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曾經出版的書中，不管屬於文學還是文獻，不管是獨著還是主編，形式上大多屬於時下所謂“學術著作”，論述的全都是一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古書。

 這本《文化病象》和同時推出的《瞧，這世道！》（已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兩本隨筆雜文，是我第一次用筆介入當代的文化精神生活——不留情面地品評人物，一針見血地針砭教育，犀利尖銳地批評文化，書中的人、物、事，無一不生活和發生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在所有署名“戴建業”的書中，自己最喜歡這兩本，也最看重這兩本。寫學術著作必須價值中立，要盡量感情淡化，而寫這雜文隨筆不妨“筆端常帶感情”，無須有意掩飾自己的好惡，既不需要引經據典，也用不著查找文獻，全部文章都是一揮而就，有感想時一天可以寫兩三篇，最高峰時一天能夠寫上萬字，稱心而談，縱意揮灑，往往興會淋漓便下筆不能自休，它們不僅真實地展露了我的氣質個性，也真切地表現了我心靈的誠實。

 其實，以往我是個精神上的軟蛋，很少公開表露自己的思想情感，打從念小學起，歷次政治學習和大會表態，我都盡可能沈默躲閃，偶爾還言不由衷。

 記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小學所在的班級吃“憶苦思甜”飯，大家吃的是野菜米糊，那時我家裏也常吃這種東西。那頓飯沒讓我“憶”起舊社會是如何“苦”，也沒讓我“思”念新社會有多麽“甜”。回家後媽媽問吃得怎麽樣，我隨口說“和家裏吃的差不多，我看萬惡的舊社會也不見得那麽苦”。話音剛落，脾氣暴躁的父親馬上給我一巴掌，一向護著我的媽媽也罵我瞎說。此時父親動不動就戴高帽挨批鬥，外人要是聽到我這樣胡說八道，他豈不更要罪加一等？晚上父母都神情嚴肅地警告我：“在外面一定要說舊社會勞動人民當牛做馬。”父親還特地告訴我說，政治學習不能搶先發言，要聽聽大家怎麽說你就怎麽說。隔三差五父親都要提醒：“抄寫馬恩列斯毛語錄，千萬不能顛倒了句子和寫錯了字，寫完後要反復讀幾遍才能拿出來見人。”從此，無論家庭裏，還是學校中，抑或社會上，我都不敢表白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不敢坦露自己的真實情懷，更不敢說出自己真實的所思所想。中小學時的作文不是批“工賊”劉少奇，就是批林批孔批鄧，再不就是感嘆自己是多麽幸運，多麽幸福，如“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們茁壯地成長”，又如“我們的生活像倒吃甘蔗——節節甜，我們的日子像上樓梯——步步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實，我出生不久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災害”，上小學後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到東方的“紅太陽”落土之前，我一直飽受饑餓的折磨，十幾歲看著想吃的東西還直流口水，莫言先生寫過他早年的饑餓感，道出了那個時代青少年的共同感受。別說什麽“茁壯成長”，能活到今天就算是“福大命大”。不過，當時稱自己的生活“節節甜”，並沒有什麽心理障礙，也不覺得有什麽別扭虛偽，周圍同學的作文都這麽寫，他們口頭上也都這麽說。

 起初是心懷恐懼不敢表露自己的真情實感，逐漸自己就不知道什麽是真情實感；起初因害怕而不誠實，逐漸就習慣了自己的不誠實。參加工作後這二十多年來，所在單位每年都要交一次個人年終總結，我和大多數同事一樣，開頭“政治表現”那一欄裏，差不多填的都是“擁護……”“熱愛……”“支持……”，像妓女叫床一樣，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性反應。我至今沒有見到有誰填過“厭惡”、“不滿”或“反對”，但我常常聽到很多人對時政罵娘，可見“擁護”“熱愛”雲雲並非發自內心。這一方面表明很多人被精神強奸，另一方面表明被強奸者比較配合。人這種動物與鸚鵡相去不遠，你反復向他強行灌輸什麽他就會說什麽，時間長了便習慣成自然。盡管有時心裏對上面的說教不以為然，但嘴上照樣與“主旋律”保持一致。六十多年來，這種心口不一的撒謊，成了中國讀書人的潛意識或下意識，所以大家對自己的不誠實，沒有“道德的焦慮”，沒有人格分裂的痛苦。

 今年三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期間，山西人大代表申紀蘭老人成了眾矢之的。從1954年第一屆到今年第十二屆，她連任58年全國人大代表，還很自豪地說“我當12屆代表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有的網民戲稱她是“人大制度活化石”，有的網民罵她“極其無恥”：“反右投贊成票，人民公社投贊成票，大躍進投贊成票，文化大革命投贊成票，打倒劉少奇投贊成票，批鬥鄧小平投贊成票，後來糾正反右投贊成票，否定人民公社投贊成票，否定文革投贊成票，平反劉少奇投贊成票，平反鄧小平投贊成票。”她不是“人大代表”，而是“贊成代表”，可我並不認為她“極其無恥”，相反，申紀蘭老人是我們每個人的鏡子——有誰敢說自己不是“申紀蘭”呢？國臉倪萍不也說她從不投反對票嗎？假如有閑暇又有閑心，大家不妨去翻翻建國後官方的報刊雜誌，看看那些德高望重的學者名流，在歷次運動中的附和輸誠甚至落井下石，在文化大革命後的控訴聲討，這些表演比申紀蘭更加難堪。我看過一位著名哲學家文革時謳歌江青的詩歌，讀這樣的“謳歌”真想“嘔吐”。大躍進大放衛星的時候，《人民日報》報道我老家湖北麻城“早稻畝產36900多斤”，學術泰鬥錢學森先生為此連發幾篇文章，“論證”糧食畝產過萬斤的“科學原理”。我村裏一位鄰居暗暗說，誰都知道這是騙人，只不知道這是誰騙誰。連一字不識的老農都明白是在騙人，天才如錢學森者怎麽可能不明白呢？

 隨著自己的黑發慢慢變白，我對這些人也慢慢有了“理解之同情”，填表時“政治表現”一欄裏，我自己不是仍然還在填“擁護”“贊成”嗎？上星期一位認證微博“@曉玲有話”說：“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我馬上在跟帖說：“右邊稍嫌刻薄失禮，郭沫若先生49年後只是卑微下賤，開始可能是求榮，最後基本是自保，雖然談不上人格骨氣，但也絕無大奸大惡。紅太陽升起來後有多少人還有脊梁呢？人們單單糾住郭老不放，只是因為他的學問、才華、地位成了一個標桿而已。”當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提出“中國夢”後，近幾個月的報紙、電視、網絡，鋪天蓋地都在贊美“中國夢”，好像全中國人天天都在做夢。昨天還有一位名人發文說，“我們的人民社會優於西方的公民社會”。官方提出“偉大的民族復興”不久，馬上就有學者說“民族復興已經完成了62%”。為此，我還十分厭惡地寫下了一篇長文——《犯賤》。

 如果只是少數人不誠實，那是個別人的品性問題；如果是一代人不誠實，那就是我們的文化或體制問題。整個社會都缺乏誠信，那麽多精英都不誠實，上下都在糊弄撒謊，連弱智也清楚癥結何在。要想獲得體制內的工作和官方的獎勵，就只能無條件地“贊成”、“熱愛”、“擁護”，這是行政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必須上交的“精神納稅”——不交出自己的靈魂，就得不到體制的好處。在這種卑微的生存環境中，每個人都在為如何乞討嗟來之食而絞盡腦汁，還談什麽誠實，還講什麽尊嚴？

 去年我在論文集《文獻考辨與文學闡釋》的自序中說：“從識字的時候起，我所看到的文人不管什麽情況下都在唱贊歌，所讀到的論文在大多數時候都是在為長官意誌辯護。我們學校一位政治經濟學教授，當年在課堂上給我們大講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國家從計劃經濟轉軌為市場經濟之後，他又在我們文學院教師大會上大講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明朝張溥感嘆‘文人何常，唯所用之’，現在又何嘗不是如此？一個稍有道德感的人一旦撒謊，一定會長期受到良心的折磨，而一個學者一生都言不由衷，大家居然都自我感覺良好。今天，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大陸知識分子是一種集體性的沈淪——如果這些讀書人還算是知識分子的話。”前不久，我曾經寫過一篇名為《其實，我們一直還跪著》的雜文，是的，在人格和精神上“我們一直還跪著”。

 羅素曾這樣評價萊布尼茲：“他最精妙的思想要是不能給自己博得聲譽，他就會把記載這些思想的文章鎖在抽屜裏，他所發表的都是蓄意用來討王公後妃們嘉賞的東西。”盡管他具有常人勤勉、儉樸、節制的美德，盡管他是“一個千古絕倫的大智者”，但他這個人並“不值得敬佩”。用羅素這個標準來衡量，神州大地上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大多數所謂教授專家，豈止“不值得敬佩”！這些年來學術界和藝術界拿出來露臉的，大多是“討王公後妃們嘉賞的東西”，而且也只擅長於“討王公後妃們嘉賞”。我們既沒有創造“精妙思想”的才智，也沒有精神上的勇敢，更沒有思想上的誠實。

 “誠實”就是不自欺也不欺人。先儒將“誠”提升到了存在本體論的高度，《大學》《中庸》多次強調“誠”之於人的重要性：“誠於中，形於外。”“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由“誠”而“明”也好，自“明”而“誠”也罷，“誠實”不可能通過教化來實現。就每一個體而言，“誠實”來於高貴和尊嚴；就全社會來說，“誠實”來於公民意識的覺醒。這二者又有深刻的內在關聯，公民意識的覺醒必然帶來尊嚴感的增強，臣民則一直與奴性連在一起，而奴性正是我們不誠實的根源。公民社會的公民才敢對強權說“不”，專制社會裏的大臣被殺時還得喊“謝主隆恩”。撒謊拍馬和阿諛奉承，主要是奴才的生存技巧，是內心怯懦和恐懼的外現，誠實和坦蕩則是免於恐懼後的自由，是勇敢精神和高貴人格的結晶。

 我在這本隨筆集中敢於坦露精神的誠實，不是我內心有多麽強大，多麽勇敢，首先應該感謝我們時代的進步，不管你承不承認，我們社會裏公民意識在逐漸萌芽和不斷覺醒，有些人再也不屑於當“應聲蟲”了。其次應該感謝科技的迅猛發展，互聯網賜予所有人的微博、微信、博客，讓每一個人隨時都可以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雖然有“綠壩”、“長城”，但我們可以“翻墻”；雖然也刪帖、銷號，我們仍能“轉世”，微博上有些人已經投胎轉世上百回了；雖然約束和限制無處不在，但言論環境還是比三十年前寬松許多——今天最多只是刪帖，畢竟很少抓人。只要說真話不會給本人帶來危險，不會給親人帶來麻煩；只要撒謊會受到輿論的譴責，會受到法律的懲處，“誠實”就會像春天的燕子一樣，回到你我的心靈裏來築巢。

 近些年來世事讓人憋得心慌，過去只是發發牢騷。三年前一好友請我上他的新浪博客，發現在博客中多少還可以說幾句“人話”，後來我自己也跟著開了博客，慢慢在博客上寫雜文隨筆上癮。沒想到近兩年“老夫聊發少年狂”，玩命似的一鼓作氣寫了三百多篇，個別長文讓我通宵達旦，從晚上七點寫到清晨七點，內人有一次半夜四點起來看我還在敲字，罵我是個“不要命的瘋子”。由於我生性容易激動，寫這種文章偏又易於動情，加之打亂了長期的作息習慣，弄得自己嚴重失眠，可能是大腦供血不足，引起短期的記憶障礙，以致與內人聊天常常突然忘了自己要說什麽東西，講課和開會也往往突然記憶短路。這幾個月我暫時停止寫時政雜文，一不批評時政就“吃飯倍兒棒，睡覺倍兒香”——看來，我愛國，更愛命。

隨筆集中第一輯“回念前塵”選了一篇約兩萬多字的長文——《碰巧——大學畢業三十周年隨感》。該文是在王澤龍兄的催逼下倉促成文，在網上發表後被多家網站推薦到博客首頁，科學網甚至排在官網的頭版頭條，《文藝研究》主編方寧兄，華中科技大學文學院長何錫章兄，在博客和微信上讀到拙文後，都給我打來電話謬加稱贊。沒想到“無心插柳柳成蔭”，一篇回憶文章不僅受到朋友們的熱情鼓勵，還能得到社會上各行各業讀者的好評。第三輯“方韓之爭”是韓寒代筆質疑中的一系列雜感。代筆是職業上和人格上雙重的不誠實，這種行為嚴重汙染了社會風氣，如果由於代筆而騙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那更可能涉嫌商業欺詐。這十幾篇文章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海外《星島日報》（美洲版）進行了連載，香港《文匯報》也作了大篇幅報道。第四輯“大學病象”談時下大學教育的弊端，其中《逗你玩：本科生畢業論文答辯》一文，發表後很快便成為教育界討論的熱點，中央電視臺午間新聞、新聞30分、新聞會客廳，都做了采訪和報道，《光明日報》也連續三天就此展開了討論。該文曾給我校相關領導帶來虛驚和困擾，多謝校、院領導的理解和寬容。其他專輯中的不少文章都在海內外報刊網站轉載過，有些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反響，有些仍在讀者朋友中廣為傳誦。隨筆集中的幾十篇文章，內容都屬於廣義的文化，體裁大多屬於隨筆小品。我一直喜歡讀中國古代和現代散文，也喜歡讀英文隨筆，附在最後的幾篇隨筆譯文，在《散文》和《作家報》發表後，有的被選入“世界散文選”。我試圖用犀利潑辣和機智優美的語言，論文化紛爭，聊教育病態，品人生百味，侃大眾文化，表學術心跡，盡可能做到有情、有識、有味、有趣。這本文化隨筆集中的文章，表達了我的愛憎，也凝聚著我的心血，它們曾惹一些人叫罵，也讓很多人叫好。既然願意將文章公之於世，我自然希望有更多讀者給它們鼓掌，同時我也能坦然地接受廣大讀者朋友向它們吐槽。

 拙著原定於去年國慶前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裏將版式和封面設計都已準備就緒，由於“你們懂的”原因最後未能付印。這次我又對原先的選目作了較大的調整，將可能讓某些人覺得“礙眼”的社會評論，編入另一本雜文集《瞧，這世道！》中，收入這本《文化病象》中的文章都是談文化教育的隨筆，對文化教育的評論也都謹守分寸——大多數批評屬於溫和的建設性意見，偶爾激動也沒有超出政協主席俞正聲所謂“尖銳而不極端”這一批評準繩。即使用馬列主義的眼光來審視，現在這本《文化病象》也堪稱“思想健康”。

 這本隨筆的出版過程，讓我領教了什麽是出版審查。我決心與這種紛雜的生活告別，從此不再向窗外“瞧這世道”，也不再對國家繁榮昌明的文化教育杞人憂天。此刻不是說話的時候，此處也不是說話的地方。

 感謝澳門大學教授、著名詞學家和詞人施議對先生，他在博客上讀了我的隨筆雜文後，到處為我這些文章逢人說項，並向他在港澳出版界的朋友熱情推薦，不僅無私地為我聯系出版事宜，還特意為拙著付梓填來賀詞。《文藝研究》主編方寧兄曾極力向國內出版社推薦我博客上的隨筆雜文，這次又為這本隨筆題寫書名，謝謝他多年來對我的真誠幫助。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上海分社總經理王業龍先生，在目前這種氣氛中還向我約稿，感謝該社編輯黃蔚女士，與她近半年的合作十分愉快。在我的書稿沒有通過出版審查後，他們又向北京幾家出版社熱情推薦，其實我與這兩位朋友從未謀面。感謝曾為我兩本雜文隨筆出版而奔波操心的所有朋友！

 “戴建業博客”榮獲網易博客評選“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歷史類）”稱號。朋友，如果你在博客中讀我這些文化隨筆覺得很“爽”，這本裝幀雅致的文化隨筆集，一定會讓你讀起來更“爽”，不信你拿一本讀讀看！

戴建業

2013/7/20夜初稿

2014/4/26夜改定

附記：

古代讀書人一直將“飏言贊時”視為“儒生職分”，所以，哪怕時代再黑暗也得說“運集休明”，哪怕皇上再昏庸也要稱“聖上英哲”，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口中說出來的全部都是“正能量”。這篇自序偶有一兩句批評當下文化教育的文字，屬於人們討厭的“負能量”，既違古訓，又觸時諱，在內地出版社編輯眼中顯然不合時宜。但敝帚自珍誰都能獨免，現將去年草成的這篇自序發在博客中，公開出版發表既然如此困難，在自媒體上自言自語總該可以吧？（ 2014/12/27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