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美國遺傳學家。生於芝加哥。1961年獲理學博士學位。1956年到哈佛大學任教，1961年成為教授。主要研究分子生物學。與英國生物學家克裡克共同闡明DNA分子雙螺旋形結構，設計出結構模型，回答了遺傳物質自行複製問題。提出的雙螺旋結構模型被認為是20世紀生物學最重要的發展。二人同莫裡斯共獲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著有《基因分子生物學》等。

我從來沒有看見克裡克表現過謙虛謹慎的態度。在別人面前他或許是那樣的，可是我從來沒有理由這樣去評價他。這同他現在享有的盛名毫無關係。現在，人們經常談論他，談論時往往頗帶敬意，總有一天他會被公認為屬於像盧瑟福或波爾一類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並非如此，當時我到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參加一個由從事蛋白質三維結構研究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組成的小組工作。那時，他35歲，還完全默默無聞。雖然最接近他的同事們已經認識到他思考問題敏銳、深刻，並常常向他人請教，但一般地說，他不太被別人賞識，並且許多人覺得他太誇誇其談了。 

佩魯茲是克裡克所在單位的領導人。他是出生於奧地利的化學家，1936年來到英國。他從事結晶血紅蛋白質X射線衍射的資料收集工作已經有10多年了；那時剛剛開始有點苗頭。卡文迪什實驗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極力幫助他。作為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又是晶體學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幾乎花了40年的時間一直在觀察著X射線衍射法，解決了越來越困難的結構問題。一種新方法能闡明的分子結構愈複雜，布喇格就愈是高興。因而在戰後幾年裡，他對解決所有分子中最複雜的蛋白質分子結構的可能性簡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許的情況下，他經常到佩魯茲的辦公室去同他討論新近積累的X射線資料。然後，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對這些資料作點解釋。 

克裡克既不像布喇格那樣的理論家，也不像佩魯茲那樣的實驗家。他介於這兩種類型的科學家之間。他偶爾也做點實驗，但更多的是埋頭考慮解決蛋白質結構的理論。他經常會有什麼新發現，變得非常激動，立刻把它告訴任何願意聽的人。過了一兩天他經常會意識到他的理論站不住腳，於是又回到實驗中去，一直到百般無聊之中又產生了對理論的新想法為止。 

有許多戲劇性事件伴隨著他的新想法應運而生。它們使實驗室的氣氛大大活躍起來。實驗室裡有些實驗常常要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之久。這種活躍氣氛部分地是由於克裡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門都高，說話又快。聽到他的笑聲，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實驗室的哪個地方。特別是當我們有閒細聽他的談話，並坦率地對他說，他那不著邊際的話使我們摸不著頭腦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享受過他談笑風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個人不是這樣，克裡克的談笑經常打擾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門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個更為安靜的房間去。布喇格難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為那意味著要容忍茶室中克裡克震耳欲聾的談笑聲。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寧的。他的辦公室外的走廊有兩次被克裡克工作的實驗室不斷漫出的水淹沒。克裡克被自己的理論吸引著，竟忘了把抽水機龍頭上的橡皮管縛緊。 

我到達那裡時，克裡克的理論已經遠遠超出了蛋白質晶體學的範圍。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實驗室去，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實驗。對於這點他毫不隱瞞，儘管一般說來他是彬彬有禮的，對於那些並不理解他們眼下正在做的實驗的真正意義的同事們，他也是很體諒的。他幾乎可以立刻設計出一連串能夠證實他的解釋的新的實驗來。而且他往往最終會忍不住告訴所有願意聽的人，他聰明的新想法將會怎樣推動科學的進步。 

結果引起了對克裡克一種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懼，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輩人中間。他掌握別人的資料並使之條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們吸一口涼氣，擔心在不遠的將來他會成功，並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劍橋大學各個學院在體貼細微、溫文爾雅的風度掩飾下的智力遲鈍。 

儘管在凱厄斯學院，他有每週吃一頓飯的權利，但他並不在任何學院任研究員。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興這樣做。很清楚，因為他不想被那些尚未畢業的學生不必要的光顧加重他的負擔。另外，他的笑聲也是一個原因，假使對這種轟鳴的笑聲每週不止聽一次的話，許多學監肯定要反對的。我確信，這一點偶爾也使克裡克感到煩惱，儘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飯的生活」都被一些學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這些人不會使他感到愉快，也不會使他受到任何啟發。歷史悠久的國王學院，不受古板的傳統所羈絆，吸收了他，對他或這所學院來說，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討人喜歡的午餐夥伴。儘管他們小心翼翼，仍然要發生這樣的事情，酒多失言會惹得克裡克大發雷霆。 
他和奧迪爾住在「碧齋」，一個面積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間。這幢房屋已有幾百年歷史了。從這幢房子過橋街就是聖·約翰學院。這個套間只能算兩個房間，一間起居室，另一間臥室。廚房間很小，洗澡盆在裡面顯得特大，最惹人注目。房子雖小，但由於奧迪爾的精心佈置，看起來使人有一種心情愉快的感覺。住在這裡，我第一次體驗到英國知識分子生活的生氣。可是，就在離此幾百米遠的地方，坐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維多利亞式的房間裡，在我居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裡，這種生活的氣氛是一點也沒有的。 
那時克裡克與奧迪爾結婚已經3年了。克裡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長，有過一個男孩，叫米切爾，由克裡克的母親和姑媽照應。在奧迪爾來到劍橋之前，他曾過了幾年單身生活。奧迪爾比他小5歲。她的到來，使克裡克更加厭惡中產階級那種以划船和打網球來尋歡作樂的墨守成規生活，這種生活尤其不適合喜歡健談的人。克裡克既不關心政治，也不關心宗教。他認為宗教是前輩人的過錯，沒有理由相傳下去。但是，他們是否真的不問政治我有點懷疑。或許是戰爭原因吧，他們希望忘記戰爭給人們帶來的不幸。無論如何，早餐時，他們從來不看《泰晤士報》，而看《時髦雜誌》，這是他們訂閱的唯一雜誌，也是克裡克能長篇大論地談論它的內容。 
那時，我常到「碧齋」吃晚飯。克裡克總是口若懸河，我也樂於利用這樣的機會逃避倒胃口的英國式飯菜。這種飯菜使我經常擔心我會不會得胃潰瘍，奧迪爾的法國母親教導她的女兒要全然藐視大多數英國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講究的態度。因此，克裡克根本不必羨慕「高桌吃飯」的那些學究。不可否認這些學究的「高桌飯菜」比他們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們的妻子只會做些肉食、煮土豆、欠色蔬菜和一些糕點之類乏味混合物。與此相反，克裡克家卻有美味的晚餐，特別是在酒餘飯後，話題轉到劍橋那些「寶貝」們身上時，氣氛更加輕鬆愉快。 
談到年輕女人時，克裡克更是興致勃勃，沒完沒了。這些女人們的姿色和某方面的特點都是談論和取笑的題材。年輕時，他對女人不大在乎，現在才發現女人會給生活帶來某些樂趣。奧迪爾對這些並不介意，反倒覺得這樣大概會把這個北艾姆敦出身的人從枯燥乏味中解放出來。對於奧迪爾踏入的、也是他們時常應邀參與的這個頗有點附庸風雅的社交世界，他們長時間地進行議論。我們的談話海闊天空，無話不談。他同樣也喜歡談自己偶爾犯的錯誤。有一次，在一次化裝舞會上，他扮演紅鬍子的年輕肖伯納走了進去。他在舞會上一出現，就發覺這樣做犯了一個莫大的錯誤，因為當他走近年輕的女人時，沒有一個人喜歡他那潮濕的亂蓬蓬的鬍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會上卻沒有年輕的女人出席。這使他們感到失望。他們的酒伴都是學院負責人，這些人熱衷於談論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務。他們對於這些事情感到厭煩，於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後，克裡克卻意想不到地感到清醒，又埋頭於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來到實驗室並告訴佩魯茲和肯德魯他獲得了成功。幾分鐘後，考基蘭走進他的辦公室，克裡克對考基蘭又說了一遍。還沒等克裡克講完，考基蘭就說他也認為克裡克會獲得成功的。他們馬上就開始各自的演算，發現考基蘭用的演算推導比克裡克的簡練。可是，值得高興的是他們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們就用佩魯茲的X光衍射圖來核對。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以致必須承認鮑林的模型和他們自己的理論都是對的。 
幾天之內，經過潤色的一份手槁已經擬好並且以快件寄往《自然》雜誌。同時將一份副本送給鮑林鑒賞。對克裡克來說，這次成功是一樁無可置疑的勝利。沒有女人參加能取得這樣的勝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快到四點了，我走進威爾金斯的實驗室，告訴他鮑林的模型原來是個徹頭徹尾的錯誤。這時威爾金斯正在忙碌著。於是，我穿過走廊朝羅西的實驗室走去，希望能找到她。實驗室的門虛掩著，我推開門逕自走了進去。這時，羅西伏在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貫注地測量放在上面的一張X射線照片。我闖進來嚇了她一跳，但馬上又鎮定下來，她直盯著我，好像在責備我這個不速之客應該講點禮貌：先敲一下門才對。我連忙對她說威爾金斯正忙得不亦樂乎。沒等她出言不遜，我馬上又問她願不願看看彼得帶來的他父親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試試羅西要花多少時間才能發現其中的錯誤，可她才不願和我要著玩呢。於是，我只得立刻告訴她鮑林的模型在哪兒出了岔子。同時，我不禁講起鮑林的三鏈螺旋同我和克裡克一年零三個月之前給她看的那個模型是何等相似。鮑林關於對稱的推論並不比我們一年前的努力高明多少。起先我還以為這一點會使羅西感到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於我一再提起螺旋結構，她顯得非常惱火。她不客氣地指出，無論是鮑林或其他什麼人，都沒有任何根據認為，DNA具有螺旋結構。我講的全是白費口舌。其實我剛一提到螺旋，她就認定鮑林是錯了。 
我打斷了她滔滔不絕的高談闊論。我堅持說，任何有規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簡單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會反駁我說DNA的鹼基順序就沒有規律嘛！我繼續強調說，因為DNA分子形成晶體，所以核昔酸順序決不會影響總的結構。這時，羅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門衝著我嚷了起來。她說我的話都是無稽之談，只要閒話少說去看一下她的X射線照片的證據，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對她的那些資料其實瞭解得非常清楚。因為早在幾個月之前，威爾金斯就把她的所謂「反螺旋」實驗結果的詳細情況告訴了我。克裡克肯定地對我說過，那些結果毫無意義。於是，我決定捅一下她的「馬蜂窩」。我毫不遲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沒有本領解釋她的X射線照片。她只要稍為懂點理論知識，也就能明白，她設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過是DNA經過微小變形而產生的；只要有了這種微小變形，有規律的螺旋也就能夠納於晶格之中。 
這時，羅西突然從那張把我們分開的工作台後面衝著我走了過來。我怕她在氣頭上會動手打人，於是趕快抓起鮑林的手稿，向門口溜去。正巧被探頭進來找我的威爾金斯擋住了。他們倆相互瞅了一會，又看看我那種有氣無力的樣子。我結結巴巴地對威爾金斯說，我和羅西的談話已經結束，而且我在茶室找過他。我一邊說著，一邊從他們倆當中溜了出來，讓威爾金斯和羅西站在那裡，面面相覷。處於這樣的僵局，我真擔心威爾金斯由於不能即刻脫身，他會出於禮貌邀請羅西和我們一塊喝茶。可是她卻轉過身子，砰的一聲關上了門。這下子我們倒省事了。 
在過道上，我對威爾金斯說，幸虧他及時趕到，否則我可能遭到羅西的突然襲擊了。他慢條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說，這種事完全可能發生。幾個月前，羅西也同樣對他發過一次脾氣。那次在他的房間裡辯論時，他們差點動起武來。當他想逃跑時，羅西堵住了門口，直到最後，羅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可沒有第三人在場。 
同羅西的這次接觸使我對威爾金斯有了進一步的瞭解。現在，我自己的親身體驗足以使我理解他在過去兩年裡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他現在完全可以把我當成一個親密夥伴，而不再覺得只是點頭之交。過分的信任只會造成令人頭痛的誤解。使我吃驚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爾遜（Wilson）的協助下，一直在悄悄地重複羅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線工作。這樣，威爾金斯要全面開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長時間的準備了。而且，他還透露了一個更加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來，羅西就已證實DNA具有一個新三維構型。當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圍時就出現這種構型。我問這種結構究竟是什麼樣子。威爾金斯就從隔壁房間裡拿出一張稱為「B型」照片的副本給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無疑，這種圖像比以前得到的「A型」要簡單得多。而且，只有螺旋結構才會呈現在照片上是那種醒目的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線條。用「A型」來解釋螺旋結構得不到滿意的答案。而且，究竟存在哪一種螺旋對稱，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線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價值的螺旋參數。可以想像，只要簡單計算一下，就能確定分子內多核甘酸鏈的數目了。我追問威爾金斯，他們利用「B型」照片到底做了些什麼工作。他告訴我說，他的同事弗雷澤很早就一直在認真地研究三條鏈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威爾金斯也承認有關螺旋的證據現在是毋庸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蘭-克裡克理論明確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這一點對他說來並沒有很大的意義。以前他也認為是會出現螺旋的。真正的問題在於還缺少關於螺旋結構的具體設想。一旦有了這種設想，他們就能把鹼基有規律地安排在螺旋內部。當然，這也證明羅西把鹼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設想是對的。威爾金斯對我說過，在這一點上他深信羅西是正確的。而我仍然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我和克裡克都還沒有看到她的證據。 
在去蘇號飯店吃晚飯的路上，我又談起了鮑林的手稿，並且強調說過分嘲笑他的錯誤是很危險的。最多只能認為鮑林僅僅是犯了錯誤，而不能認為他像個傻瓜，這樣才是一種更加保險的態度。就算他現在尚未發現自己的錯誤，他很快將會日以繼夜地追究起來。如果他再派一個助手拍攝DNA照片，就更危險了。在帕薩迪納同樣會發現DNA的「B型」結構。這樣，最遲一個星期，鮑林就會把DNA結構搞出來的。 
威爾金斯並不願為此事過分操心。而我這樣嘮嘮叨叨一再強調DNA結構隨時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裡克前一時期差不多了，以前有段時期，他也曾為此有失常態。多年來，克裡克就一直試圖告誡威爾金斯什麼工作才是重要的。可是，威爾金斯在冷靜地回顧了自己的經歷後，清楚地知道他憑自己的預感行事是明智的。飯店跑堂彎腰站在威爾金斯身後，等待著我們點菜。威爾金斯這時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們對於科學發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話，那豈不是樣樣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時我們也不必再費周折，個個去當工程師和醫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後，我想把話題轉到多核甘酸鏈的數目上來。我認為測量一下位於第一、二層線上的深部反射可能會馬上把我們引上正軌。可是，威爾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對題，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說金氏學院沒有人對這些反射進行過測量，還是他只是想趁熱把飯菜嚥下肚去。我勉強地吃著飯，心裡盤算著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許能從他嘴裡得到一點詳細情況。可是，飯前我們要的那瓶法國白葡萄酒卻使我對這些枯燥的事實熱情大減。在我們離開蘇號飯店穿過牛津大街時，他只對我說，想在某個比較安靜的地段找一套不那麼幽暗的房間。 
然後，我在那陰冷的、幾乎沒有暖氣的車箱裡，憑著記憶在報紙的空白邊緣上畫起「B型」結構圖來。我力圖在雙鏈和三鏈模型之間作出選擇。目前就我所知，金氏學院小組之所以對雙鏈不感興趣，原因不是很簡單的。這取決於DNA樣品的含水量，他們也承認這個數值可能有很大的誤差。下了火車，我騎自行車回到學院並且從後門爬了進去。這時，我才決定要製作一個雙鏈模型。克裡克也不得不同意。雖然他是個物理學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體都是成對出現的。 
在後來的幾天時間裡，克裡克對我不能專心致志地製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來愈煩惱。雖然在他十點左右進來之前，我已在實驗室裡，那也無濟於事。幾乎每天下午，我總在網球場上打球。他知道這一情況，所以常常扭過頭來，不滿地看看無人過問的多核著酸模型。茶點以後，我也只在實驗室泡上幾分鐘，隨便擺弄一下什麼東西，然後就急急忙忙地趕到「老媽」旅館和女孩子們一起喝雪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裡克的抱怨當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確解決鹼基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問題上打圈了，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們的工作有真正的進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電影上，幻想著答案說不定在什麼時候突然出現在我的腦子裡。然而，對電影的過分著迷也會產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電影時，我也忘不了DNA的鹼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從立體化學的角度看，我們畢竟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個合理的構型。同時，也不再用擔心這會和實驗數據不一致了。 
我看電影也好，不看也罷，我漫不經心地畫出來的鹼基圖，起初對於解決氫鍵問題毫無幫助。即使把「狂歡」這個字眼從腦子裡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沒能使我對氫鍵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在我入睡的時候，正是盼望著第二天下午在唐寧街舉行的大學聯歡會上，能有許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趕到會場，看到一隊健壯的曲棍球隊員和一群初出茅廬的拘謹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福卡德也立即發覺這兒不是他久留之地。為了禮貌，我們還是在那兒呆了一會兒。這時，我告訴他，我怎樣正在和彼得的父親競賽，爭奪諾貝爾獎金。 
幾天後，大約是下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紙上畫腺嘌吟的結構式時，居然茅塞頓開，受到了一個頗為重要的啟示。我忽然想到在DNA結構中，腺嘌呤殘基之間形成的氫鍵和在純腺嘌呤結晶中的氫鍵是相似的。這可能具有深遠的意義。如果DNA確是這樣的話，一個腺嘌呤殘基和與它成180°旋轉的有關腺嘌呤殘基之間可以形成兩個氫鍵。而更為重要的是，同樣兩個對稱氫鍵也可以把一對鳥嘌呤，一對胞嘧啶或一對胸腺嘧啶聯結起來。於是，我開始想，每個DNA分子是否都是由相同鹼基順序的雙鏈構成的；而這兩條鏈又是通過相同鹼基對之間的氫鍵聯在一起的。麻煩的是，這樣的結構不可能有一個規則的骨架，因為嘌呤（腺嘌呤和鳥嘌呤）和嘧啶（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形狀不同，這個結構的骨架會由於這些嘌呤對或嘧啶對在中心交替出現，而顯示凸出或凹進的形狀。 
儘管骨架不規則的問題仍未解決，我的心卻砰砰地亂跳起來。如果這就是DNA的結構，我會因這個發現而一鳴驚人。 
時鐘敲過12點以後，我感到心情越來越愉快。我想到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克裡克和我曾經擔心表面上看來DNA結構可能是枯燥無味的。既不能說明它的複製機理，也不能說明它控制細胞的生物化學功能。但現在使我驚喜交加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看來竟是如此饒有趣味。有兩個多小時，我躺在床上，閉著眼睛興奮得徹夜難眠，成對的腺嘌呤幻影在我眼前翩翩飛舞。僅偶有幾次，我擔憂這絕紗的幻想是否會出差錯。 
克裡克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DNA的研究工作。在發現A-T和G-C鹼基對有相同形狀的第二天下午，他又回頭去測量他的博士論文中的某些數據，可惜收效甚微。他不時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焦慮不安地盯著硬紙板模型，嘗試著用其它一些方法搭配鹼基對。後來，這短暫的疑慮過去了，他又滿面春風，興奮地對我談起我們的工作是多麼重要。儘管這種作法和劍橋常見的遇事穩重和留有餘地的態度迥然不同，我還是很樂意聽的。DNA結構搞清楚了，其結果又是如此激動人心。我們的名字將和雙螺旋連在一起，就像鮑林的名字總和a螺旋連在一起一樣。這一切幾乎是那麼令人難以置信。 
伊爾飯店6點鐘開門時，我和克裡克一同去吃飯。我們順便商量一下以後幾天該幹些什麼。克裡克覺得，能否製出一個完善的三維結構模型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因為遺傳學家和核酸生化學家不應該再白白浪費他們的時間和儀器設備。需要盡快地告訴他們問題的答案，從而使他們能夠調整研究方向，轉而配合我們的工作。我當然同樣迫切地想造出這樣一個完善的模型。但是，我卻更加念念不忘鮑林，我擔心在我們把結果告訴他之前，他說不定會碰巧發現鹼基對的奧秘。 
不過，那天晚上。我們始終不能穩定地建立起雙螺旋模型。在拿到金屬製成的鹼基模型之前，製出的任何分子模型都很粗糙，沒有很強的說服力。我回到「老媽」旅館，對伊麗莎白和福卡德說，克裡克和我可能已擊敗了鮑林，我們的發現將使生物學發生一場革命。他們倆人都感到由衷地高興。伊麗莎白更為她的兄弟感到自豪。福卡德表示，他要向國際生化學會報告，他的一個朋友將獲得諾貝爾獎金。彼得也是同樣興高采烈，雖然他父親可能在科學上遭到重大挫敗，他並未因此流露出任何不快。 
第二天早晨醒來，我感到格外的精神煥發。在去惠姆吃早飯的路上，我慢步走向克萊爾橋，抬頭眺望國王學院哥特式禮拜堂在這明朗春天高聳入雲的尖頂。在那兒，我稍事停留，觀賞了最近整修一新的吉布斯大樓。這是一座具有喬治王朝特色的建築。這時我想，我們今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我們曾在這裡度過的那些平靜歲月。我們曾長期來往於這裡的幾個學院之間，默默無聞地博覽了海弗書店所有的各類新書。我怡然自得地看過《泰晤士報》，然後走到實驗室。我看到克裡克正在按他想像中的格式，用硬紙板拼著鹼基對。不用說，他早就來到實驗室了。僅僅用了一個圓規和一把直尺，他就看出，兩類鹼基對都能很好地安排在骨架結構之中。那天上午，佩魯茲和肯德魯曾先後來到實驗室，想瞭解一下我們是否依然確信我們找到了問題的答案。克裡克分別向他們簡單明瞭地介紹了我們的發現。就在他向第二位客人介紹時，我走下樓去，想到工匠間看看嘌呤和嘧啶的金屬模型是否能在當天下午提前完工。 
我們只稍加催促，最後的焊接工作便在兩小時後完成了。我們立即用這些閃閃發光的金屬片來建造模型。在這個模型裡，DNA的所有成分首次配備齊全。我在一小時內，把各個原子的位置妥善進行了安排，使它們既符合X射線數據，又和立體化學原則相一致。這樣得到的是一個右旋螺旋，並且兩條鏈方向相反。只有一個人操作這個模型才比較方便，所以，直到我都已裝配就緒，從模型旁讓開之後，克裡克才去檢查我的工作。有一個原子間距比其最適值略短了一些，但並不超出當時公佈的標準，因此我也無需為此擔憂了。克裡克檢查了15分鐘，雖然他也偶然有幾次皺起眉頭，使我多少有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但他並未找出任何差錯來。他逐個檢查，感到滿意後，再去檢查另外的原子，間距是否都很合理。我們和奧迪爾一起去吃午飯時，一切看來都很順利。 
在飯桌上，我們的話題集中在如何宣佈這一重大新聞上。首先應該盡早告訴威爾金斯，可是，想到16個月前的慘敗，我們覺得在沒有把所有原子間的關係確切地搞清楚之前，得暫時對金氏學院研究小組保密。隨便拼湊一些看來合理的原子間距，實在是件過於容易的事，因此也就常會產生這種情況：局部看來完全可行，而整個結構卻根本不合理。我們估計還沒有犯這樣的錯誤。但是，互補DNA分子具有的一些優點，也完全可能使我們的判斷具有片面性。因此以後的幾天裡，我們還必須用鉛垂線和測量桿精確測量一下核甘酸中所有原子的相對位置。由於雙螺旋的對稱性，由一個核甘酸的原子位置，可以自然地推導出其他核甘酸的原子位置。 
喝過咖啡後，奧迪爾問起，如果我們的工作確實像她聽說的那樣，將會引起一場轟動，她和克裡克是否仍要去布魯克林過那種流放般的生活。或許我們是應該在劍橋繼續呆下去，研究一些其他同樣重要的問題。我試圖打消她的顧慮，就著重指出在美國衣冠楚楚，溫文爾雅的人比比皆是。並非所有的男人都剃光頭，女人都穿著白短襪逛大街的。美國的最大長處是那裡有從未涉足的廣闊天地，可以任人自由開拓。然而我這一番話未能奏效。奧迪爾一想到要和那些不修邊幅的人們長期相處，就感到惴惴不安。況且。那時我身上穿著的一件剛讓裁縫做的緊身運動衫和美國人的便裝完全不同。她看到我這樣的裝束，就更加不相信我說的話了。 
第二天早上，克裡克又比我早到實驗室。我進去時，他正把模型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這樣，他可以逐個得出原子間距。他在那兒把原子前後挪來挪去。我坐在寫字檯邊，考慮著如果我要盡快宣佈我們有了某種有趣的發現，我該用哪種格式來寫這封信。我正在想入非非，竟沒有注意到克裡克要我幫他扶正模型，以防在調整時倒下。他略微流露出不滿的神情。 
這時我們才明白，以前我們對鎂離子重要性是小題大做，大方向錯了。看來，威爾金斯和羅西堅持研究DNA的鈉鹽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既然糖和磷酸骨架在外部，究竟是哪種鹽其實是件無關緊要的事。兩種鹽都能被雙螺旋結構所接受。 
時近中午，布喇格第一次看到了我們的模型。他由於患流感而在家呆了幾天。聽到克裡克和我提出了有獨創性的、對生物學可能有重大意義的DNA結構的消息時，他正躺在床上。回到卡文迪什實驗室後，他馬上抽空溜躂到我們這兒，想親眼看一看DNA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雙鏈之間的互補關係，以及腺嘌呤與胸腺嘧啶，鳥嘌呤與胞嘧啶的等量關係是糖和磷酸骨架有規律反覆出現的必然結果。可是，他不知道查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紹了一下DNA各種鹼基含量相對比例的實驗數據。我發覺，布喇格越來越為它在基因複製中的巨大意義感到興奮。談到有關X射線的證據時，他明白了我們為什麼還沒打電話告訴金氏學院的研究小組。可是，我們還沒有徵求過托特的意見。對此，他感到困惑不解。我們對他說，有機化學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但是這仍不能使他完全放心。至於說我們使用的化學結構式不準確，應該承認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看到克裡克講話那樣匆忙迅速，布喇格很難相信他是否會有足夠的耐心，從容掌握確切無誤的事實。於是，我們就準備一旦把一些原子間距調整好，馬上就請托特來。 
原子間距的最後調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於缺乏準確的X射線的資料，我們還不敢斷定我們所選的構型是非常正確的。不過，這沒什麼關係。因為我們只想證實，從立體化學的角度來看，至少有一種特別的兩條鏈互補的螺旋結構是可能的。必須申明這一點，否則，就會有反對意見。別人會說，從美學觀點來看，我們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狀可能不允許這種結構存在。值得慶幸的是，現在我們終於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一邊吃飯，一邊互相安慰說，這麼絕妙的一種結構，簡直非存在不可。 （劉望夷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