝通交流的平臺。佛教就是借由絲綢之路，經印度傳至西域，後到達中原地區，並在中國廣泛傳播。了解我國古代絲綢之路的發展脈絡，有利於從宏觀上把握當今“一帶一路”建設同古代絲綢之路的聯系，從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兩者之間的聯系和異同。

古代絲綢之路在經貿合作、文化交流、民族穩定三個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一帶一路”的建設，也同樣會發揮古絲綢之路這三大獨特作用。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提到的，這有利於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模式更加廣闊，這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放眼古今絲綢之路，兩者同為“親善之路”、“繁榮之路”、“交流之路”。

2.以西方為中心的所謂經濟全球化。

自從古絲綢之路中斷後，歐洲人走向海洋，通過地理大發現殖民世界，開啟所謂的經濟全球化。然而，這是真正的經濟全球化嗎？打開“夜晚的世界”圖可以發現，只有日本、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沿海地區燈火輝煌，而在衛星上看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燈光，那些地區的人們依然生活在“貧困的黑暗”之中。按照世界銀行數據，當今世界產出的八成來自於沿海地區一百公裏的地帶，因為地球71%的面積被海洋覆蓋，90%的貿易通過海洋進行。這種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實是“半（部分）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