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中國人來說，旅遊越來越被當作周期性提升生活品質、釋放城市生活壓力、親近自然山水和傳統、區域文化的休閑方式。交通網絡的日益發達，也為旅遊者的行走天下，創造了傳統中國人不具備的物質條件。可是，如果追問那些千辛萬苦的旅行者的內心感受，卻往往只得到“花錢受罪”和“失望透頂”的消極答案。

一場目的明確的休閑式旅行，卻往往難以調節身心和增廣見聞，反而導致在旅行之前，對旅行目標地的“想象的烏托邦”，變成了見光死的俗不可耐之地，甚至會比旅行者所在的城市生活，更加難以忍受。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消逝的風景與文化

大約10年前，筆者曾經到過鳳凰，那是沈從文的故鄉，也是其小說《邊城》的原型地。那時的鳳凰，鄉民質樸憨直，物價低廉，小城安靜而緩慢，細雨中的古城墻寥寥無人，沱江水清澈見底，月色下的小城寧靜悠遠。那一刻，筆者真有置身小說主人公翠翠所生活的那個邊城世界的美妙之感。

可是，短短10年，這一切都變得面目全非，鳳凰還是那個鳳凰，卻再不是沈從文筆下那個詩情畫意淡泊名利的小城。急劇增加的遊客，城市管理的滯後，商業氣息的過度，讓這個被西方作家譽為中國最美的兩個小城之一的鳳凰，開始迅速惡化：居住價格變得昂貴，商品漫天要價，人心變得詭譎，江水汙染嚴重，物欲橫流在大街小巷，更讓人痛心疾首的是，這樣一座以清新秀麗而聞名天下的小城，居然開始學大都市在沱江兩岸引入了10幾家鑼鼓喧天聲色犬馬的酒吧，“如果•愛吧”、“私奔吧”、“學生年代”等各種或假純情、或真惡俗的酒吧招牌，就那樣在夜鳳凰的光怪陸離之中飄搖，似乎在生硬地譏笑九泉之下的從文先生那一顆“赤子之心”。

這絕非個案，在過去的30多年裏，經濟發展主導一切，地方官員想象城市的能力和美感極度萎縮，而強行規劃城市的跑馬圈地能力卻一路高揚。多少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名城被以發展的名義糊弄得支離破碎？多少老建築、老胡同、古鎮等，都被認為不合時宜而被拆毀？

等到這些城市官員發現，其實這些老字號的空間，是吸引遊客甚至投資客的重要文化資源時，“一切美好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於是恬不知恥地拼接一些仿古的空間，裝置出一些矯揉的文化，來忽悠遊客和投資者。地方和傳統文化，如果不能被納入GDP增長的藍圖，便一文不值。中國的旅遊景觀之所以如此粗鄙，旅遊文化之所以如此低俗、旅遊心態之所以如此焦躁，根源之一就在於政治文化裏根深蒂固的輕視歷史、鄙薄人文的基因。

在工具思維和計算理性的主導下，旅遊景區變得比旅遊者所在的城市，更深刻地顯露出一種唯利主義的面相。這樣一種高度壓縮的交換世界，自然不能幫助遊客從日常性的焦慮中解放出來，反而讓遊客本就疲憊的心靈世界，更因為想象的人文世界的美好，跟現實的人文世界的破碎與鄙俗氣息的強烈對照，而生發出更多無奈與沮喪。

這些年，很多旅遊景區都設計了大型室外山水晚會，比如桂林的印象劉三姐、杭州的印象西湖等各類印象系列，這本是一個極佳的展示地方文化特質、敘述地方風俗人情的舞台，結果卻往往讓遊客大失所望，這些印象系列的歌舞晚會很多將遊客當弱智，將歷史當玩偶，將文化當道具，大多都是高度同質化、模式化與空洞化，反諷地成為真正的“隔靴搔癢”的印象，而非文化世界的自然表達。

文化搭台，消費唱戲，並非在絕對意義上是一件壞事，關鍵問題在於搭台的是否真正的文化要素。如果這樣所謂的文化晚會，又變成歌舞升平的盛世謳歌，或者華麗無物的空洞抒情，甚至是一種整齊劃一的極權主義美學，這又如何能夠撫慰遊客的心靈世界，更別說提升遊客的歷史與人文素養。

更可笑的是一些所謂的“體驗式旅遊項目”，比如桂林靖江王府的仿科舉考試，讓遊客進考棚做題，舉行金榜題名儀式，還設計一位考試舞弊者被處罰示眾，整個過程哪有半點對支撐中國社會結構上千年的科舉文化的了解與敬重？完全是糊弄遊客的噱頭和搞笑的滑稽鬧劇而已，這種形式非但不能增進遊客對歷史與文化的理解和敬意，反而讓今日的中國人對待傳統多了一份輕薄浮浪之心。而某些紅色旅遊勝地，更是讓遊客變身成當年的紅軍、土匪甚至是日本鬼子，扛槍騎馬裝模作樣地行走在青山綠水之間。

文化記憶與革命往事，在這些所謂的體驗式旅遊項目裏，成為被任意操弄的文化符號，來生產出遊客的需要，彌漫著一股銅臭味。在逐利的沖動下，旅遊景區無所不用其極，文化其名，利益其實，低俗成了風趣，惡搞成了創意，巧立名目宰客成了全方位開發，強迫性消費成了敬神祭祖，這真真是旅遊景區的一大奇觀。

異化的遊客與原住民

古人言，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傳統中國喜好遊歷華夏山川、體味各地風土人情者多是讀書人群體，在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中，士人與自然和鄉土有一種天生的親和，其夢想常存耕讀之野趣，無論走得多遠，都會心懷故土，最終葉落歸根。今天周期性流動的遊客，相對於那些自然和人文景觀而言，則更多的是突然的一次性的介入者。對於那些被遊覽的鄉村世界來說，遊客是匿名的、分散的、強勢的，遊客表征著城市生活的現代和富有，這是一群有消費能力或者說購買力的人。

遊客帶著現代生活的標準來到欠發達地區，這種標準讓他們苛刻地審視景區的一切，包括衛生、管理、秩序、便利等，這些無疑是長期性的都市生活賦予他們的，用這樣一套眼光來觀察景區生活，自然會滋生種種不如意的心緒而牢騷滿腹。而事實上，遊客使用的這套現代生活的邏輯和規則，大都是對他們的生活世界構成系統性的隱性壓迫的機制之一。旅遊原本是為了從這套機制裏短暫地修覆過來，尋求內在的精神自由和心靈釋放，而遊客的生活慣性，卻常常使他們對於旅遊景區的“不方便的現代”頗多批評。

旅行者總是試圖尋找一個更具有本真性、更自然的生活和景觀，總有一個想象的原生態文化的烏托邦，卻不知道旅遊這種現代的行走方式、觀光客這種現代的流動人群、旅遊開發這種現代的經營方式，本身就是反自然甚至反文化的，旅遊者的行為與其預期目標之間有著難以解套的吊詭。

對於景區的原住民來說，旅遊業的開發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提升、多元的城市文化，卻也帶來了種種問題，比如生活水準的兩極化（靠近旅遊路線的住民與遠離旅遊路線的住民）、原有的自成一體的生活世界的瓦解、商業和隨之而來的急功近利生活態度的侵入、自然生態的被侵蝕等。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深刻的旅遊競賽的悖論統禦著那些少數民族村寨、原住民生態文化：一方面，這些處於中國邊遠省份的旅遊景區，必須盡可能保持一種原汁原味的地方風味來吸引遠道而來的遊客，要盡可能展示地方文化、藝術、日常生活和器物等的特質，換言之，必須構成一個相對於現代都市世界的“他者”，這些旅遊景區才具有一種“前現代”的文化魅力，這就導致旅遊景區之間甚至旅遊景區內部的“競賽機制”，在迎合遊客口味、取媚都市人群的心理驅動下，盡可能以一種窮形盡相的方式將自身所處的文化形式包裝、改易，這種在遊客面前刻意的展覽和兜售自我，無疑是一種文化與人格上的自我矮化。

另一方面，旅遊意味著現代世界的勾連，這種季節性的流動和介入，直接地將一個迥異於原住民生態的生活方式帶入他們的視野，不斷地對原住民固有的生活世界和價值觀構成挑戰和壓力，原有的自得其樂的生活被撕裂，甚至在價值上被貶抑。

那些旅遊目的地和原住民們，既無法回到那個雖單調卻也知足常樂的過去，又無法像大都市來的遊客那樣徹底地現代，他們會發現，作為一個原本有一整套生存邏輯與法則的群體，居然在旅遊開發的進程之中，變得越來越具有寄生性和依附性，這種寄生性也就是原住民越來越依賴一個商業的網絡來構建生活。他們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收獲了財富，卻似乎失去了自由，尤其是心靈的自由，利益的法則開始穿透他們的日常生活。

發展，對於旅遊景區來說是一種難以抵抗的誘惑，而這種發展其實往往在對他們引以為榮的文化與自然，構成持續性的侵蝕和毀壞，更重要的是，在被發展主義所綁架的地方政府、渴望發家致富的原住民，以及用消費主義心態面對旅遊景區的遊客那裏，這些破壞和侵蝕都不成為一種具有當下性的緊迫問題。

這樣的旅遊，最終的結果正如尼采的一句箴言：一只鳥兒去尋找籠子。本意為尋求自由的旅遊，卻成了作繭自縛的行為，而這個壓抑人性、自然和文化的籠子，在某種程度上是上述三種角色合力參與制造的現代性牢籠。這樣的旅遊開發，豈非南轅北轍式的文化自毀？而這樣的旅遊，更像是一場永遠無法達到真實目標的夢遊。來源:南風窗（收藏自2011-10-12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