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像居里夫人這樣一位崇高人物結束她的一生的時候，我們不要僅僅滿足於回憶她的工作成果對人類已經作出的貢獻。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我幸運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摯的友誼。我對她的人格的偉大愈來愈感到欽佩。她的堅強，她的意志的純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難得地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時候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公僕，她的極端的謙虛，永遠不給自滿留下任何餘地。由於社會的嚴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總是抑鬱的。這就使得她具有那樣嚴肅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發生誤解——這是一種無法用任何藝術氣質來解曉的少見的嚴肅性。一旦她認識到某一條道路是正確的，她就毫不妥協地並且極端頑強地堅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偉大的科學功績——證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並把它們分離出來——所以能取得，不僅是靠著大膽的直覺，而且也靠著在難以想像的極端困難情況下工作的熱忱和頑強，這樣的困難，在實驗科學的歷史中是罕見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 
（許良英　范岱年　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