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家陸續公布了多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舉措。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三部委經國務院授權，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中國政府成立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指導和協調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的陣容強大，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擔任小組組長，四名副組長分別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晶和國務委員楊潔篪。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具體承擔領導小組日常工作。

隨後，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牽頭，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等單位共同發起建立“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理事單位多達55家之多，囊括了大部分國內對“一帶一路”有權威研究的智庫。

多個跡象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從頂層設計階段逐步邁向實操階段。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在其新作《“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中提到，“一帶一路”帶來了全方位開放、周邊外交、地區合作和全球發展的機遇。但他同樣指出“偉大的事業總是面臨風險”，中國不得不面對地緣風險、安全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道德風險。這本書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學院和人民出版社聯袂出版，是繼3月28日《共建“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文件》發布之後的首部“一帶一路”專著。

在以往中國對外投資的案例中，有不少因為沒有有效防控風險而導致投資失敗的例子。如利比亞戰爭使中國基礎建設投資蒙受巨大損失，緬甸密松水庫因當地人民反對而直接停擺。較近的還有中國鐵建在中標墨西哥高鐵項目後僅僅3天就因為墨西哥國內政治鬥爭得而復失。

外交學院前院長、原駐法大使吳建民曾預測：現在中國的資本正在走向世界，這股大潮才剛剛開始。去年一年入境投資1200億美元，“走出去”的為1400億美元。這是一個轉折性的變化，“一帶一路”就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的。

“一帶一路”會帶領大量企業走出去，形成中國資本國際化的大潮。如何應對風險已成為最緊迫的問題。

學界和媒體首先應該厘清概念，避免認識風險

除了具體的五大風險之外，王義桅在5月10日舉辦的察哈爾圓桌會議上特別強調，無論是專家搞研究還是媒體做報道，對於“一帶一路”都應該做出客觀清醒的認識並厘清相應的概念。他提到十個問題可能存在認識風險，需要在進行“一帶一路”報道、研究時格外註重：

1.“一帶一路”是戰略還是倡議？應該“慎談戰略，多講文明”。

2.“一帶一路”是“我的”還是“我們的”？

3.“一帶一路”是“路”還是“帶”？是否是“海上佯政，意在陸上”？

4.“一帶一路”是復興還是復古，它是否是一種新的朝貢體系？

5.“一帶一路”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嗎？只是為了輸出過剩產能？

6.“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經濟帝國主義，只是“中國的全球化”嗎？

7.“一帶一路”是中國中心主義的復活？

8.“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周邊外交？“周邊”的概念究竟是什麽？

9.“一帶一路”是一個封閉的環？

10.“一帶一路”是中國以經濟合作掩護軍事擴張的行為？

厘清這些基本概念是學界進行研究和媒體進行報道的大前提。因此，國家發改委國防動員研究發展中心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張笑將《“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這本書評價為“及時雨”和“精品屋”，他表示，“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對一帶一路這樣一個題材進行闡述，寫出這樣的一本書，確實不易。在這樣的環境下理清很多認識，包括理念上的誤解，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也很全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員盧先堃在察哈爾圓桌上表示，我們出臺政策的時候更要有一種大國的氣魄、大國的定力。如果自己傳遞信號不清楚，猶猶豫豫，可能會出現誤讀。

“現在講一帶一路故事中，我們相對比較自我為中心。我們更多地要看到歐亞大陸上不同的國家，包括周邊的機構對於歐亞大陸的發展都曾經提出過不同的倡議、思考，甚至是計劃。‘一帶一路’倡議是一種開放性的倡議，不是封閉的，也不是中國要取代或者擠壓別的國家提出的倡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龔婷提醒,在做相關的公共外交工作時應避免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

管控好風險是“挑戰”轉換成機遇的關鍵

“一帶一路”既是空前的機遇，又是空前的挑戰。收益與風險一向是並存的，提前分析“一帶一路”戰略落實中可能遇到的風險，提前制定好風險應對策略，管控好風險，是“挑戰”轉換成機遇的關鍵。

王義桅教授認為，應對地緣風險，要處理好美國的戰略圍堵、俄羅斯的猜疑、印度的不合作、日本的攪局、爭取歐洲的主動對接。

應對安全風險，需要註意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如自然風險、環境風險、極端勢力的威脅、非政府組織的威脅、海上安全風險；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如國內政策設計與實施、各區域的打擊與聯結、。

應對經濟風險，從短期來看需要警惕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從長期來看需要警惕未來全球經濟結構調整，並在實踐中警惕和防範投融資、主權債務、地方債務等風險。

應對法律風險，可從六個方面入手，即因投資問題、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經營不善問題、沿線法律不完善、貿易問題而面臨的法律風險。

應對道德風險，可分為三個層面，主要包括國家層面、企業層面和個人層面的道德風險。

當“一帶一路”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中國應“膽大心細”面對挑戰，做好應對各種風險的準備，同時下大力氣進行具體問題的前導性研究，這也是對學者和智庫提出的緊迫要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評價《“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這本書拔得頭籌，是關於絲綢之路最快的著作，填補了研究的空白。

他同時建議：“在戰略上，應該想得更透一些；在微觀上，應該做好國別研究；在處理不同文明上，有很大研究的空間。如果不把這些具體的問題研究好了，恐怕‘一帶一路’僅僅是一個構想，也是不能落實的。” （記者張林，察哈爾學會彭鈺瓏亦有貢獻，2015-05-13 中國網, 作者：張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