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是在發展知識上的鑒賞力和行為上的良好表現。有教養的人或受過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個博學的人，而是個知道何所愛何所惡的人。一個人能知道何所 愛何所惡，便是嘗到了知識的滋味。世界上有一些人，心裏塞滿歷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對於俄國或捷克的時事極為熟識，可是他們的態度或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在社交集會裏碰到這麽 一個人真是再氣煞人也沒有的事了。我曾碰見過這種人，覺得談話中無論講到甚麽話題，他們總有一些事實或數字可以提出來，可是他們的見解是令人氣短的。這種人有廣博的學問， 可是缺乏見識或鑒賞力。博學僅是塞滿一些事實或見聞而已，可是鑒賞力或見識卻是基於藝 術的判斷力。中國人講到學者的時候，普通是分為學、行、識①的。對於歷史學家，尤其是 以這三點為批評的標準；一部歷史也許寫得極為淵博，可是完全沒有見識，在批判歷史上的 人物的事跡時，作者也許沒有一點獨出心裁的見解或深刻的理解力。要見聞廣博，要搜集事
實和詳情，乃是最容易的事情。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有許多事實，我們要將之塞滿心中，是 很容易的；可是選擇重要事實時所需要的見識，卻是比較困難的事情，因為這要看個人的觀 點如何。

　　①一個人對於歷史或時事的見識，也許會比別人更“高”，這就是我們所謂“解釋力”。

所以，有教育的人是一個知道何所愛何所惡?
一個人必須能夠尋根究底，必須具有獨立的判斷力，必須不受任何社會學的，政治學的，文學的，藝術的，或學究的胡說所威嚇，才能夠有鑒賞力或見識。我們成人的生活無疑地受著許多胡說和騙人的東西所包圍：名譽的胡說，財富的胡說，愛國的胡說，政治的胡說，宗教的胡說，以及騙人的詩人，騙人的藝術家，騙人的獨裁者，和騙人的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會告訴我們說：一個人兒童時代的腸胃官能的活動，對於後來生活上的野心，進取心，和責任心，有著切實的關系，或說大便秘結造成一個人的吝嗇的性情；有見識的人聽見這種話的時候，只好一笑置之。一個人做錯了事，便是錯了，用不著拿出偉大的名譽以威壓人，也用不著說他曾讀過許多我們不曾讀過的書，以恐嚇人。
所以，見識和膽量是有密切的關系的，中國人往往把識和膽連在一起；而我們知道，膽量或獨立的判斷是人類中一種多麽難得的美德。我們看見一切有特殊建樹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時代都有這種智能上的膽量或獨立性。這種人如果不喜歡一個詩人，便表示不喜歡，縱使那個詩人是當時最有聲望的詩人；當他確實喜歡一個詩人時，他便能夠說出喜歡他的理由來，因為這是他的內心判斷的結果。這就是我們所謂文學上的鑒賞力。如果當時盛行的繪畫學派的主張，使他的藝術本能感覺不快，他也會加以反對。這就是藝術上的鑒賞力。一種流行的哲學理論或時髦的觀念，縱使得到了一些最偉大的人物的贊助，他也會表示漠然的態度。他要等到自己心悅誠服，才願相信一個作家的話；如果一個作家能使他信服，那個作家便是對的，可是如果那個作家不能使他信服，那麽，他自己是對的，而那個作家是錯的。這就是知識上的鑒賞力。這種智能上的膽量或獨立的判斷無疑地需要相當孩子氣的，天真的自信力，可是這個自我便是一個人唯一可以依附的東西，一個研究者一旦放棄了個人判斷的權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說了。
孔子似乎覺得學而不思比思而不學更為危險，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在當時一定看見過許多學而不思的學生，所以才提出這個警告；這個警告正是現代學校裏極為需要的。大家都知道現代教育和現代學校制度大抵是鼓勵學生求學問，而忽略鑒別力，同時認為把學識填滿腦中，就是終極的目的，好象大量的學問便能夠造成一個有教育的人似的。可是學校為什麽不鼓勵思想呢？教育制度為什麽把追求學問的快樂，歪曲而成堆塞學識的機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動的工作呢？我們為什麽比較註重學問而不註重思想呢？我們怎麽可以因為一個大學畢業生念完了若幹規定的心理學，中古史，邏輯，和“宗教”的學分，而便稱他做受過教育的人呢？學校為什麽要有分數和文憑呢？分數和文憑在學生們心中為什麽會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
理由是很簡單的。我們之所以有這個制度，就是因為我們是在教育大批的人，象工廠裏大量生產一樣，而工廠裏的一切必須依一種死板的、機械的制度而運行。學校為保護其名譽，使其出品標準化起見，必須以文憑為證明。於是，有文憑便有分等級的必要，有分等級的必要便有學校的分數；為著要給分數起見，學校必須有背誦，大考，和小考。這造成了一
種完全合理的前因後果，無法可以避免。可是學校有了機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後果是比我們所想象的更有害的。因為這麽一來，學校裏所註重的是事實的記憶，而不是鑒賞力或判斷力的發展了。我自己也曾做過教師，我知道出一些關於歷史日期的問題，是比出一些含糊的問題更容易的。同時批定分數也比較容易。
這個制度實行之後，我們便會碰到一種危險，就是我們會忘掉我們已經背棄了教育的真理想或即將背棄教育的真理想；所謂教育的真理想，我已經說過，就是發展知識上的鑒賞力。孔子說：“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這句話記起來還是很有用的。世間沒有所謂必修的科目，也沒有什麽人人必讀之書，甚至莎士比亞的著作也不是必讀之書。學校制度中似乎有一個愚蠢的觀念，以為我們可以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歷史知識或地理知識，要做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便非念這些東西不可。我曾受過相當的教育，雖則我完全不知道什麽地方是西班牙的首都，而且有一個時候以為哈凡拿（Havana）是一個鄰近古巴的島嶼。學校制定必修課程有一種危險，就是認為一個人如果念完這些必修的課程，便自然而然知道了一個受過教育者所應知道的學識。所以，一個畢業生在離開學校之後，便不再學習什麽東西，也不再讀什麽書，這是完全合邏輯的情形，因為他已經學到所應該知道的東西了。

我們必須放棄“知識可以衡量”的觀念。莊子說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識的追求終究是和探索一個新大陸一樣，或如佛朗士（Anatole　France）所說“靈魂的冒險”一樣。如果一個虛懷若谷的，好問的，好奇的，冒險的心智始終保持著探索的精神，那麽，知識的追求就會成為歡樂的事情，而不會變成痛苦的工作。我們必須放棄那種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動的填塞見聞的方法，而實現這種積極的，生長的，個人的歡樂的理想，文憑和分數的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們所重視，知識的追求便可成為積極的活動，因為學生至少須問自己為什麽要讀書。學校現在已經替學生解答這個問題了，因為學生知道他讀大學一年級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學二年級生，讀大學二年級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學三年級生，心中一點疑問也沒有。這一切外來的計劃都應該置諸不顧，因為知識的追求是一個人自己的事情，與別人無幹。現在的學生是為註冊主任而讀書的，許多好學生則是為他們的父母，教師，或未來的妻子而讀書，使他們對得起出錢給他們讀大學的父母，或因為他們要使一個善待他們的教師歡喜，或希望畢業後可以得到較高的薪俸以養家。我覺得這一切的思念都是不道德的，知識的追求應該成為一個人自己的事情，與別人無關，只有這樣，教育才能夠成為一種積極的、歡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