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00年12月9日生於倫敦南區的克拉彭公園。父親是位醫生。我小時候，他還只是一個普通的私人醫生。後來，父親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師。在我們的家庭中，有沿用「約瑟夫」這個名字的傳統。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名字。我母親是音樂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亞·阿德萊德·尼達姆，舊姓蒙哥馬利。母親當時很有名氣，那時她在近衛軍樂隊中擔任指揮。她創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這首歌差點兒被選為愛爾蘭的國歌。 

我父母之間關係的不和諧，慢慢地我也感覺到了。至今我還記得，在我小時候，有一次，母親敲打著上了鎖的父親診所的門窗，埋怨讓我識字太早。這樣的爭吵在房間裡常常可以聽到。那時我可能有6歲了。我父親有間很漂亮的書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讀到一些書。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學的歷史》這本書，至今我還保存著它。 
我深深地為父親的求學精神所打動，所以有意識地模仿父親。但是，後來我又覺得從母親那裡也受益匪淺。如果說我單單受我父親的影響，那麼恐怕我就難以致力於像「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樣龐大的課題了。在昂德爾公學學習時，校長F．W．桑德森的諄諄教導給了我極大的影響。在我14歲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我被送進了這所公學。校長先生常常對我說：「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研究課題我想就是「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的最好的實例了。他還常常對我說：「如果你能找到激勵起自己執著追求的東西，那麼你就能把它幹好。」中國的科學與技術就是我找到的能喚發起我執著追求的東西，而且可以說實現了。這些情況，還是另找機會再談吧！在昂德爾公學，其實也並不太快樂。我這樣說是因為這所公學把重點特別放在體育運動上。那時，我編了一本名叫《鐵房子》的家庭雜誌。到了學校放假的時候，就跟著父親到懷爾醫院，第三倫敦綜合醫院以及喬治皇家醫院去。在那兒我給人家當手術助手，做給外科醫生遞遞縫合線和鉗子之類的工作。我第一次著做手術是在9歲時，那是由約翰·布蘭德一薩頓爵士主刀的闌尾切除手術。父親對我見到血沒有暈過去非常滿意，給了我幾枚金幣。後來，一真正有資格的醫師嚴重不足，以至誰都能從事醫療工作，我也被捲了進去。說老實話，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看到過許許多多的手術，而且有的外科手術就像是做木工活兒。我自己想進一步學習，想做些更為複雜的工作，因此就沒有成為外科醫師。 
我是個獨生子，無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誰都能起搭橋的作用。我這樣說，是因為許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讓父母和好，但沒有實現，所以我就想起個中間人的作用，從中搭橋，從中調解。再譬如，我大學時代想在學問和宗教之間架起橋樑；緊接著，後來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學學者，想在形態學與生物化學間架起一座橋樑；再後來我就決定在中國和西歐間架設橋樑了。就這一點，我想詳細講一講。 
我在1918年作為醫科大學學生，進了劍橋大學岡維爾一基茲學院。戰爭結束時，我已是海軍外科中尉軍醫。但既沒通過醫學考試，又沒有制服，更談不上出海了。這些軍醫的任務只是根據水兵傷勢情況作出送基地醫院或就在護衛艦或驅逐艦上治療的建議。我在基茲學院作過人體解剖，並通過了第1次及第2次醫學學士考試。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裡克·高蘭·霍普金斯爵士所講授的課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開始生物化學的研究。霍普金斯博士是從來不給學生課題的。但是，一旦學生自己把握住要幹什麼時，他便會從各個方面給予幫助和支持。那時，我看到了一篇由一戰時死去的名叫克萊恩的年輕學者寫的論文。文中指出，雞蛋中促進生長的因子在成長初期時為0mg，到抱卵3周後竟達到310mg。 
我把這篇論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兒，告訴他這一偉大發現——雞蛋是多麼了不起的化學工廠啊！當時他就勸我研究下去。我開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終出現了《化學胚胎學》和《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這兩部書。這兩部書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釋清楚胚胎在成長過程中的化學變化以及合成；後者則想就「形態發生形成體」自身的生物化學闡述一些已知的東西。金·布拉謝特在他的書中，稱我為「胚胎生物化學之父」，但他只是說了這一點，而對我發現了什麼並沒有說明。 
在我37歲時，來了3位想在劍橋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研究生。他們當中，沈詩章是由丹麥的林登斯特羅姆蘭格介紹來與我一起研究兩性動物卵內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當時正在研究稱為「呆巴子」的超微測微器。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學的魯桂珍。還有在戴維·凱桂和莫爾特諾研究所研究的王應睞。後來，他們3人各自過著不同的生活。沈詩章就職在耶魯大學，直到去世。王應睞回到中國，擔任上海國立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後又擔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魯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在美國度過的。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亞、紐約哥倫比亞醫療中心及亞拉巴馬州伯明翰等3個地方。在亞拉巴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紅斑（糙皮病）。後來在南京作了營養生物化學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9年後她返回劍橋。她來劍橋的原因，一則是我在康福德一麥克榮林基金會中心擔任司庫，再則她認為自己在劍橋的生物化學研究所搞研究更適合。現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長。 
在我去中國前，我們曾約好，要在中國科學技術史方面作點文章出來。基於有人在羅馬國會上主張「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這種思想，我們在各自未選擇研究方向前訂下了關於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粗略計劃。這3位中國研究生給予我的影響遠比劍橋給予他們的影響大得多。因此，我開始學習漢語，也學習比會話難得多的漢字。我一直覺得，為了東亞研究的課題，以優異成績通過語言考試而在教室學習漢語。和不帶功利目的、作為一件有趣的事而學習，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從那以後，我閱讀中文開始擺脫初級的ABC階段，進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樣的暢達階段。 
1942年，英國政府要派一位科學家去中國，擔任設在重慶的英國大使館科學參贊。當時，在英國科學家裡可以說幾乎找不到懂漢語的，於是選中了我。由於這個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那裡度過了4年。在中國的4年，對我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們在那裡設置了中英科學合作館。為此，我們進行了長達幾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佔領區的地方，訪問了那裡的所有大學、科學研究所、鐵路工廠、兵工廠以及各類與科學有聯繫的企業。最初與我合作的是黃興宗，後來他去了牛津大學，他的工作由曹天欽接替。在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而且他在我們向西北前進途中，下決心將培黎學校從蘭州搬到山丹去。為此和我們來的兩個少年王萬聖、孫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過了6個星期，因為他們懂甘肅土話。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總幹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電報。電報上寫道：「速歸，幫助我組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於是我回到巴黎，在這個組織工作了1年又6個月。魯桂珍後來也在那裡工作過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要是本著下面兩點組建的：第一，幫助召開國際科學聯盟定期會議；第二，開設和經辦仿照中英科學合作館建立的世界各地科學辦事處。 
我原配妻子多蘿西·梅亞麗·莫伊爾·尼達姆，於1987年去世，時年91歲。我們共同度過了64年幸福生活。後來，我和魯桂珍於1989年結婚。結婚儀式是在基茲學院的禮拜堂內，由學院院長同時也是我的導師約翰·斯特德主持舉行。那是在儀式結束後舉行的三明治午餐會上的話了，兩個80開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許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銘是：「就是遲了也比不做強！」 
迄今為止，包括出版和預定出版的共有24冊的這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巨著已出版15冊。現在我正在埋頭於較為困難的醫療科學部分的編寫工作。最初與我合作的是我在四川李莊第一次見到的王鈴（王靜寧），他是博斯年領導的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第5卷第7分冊對中國火藥史的詳細闡述上。起初，我們考慮科學部分用7卷就可詳盡寫出，但後來因資料過多，一卷又分成幾部分，這樣每一部分就自然成冊了。這樣合計起來，至少得出書24冊。我們把起初的幾卷叫「天卷」，把以後按分冊出的叫「地捲」。接下來發行的將是以有關弓、石弓以及在火藥出現前的大炮和包圍戰為內容的第5卷第6分冊。再下面發行的將是關於紡織品及織布機歷史的第5卷第10分冊。這期間，第7卷對中國的經濟、科學的社會性、知識性背景的研究有相當發展，第7卷第1、2、3分冊不久有可能同時出版。其中加進了西歐偉大的社會學家格利高裡·布爾和研究現代中國與日本的歷史學家德莫西·布魯克對傳統的中國社會本質觀的兩部分論述。這卷由我的朋友凱內斯·魯賓遜編輯，他對這個研究課題也作出了很大貢獻。雖然我恐怕無法親眼看到這部《中國科學技術史》各卷全部完成，但至少我對它能成功地完成這一點是深信不疑的。 
回顧我的一生，我覺得我的事業很大程度上受益於給我人生帶來很大影響的F．W．桑德森這位昂德爾公學校長和他對我的忠告——「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和「要找到能激勵自己去執著追求的東西」。 
最後，我謹向那些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在我受教育的過程中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爾公學的我的校長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給予我幫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的謝意。（曾雄才　曹永剛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