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去世時，奶奶已七十二歲了。爺爺在巴登的一個小城裏開一家小小印刷廠，專營石版印刷，死前和兩三個助手一起在廠裏工作。奶奶操勞家務，不雇女傭，照管著荒涼破落的老屋，為大人和孩子們煮飯燒菜。她是一個瘦小的婦人，蜥蜴般的眼睛炯炯有神，但說起話來慢吞吞的。她含辛茹苦把五個孩子撫養成人——她本來養了七個。為了孩子們，她年復一年地消瘦下去。孩子中有兩個姑娘到美國去了，兩個兒子也離了家。只有最小的一個因為體弱多病，在小城裏。他是印刷工人，已成了家，家裏人口很多。因此爺爺去世時，老家只有她一個人。孩子們寫信來時，問起她今後打算怎樣生活。有的請她去住，做印刷工人的小兒子則希望帶著家人一起搬到她屋子裏去。可是老奶奶一一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只希望每個孩子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稍稍捎些錢來。這家印刷廠早已過時，幾乎沒有什麽生意，甚至負了債。孩子們來信說，她不能獨個兒住著。但她硬是不同意，他們只好屈服，每月寄給她一小筆款子。她想，反正做印刷工人的小兒子還住在這個小城裏呢。印刷工人有時也寫信給哥哥和姐姐，向他們談談母親的情況。從他給我爹的信中以及奶奶安葬後兩年我爹一次訪問所獲悉的情況中，才使我對這兩年內發生的事有一個粗略的印象。看來，奶奶拒絕印刷工人搬到她那寬敞而現在卻是空蕩蕩的屋子裏去住，一開始就使他十分失望。他和四個孩子住在三間房間裏。奶奶跟他們的關系並不怎麽密切，只是每星期日下午帶孩子們去喝咖啡，別的什麽都談不上。她每季去看望她的兒子一二次，幫助兒媳做做家事。年輕的媳婦嘀咕了幾句，說住在印刷工人的屋子裏實在太擠啦。印刷工人沈不住氣，在信裏大發牢騷。有一次我爹寫信問他，奶奶現在幹些什麽，他的回答只是寥寥數語，說她常去看電影。咱個應當理解，看電影在當時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在她子女的心目中尤其如此。三十年前的電影同今天的不一樣。它總是在設備簡陋、通風不良的場所放映，往往在玩九柱戲的球道上演出，入場處前面貼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廣告，上面畫著兇殺和戀愛悲劇的慘相。到那邊去的只是少年，或者是一對對貪圖那邊光線黑暗的情侶。孤零零的一個老太婆去那兒，必然引人十分註目。去看這種電影，還有一方面要考慮。入場券肯定很便宜，但這種娛樂在等級上跟吃甜食相差無幾，這就等於“瞎花錢”，瞎花錢是不光彩的。還得說一句，我奶奶不但不經常跟本地她的那個兒子來往，而且也沒有任何熟人去看她或邀請她。她從來不赴小城的咖啡茶會，卻常常到一個補鞋匠的工場裏去，工場坐落在一條聲名狼藉的小巷裏，特別在下午，總有各式各樣不大正派的人閑坐著，其中有地位低微的女侍者和青年工匠。補鞋匠是個中年人，曾遊歷世界各地，但結果一無所得。據說他也喝酒。跟這種人交往，對老奶奶來說無論如何是有失身份的。印刷工人在一封信中說，他曾同他母親談過這件事，但得到的卻是冷冷的回答。

　
“他看到些什麽了？”這就是她的答復，談話就此中斷。和我奶奶商談她不願意聽從的事，可不是那麽簡單哪。在爺爺死後半年左右，印刷工人寫信給我爹說，他母親現在隔天就要在飯店裏吃飯。這消息多麽令人震驚！奶奶一生本來為一家十余口煮飯燒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殘羹，如今卻上飯店吃喝起來了！她究竟怎麽啦？不久我爹出差到家鄉附近一帶，於是去探望他的母親。他去看奶奶時，奶奶正想出去。她重新把帽子放下，給他斟一杯紅葡萄酒，並給他吃幹面包片。她看去鎮定自若，既沒有特別興奮，也並非默不作聲。她問起我們大家的情況，當然沒有問得特別詳細；她主要想知道孩子們有沒有櫻桃吃。她還跟過去一模一樣。房間自然一塵不染，她看去也挺健康。她的新生活方面，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爹一起到墓地去掃丈夫的墓。
　
“你一個人去吧，”她漫不經心地說，“他的墓在第十一排左面第三座。我還得去別的地方呢。”
　
印刷工人事後又說，她諒必是到補鞋匠那裏去了。他大發牢騷。
　
“我和家裏人蹲在這幾間小房裏，只能幹五小時的活，掙的錢又少，我的氣喘病又發作了。可大街裏那間屋子卻空著不住人。”
　
我爹在旅館裏租一間房間，等著邀奶奶去住，至少形式上表了一下態；但她置之不理。哪怕整屋子都是家裏人，她還是提出一些反對的理由，說他不該和家人一起來住，把旅館房錢白白花費了。看來她要和家庭生活一刀兩斷，現在想走一條適合自己脾胃的新路。我爹的脾氣很好，既然看到奶奶十分愉快，就對我叔父說，一切聽老太太自便吧？可她究竟想幹什麽呢！根據下一步報導，她已訂了一輛“布雷克”，想在某一個星期四到什麽地方去遠足。
　
“布雷克”是一種大型高輪馬車，坐得下整整一家人。過去有幾次，當我們做孫子孫女的去看爺爺時，爺爺曾租了這種“布雷克”馬車。當時奶奶一直待在家裏。她不屑地把手一揮，拒絕一起去。乘了“布雷克”馬車後，她又去K城旅行。這是一個大城市，乘火車約兩小時才到。那邊正在賽馬，奶奶就是乘車去看馬的。印刷工人現在簡直驚惶失措了，他真想請一位醫師。我爹看信時搖著頭，但不主張請醫師。我奶奶不是獨個兒去K城的，有一個姑娘伴她同行。印刷工人信裏說，姑娘是個傻裏傻氣的人，是老奶奶隔天吃飯的那家飯店裏的廚師助手。從這時起，這位“怪姑娘”就牽著奶奶的鼻子走。看來，奶奶把她當作寶貝似的寵著她。她帶奶奶去看電影，到那個補皮鞋的鋪子裏去，那鞋匠還是社會民主黨人呢。傳說這兩個女人在廚房裏一面玩牌，一面喝紅葡萄酒。
　
“現在她替那個'怪姑娘'買一頂帽子，上面還有玫瑰花，”印刷工人灰心絕望地說。
　
“而咱們的安娜連聖餐時穿的衣服都沒有！”叔父的信寫得歇斯底裏氣十足，信裏一個勁兒數落著我們親愛的奶奶，而且絲毫不肯讓步。別的情況，我是從爹那兒獲悉的。旅館老板向他眨巴著眼睛，悄悄說：“B太太像大夥兒說開的那樣，現在正在尋歡作樂呢。”
　
實際上，我奶奶在最後幾年，生活上一點也不寬裕。不上飯店時，她一般吃少許蛋制品，喝些咖啡，主要吃的是她喜愛的幹面包片。為此，她破費買些便宜的紅葡萄酒，每餐總要喝上一小杯。她屋子收拾得很幹凈——不僅僅收拾她所住的臥室和所用的廚房。但她瞞著兒孫偷偷在抵押。大家始終不知道她的錢究竟花到哪兒去了，看來她都給那個補鞋匠了。奶奶死後，他搬到另一個城裏，據說在那兒開了一家規模很大的鞋店。嚴格地說，她一生前後經歷了兩個階段的生活。第一階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兒、妻子和母親時代的；第二階段則純粹以B太太的面目出現。這時她孑然一身，不盡任何義務，經濟情況雖不十分好，但比較寬裕。第一階段的生活前後長達六十年，第二階段卻不到兩年。我爹後來得悉，她在最後半年對一般人幹脆置之不理。夏天，她清晨三點鐘就起床，在小城空蕩蕩的街上漫步，因為她只有一個人。她有時去看望牧師，據大夥兒說，那位跟老太太作伴的牧師，竟也邀她一起去看電影！她一點也不孤獨。在補鞋匠那兒顯然有一群興高采烈的人們，他們在高談闊論。她在那兒經常帶著自己一瓶紅葡酒站著，只顧喝自己杯裏的酒，而別人卻誇誇其談，對可敬的當局大肆攻擊。這瓶紅酒她是專留給自己的，有時也帶些烈性的酒給大夥兒喝。某一個秋日早晨，她突然在臥室裏去世了。她不是死在床上，而是死在窗口的一把木椅裏。她本來請那位“怪姑娘”在晚上看電影，因而死時姑娘在她身邊。她活到七十四歲。我看到過她的一張照片，掛在死時睡的那張床上。這照片是專為她兒孫們攝的。我們看到的，是一張滿是皺紋的小小的臉，嘴唇狹而嘴巴闊。她的臉很小，但並不渺小。她長年累月奴仆般地勞動，只有短短幾年才飽享清福，終於油盡燈枯，了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