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的短篇小說中，少有所謂“柏拉圖式的愛情”，也就是沒有肉體基礎的純精神戀愛。這是中國民間作家在面對男女問題時，極誠實的態度。“精神”“肉體”這兩個詞是晚近才興起的，在舊小說中，相當的兩個字是“情”與“色”。今人談精神肉體，往往將靈肉打成兩橛，似乎靈歸靈，而肉自肉，兩者互不相干。在明人小說中，“情”多半因“色”而起，因“色”而生。雖然有“無情之色”，但無“無色之情”。所謂“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多情”，意即在此。這種情色一體的看法是對人性一種“同情的理解”，是很有一些“現代性”的。倒是“柏拉圖式的愛情”是個舶來品，中國人並不推崇這種虛幻病態的兩性關系。

 “無情之色”近淫，重在一“欲”字，不為任何作家所推重，但“無色之情”則成了虛幻，而不知其所言為何物了。所謂“相思病”或“單相思”，約略近於“柏拉圖式愛情”，將這樣的一種感情，視為“病態”，是極有見地的。“少男少女，情色相當”這是明人小說中常見的一句話，這是何等的通達，又是何等的寫實！“情”以“色”為基礎，實一物之兩面，無高下之別，而今“色情”一詞，卻成了有“色”無“情”，這是詞匯發展變化中的一個趣例。

明末馮夢龍（1574-1646）所編寫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是中國傳統短篇小說集大成之作，這些歷經數百年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反映了許多傳統中國的風俗、信仰，及當時的社會結構，不但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也是了解晚明社會，必不可少的材料。其中膾炙人口的名篇像《賣油郎獨占花魁》，《杜十娘怒沈百寶箱》，《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都屬言情之作。故事中的男主角，在見到女主角之後，大多為美色所顛倒，而必欲“成其好事”。除此以外，少有所謂崇高的動機。

賣油郎初見花魁娘子，驚艷之余，心中暗想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花魁名妓，開價一宿十兩，豈是小小賣油郎所能企及？但賣油郎立定志向，“從明日開始……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數。只消三年，這事便成。若一日積得二分，只消年半。”一個數百年來，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男主角的動機，無非如此，這在今天看來，不但談不上高尚，簡直惡俗不堪。但這樣一個“惡俗”的動機，卻絲毫無礙其為中國言情之名篇。

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陳大郎偶見三巧兒之後，“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攝上去了”，肚裏想道：“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為人在世。”陳大郎與賣油郎在初見美色之後的反應何其類似。小說作家在處理這一情節時，“秉筆直書”，絲毫不忸怩作態，為這樣的動機做任何的粉飾和回護，這是舊小說中，在處理男女相悅這一問題時，最可愛，最誠實的手法。

 賣油郎這種“一日積一分，三年便成”的至誠，其感人處在其“癡”，“癡”是晚明文人相當重視的一種品格。無論是“情癡”、“酒癡”、“茶癡”、“花癡”，乃至於“山水癡”。一個人一旦有所“癡”，亦即“情有所寄”。這種“癡”，近乎病，有時也稱作“癖”。1930年代，大受林語堂、周作人推重的晚明小品文作家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在一封致李子髯的信中，對所謂“情有所寄”，有獨到的見解，可以為賣油郎的“癡”作一註解：

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

賣油郎故事之所以千古流傳，在一“癡”字，而“癡”之所以可愛，則在其為“不功利”，在其“為癡而癡”——在“情有所寄”之外，別無目的。凡是“情有所寄”之人，對他所寄的對象，既不問得失，也不問成敗。所寄的對象，就是他的宇宙，其中有森羅萬象，有悲喜驚狂。情有所寄時，即是天堂，情無所寄時，立成地獄。賣油郎充分體現了所謂“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的“不悔”和“無怨”。

張潮在《幽夢影》中所說，“情必近於癡而始真”，“癡”是情的最高境界，在這個境界裏，只知有真假，不知有對錯。賣油郎之所作所為，在旁人看來，或許不免愚不可及，但在他自己，卻是甘之如飴，樂在其中。

《杜十娘怒沈百寶箱》近年來曾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更是為一般大眾所喜愛。杜十娘挾百寶箱投河的那一幕是“妾死情，不死節”的具體表現。為節而死，只是受逼於禮教；為情而死，則是徹底的失望和幻滅，其震撼人心的程度，千百倍於為節而死。

 賣油郎獨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是兩個典型的“妓女從良”的故事。妓女從良是晚明小說中常用的一個主題，作者往往用一個以淫為生的妓女來體現一種堅強果敢的毅力，進而說明一種“淫後之貞”。這種貞不來自禮教，而是源自愛情。妓女從良的故事，除了在情色和貞淫的問題上，有一種更近於人情的解釋以外，對女主角不幸的遭遇，多是懷著既往不咎的寬容和悲憫，不以過去之淫而傷今日之貞。這樣的寬容和悲憫，即使在今天也是難能可貴的。

飲食男女是人欲，也是天理。道德倫常必須求之於人情之中，而不可求之於人情之外。在人情之外，別求所謂貞操，就不免成了吃人的禮教。晚明文人在這一點上，與五四時期新派思想家常有不謀而合的看法，李贄（1527-1602）在答鄧石陽的信中所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18世紀的戴震（1723-1777）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所說：“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古聖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又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這兩段話，若稍加推敲，不難得出“人欲就是天理”的呼聲。從晚明小說中對情色的處理，多少也能看出一些時代思潮的走向。（愛思想網站 2015-03-02）本文摘自《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周質平，九州出版社，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