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暴力原是罪惡的兩個要素，也是人性中包含的獸性。這兩件事在西方文化裏比在中國文化裏表現得坦露多了。英國的古民謠裏充溢性與暴力，但中國的詩經裏這些就淡得多了，性愛還有一些，暴力就幾乎不見。英國古民謠以敘事為主，中國的則多抒情。這種差別也許可以解釋，何以李永平在處理這些事上抒情多於敘事，而且著墨較淡。

吉陵鎮是一個罪惡之城。中國底層文化的道德傳統置淫於萬惡之首，萬福巷的妓院正是萬惡之淵。劉老實的棺材店偏偏開在妓院的中間，像是死亡對生命之大欲的嘲弄。劉老實跨在棺材板上刨木的姿勢，與嫖客的姿勢互為蒙太奇。他的年輕妻子長笙，白嫩的身軀裹著白衣，在這萬惡之巷裏成為汙泥中的白蓮，卻逃不過被染的命運。強奸，正是暴力施之於性的罪惡，吉陵鎮的罪惡以此為焦點。這件事竟然發生在觀音生辰的慶典，實在是神人不容，尤其因為長笙的形象與觀音暗暗疊合。郁老道士的自戕，眾妓女的自甘被轎夫踐踏，都是贖罪的儀式。劉紹銘說《吉陵春秋》的故事是表現“男人的獸性與純良（女性）之脆弱無助”。純良的長笙在生前確是無助，但借了死亡之力她卻為自己的貞操復仇，成為強者。觀音假她之手來懲戒孫四房，並警告鎮民：孫四房竟然敢打棺材店老板的主意，真是跟死亡開玩笑了。《吉陵春秋》實在是一本意象豐富對比無窮的小說，相信未來的評論家當會在這方面繼續探討。

如果“日頭雨”裏的小樂就是“思念”裏燕娘的丈夫，那麽，七八年後他終於向善了。燕娘在這本書的尾聲中出現，她的純真可愛令讀者對吉陵鎮的未來懷抱一點希望。從長笙到張葆葵，從張葆葵到秋棠，吉陵女人的遭遇是可悲的，然則燕娘的命運該會超越她們吧？可是正如中國的哲學是陰陽相生，純真的女性終於擺不開罪惡的黑影：長笙之於孫四房，張葆葵之於流言，秋棠之於路客，都是如此。燕娘雖然純真，她的四周也已危機重重，過去的罪惡，亦即舊社會所謂的“孽”，已經把黑影伸到她孩子的身上，使他夜夢不寧，無病而哭。燕娘甚至做了個噩夢，夢見她正懷著的第二胎孩子一生出來就給人抱走了。孩子，正是未來的象征。燕娘的未來令人擔憂，慈航普渡的觀音果真能保佑她麽？

《吉陵春秋》的語言最具特色，作者顯然有意洗盡西化之病，創造一種清純的文體，而成為風格獨具的文體家。大體上他是成功了。消極的一面，李永平的句法已經擺脫了惡性西化常見的繁瑣、生硬、冗長，尤其是那些泛濫成災的高帽句和前置詞片語。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長短相宜，活潑而有變化。對話極少，卻不失口語的流利自然，是另一特色。他的語言成分裏罕見方言、冷僻的文言、新文藝腔，卻采用了不少舊小說的詞匯，使這本小說的世界自給自足地定位於中國傳統的下層社會。積極的一面，李永平描寫景物富於感性，敘事的時候更善於運用手和眼的動詞。且舉“思念”的第一段為例：

水聲響動，田田蓮葉蕩出了一艘小船來。九月裏水藍的一片天，一塘水。

再引“好一片春雨”裏的一段：

秋棠一咬牙縮起脖子，把傘柄子夾到了肩窩底下，迎著大風，擡擡眼，只見西邊那一片天湧起了一滾一滾彤雲。那光景，就像一張橫幅大青紙上，給濃濃的，潑上了十來團殷紅。向晚的日頭，先前還是水紅水紅的一團，才多久，就黯成了一抹淤血似的紅。

這樣的文字在當代的小說裏，愈來愈少見了。李永平不愧是別有天地而風格獨具的小說家，值得我們註意。他早期的《拉子婦》曾見賞於顏元叔，獲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的《日頭雨》曾有朱炎的詳論，《吉陵春秋》裏的多篇作品也贏來劉紹銘的推崇，甚至拿來與張愛玲、白先勇相提並論。這三位學者和我，正如李永平自己一樣，都出身於臺大外文系，也許並非巧合。李永平的聲名不應該囿於這學院的一角；現在這十二篇作品終於合為一書出版，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廣大的讀者當可窺見《吉陵春夥》的全貌了。和時代相近的其他小說相比，這本書不像《邊城》那麽天真，也不像《春蠶》或《官官的補品》那樣著眼於階級意識；它把現實染上神話和傳說的色彩，變成了一個既繁復又單純、既醜陋又迷人的世界。秋棠與朱小七的兩小無猜有點像《邊城》裏的初戀，卻突變而為秋棠遇劫。貞潔與邪惡的對比令人戰栗，讀者的反應已近乎宗教情操，和《邊城》的田園牧歌大異其趣。另一方面，《吉陵春秋》又為我們指證：不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等等的名詞及其背後的觀念，仍能為中國傳統的村鎮造像。李永平為當代的小說拓出了一片似真似幻的迷人空間。

一九八六年元月於西子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