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內部的改革和發展，外部崛起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成功地把自身從一個資本高度短缺的經濟體，轉型為資本過剩的國家。而且近年來內部經濟增長減速，也是資本“走出去”的重要因素。第三，中國資本“走出去”並不是資本的一廂情願，而是具有資本接受國的客觀需要。現在中國的“走出去”的確具有很大風險。不過，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減少和控制風險，而已經不是要不要“走出去”。今天中國再次面臨崛起的機會，盡管有困難和風險，但中國別無他路。選擇只有一個，即在困難和風險中繼續崛起。

首先，隨著中國內部的改革和發展，外部崛起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實際上，從世界歷史經驗看，在一個國家的外部崛起過程中，政府是一個角色，但並不是最重要的，資本的角色更為重要。今天人們把世界視為“地球村”，但這個世界之所以變成這樣，從一開始是資本造就的，政府只是配角。從最早的“海盜”到近代航海大發現，再到最近一波的全球化，都是資本逐利驅使造就的。這一點馬克思看得最清楚。誠如他所言，資本的本質就是盈利，資本會想盡一切辦法、克服任何障礙，流向任何可以盈利的地方。

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成功地把自身從一個資本高度短缺的經濟體，轉型為資本過剩的國家。從其本質而言，中國的資本和其他所有國家的資本都是一樣的，都是要通過盈利而得到生存和發展。近年來，中國“走出去”的資本已經超越所吸引的資本。隨著中國開放政策的深入和企業在全球的擴張，資本“走出去”的速度會呈現增長的趨勢。資本的“走出去”是中國外部崛起的經濟基礎。除非再次出現明清那樣的閉關守國政策，這個趨勢不可阻擋。從現有的內外部條件來看，閉關守國幾乎已經不可能。在資本大舉“走出去”的情況下，政府要維持早期“請進來”和“接軌”階段的“韜光養晦”政策，已經變得不可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輔助資本更有效及和平地“走出去”，而這也是多年來中國政府所追求的目標。

近年來內部經濟增長減速，也是資本“走出去”的重要因素。這也曾經是西方資本“走出去”的最重要因素，即由資本從國內市場擴展到國際市場。資本的國際擴張，是西方國家成為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因素，這一點從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論述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但西方資本的擴張過程，演變成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過程，也就是說，政府以暴力（軍事）征服的方式，對外傾銷資本和商品，而置被殖民國家永遠處於不發展狀態。中國的資本要“走出去”，但必須避免老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方法；中國必須尋求自己的“走出去”方式。對中國來說，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資本的“走出去”，來推動資本接受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

中國資本“走出去”並不是資本的一廂情願，而是具有資本接受國的客觀需要。以“一帶一路”為例，沿岸沿線大部分都是發展中國家，甚至是貧窮的國家。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裏，這些國家急需發展，擺脫貧窮狀態。在所有大國中，只有中國才有能力實施大規模的發展計劃，幫助它們發展。

從當今世界的資本分布狀態來看，這些國家缺少國內資本（如同改革開放早期的中國一樣）。哪些國家可以提供資本呢？西方國家仍然掌握著對外投資的話語權，但實際上已經力不從心。美國經濟有所恢覆，但在實現結構再平衡之前，很難有像二戰之後“走出去”的動力。實際上，美國的恢覆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即資本和產業的回流，即“再工業化”。歐洲諸國仍然深陷危機，看不出能夠在短時期內恢覆到正常狀態。日本經常處於和中國的競爭狀態，但其資本“走出去”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並且因為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很難達到從前的水平。同時，即使西方各國經濟能夠恢覆經濟常態，其資本也不見得能夠大規模走到急需資本的發展中國家，因為西方的資本已經“民主化”，必須做到“政治上正確”才能到達發展中國家。現實的情況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西方“政治上正確”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說，很多西方國家本身也需要外來資本。

中國是資本過剩國家

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呢？人們關切的是所謂的“金磚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羅斯）。不過，在金磚五國中，其他四個國家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相加，還遠遠少於中國一個國家的。同時這些國家仍然處於比較早期發展階段，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主要是擴展國內市場，把資本“請進來”會是主題，“走出去”則相對不重要。在沒有轉型成為資本過剩國家之前，“走出去”沒有實質性的動力。

對中國來說，這些方面都存在著西方所不能比的優勢。就能力而言，如上所說，中國已經是資本過剩國家，並且中國在很多方面產能過剩，也擁有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無論是過剩的資本還是產能或者基礎設施建設能力，都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所需要的。也就是說，中國的“走出去”是一個和資本接受國互惠的過程，是一個共同發展的過程。

這就涉及中國“走出去”的方式。中國要避免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路線，就必須尋求自己的發展國際經濟的道路，那就是包容和共同發展。在西方，中國的“走出去”經常被視為是“新殖民地主義”。不過，實際上中國資本的行為方式和西方是很不一樣的。老殖民地主義開拓海外市場，在經濟層面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市場，二是原材料，而這兩個目標的實現，是通過對被殖民國家的政治統治來實現的。西方現在把中國和老殖民地相提並論，則是對它們自己那段歷史的有選擇的“健忘”。畢竟，西方殖民地的統治是一部血淋淋的歷史，犧牲甚至屠殺了多少被殖民的人民，只不過現在西方人“方便地”把這部歷史忘掉了。

中國的情況是如何呢？盡管中國也有開拓市場和購買原材料的需要，但中國已經避免了老殖民地的方式。中國“走出去”不僅僅局限於貿易，而是通過資本“走出去”，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例如體育、醫療衛生、公共活動設施等），而這些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迫切需要的。當然，中國也需要總結經驗教訓，例如早期中國傾向於雇傭本國的工人，而非所在國的工人，容易忽視環保問題等。但不管如何，中國並沒有任何野心和企圖，來實行早期殖民者那樣的“殖民統治”。恰恰相反，中國所需要高度重視的就是，在沒有“殖民統治”的條件下，如何保障自己海外資本的利益。

在國內，中國資本“走出去”遭到了質疑是因為“走出去”遇到很多困難。這些困難無非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既得利益的阻礙。經過了幾個世紀的西方殖民，西方利益已經擴展到世界各個角落。中國資本要“走出去”，勢必構成和西方既得利益的競爭，遭到他們的抵制很容易理解。

缺乏“走出去”的經驗

第二，受制於西方壓力的一些國家。盡管這些國家有需要和中國合作，也在從中國崛起中獲得巨大的利益，但來自西方的壓力，使得它們不敢公開出來支持中國。

第三，對中國崛起仍然抱有不確定的國家，對中國持猶豫不決的態度。

第四，發展中國家的反對力量。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大多希望和歡迎中國的資本。不過，很多國家都具有反對黨或者反對派力量（包括一些非政府組織），其中也不乏受西方或者其他大國政治影響的政治勢力。在反對執政黨的政治過程中，這些反對力量都會拿中國說事，誇大來自中國的“威脅”。不過，一旦執政，這些力量也勢必調整其政治話語。很現實的是，如果需要發展，外來資本是必需的。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已經成為最主要的資本提供國。

第五，中國本身缺乏“走出去”的經驗。中國“走出去”開始不久，較之西方國家，缺少有效的經驗。這些不足很明顯體現在例如上面所說的雇工、環保等問題上。同時，這和中國的“走出去”的規模也有關系。中國所承建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盡管對中國來說是經濟項目，但對很多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戰略性，它們需要評估這些項目對它們的國家安全的潛在影響。

缺少經驗發生在中國本身的認知層面，最顯著的就是所謂的“文化走出去”。為了克服外在的阻力，減少外界對中國的擔憂，多年來中國的有關當局一直在宣揚文化“走出去”，以塑造軟實力，讓外界了解和接受中國。從宏觀層面看，這並沒有什麽錯誤。問題出在文化如何“走出去”？文化必須“走出去”，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過分強調國家和政府在文化“走出去”過程的作用，反而會適得其反。一旦政府卷入，文化很容易成為官方意識形態。這就是這些年來，政府所推行的那些文化“走出去”項目，使得國家形象越來越成問題的根源。文化更多的是個體層面的事情，中國文化會隨著中國的資本、企業家、旅遊者等等而傳播到世界各地。政府應該改變策略，把重點放到“走出去”的個體之上，而非用國家力量來推行文化。實際上，西方在這方面也有類似的經驗，成功的文化推廣發生在個體層面，而失敗發生在政府層面。例如，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隨著西方個體推廣到世界各個角落，而政府組織的推廣，只要看看今天中東的局面就知道如何失敗的了。中國必須避免西方失敗的道路，而從西方成功的方面學到經驗。

中國的“走出去”的確具有很大的風險。不過，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減少和控制風險，而已經不是要不要“走出去”。說到底，所有大國的大國地位是鬥爭出來的，並非從天上掉下來。成功的例子有大英帝國和美國，而德國和日本則是失敗的例子。這些國家都是通過鬥爭而成為大國的，但成功還是失敗則取決於鬥爭的方法和方式的不同。在明朝，航海時代剛剛開始，中國有個大好的崛起機會，但放棄了。之後實行封閉政策，最終失去了海洋時代，演變成封閉的陸地國家。失去了這個機會之後，中國便衰落和積弱，受到了懲罰，而且是嚴重的懲罰，即被西方列強所征服。今天中國再次面臨崛起的機會，盡管有困難和風險，但中國別無他路。選擇只有一個，即在困難和風險中繼續崛起。（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文章轉自聯合早報；收藏自2015-03-03國際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