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維納斯又說：「希望就是希望補償那不可補償的東西；就是希望補償現在。時間的本質就在於對急切要求的拯救作出反應。將來首先是對現在的再現。」同樣地，由時間結構與倫理結構相同一這一理論前提出發，我們同樣可以把這句話依次轉換成：首先，希望就是希望補償他人之重，就是希望補償此時此刻與他人照面——這就意味著希望就是明明知道通向他人不可能實現，也要時刻准備著在某一個現在和瞬間與他人相照面；接著，時間的本質就在於明知他人之重「我」無力承擔也要拼死一試的絕望的勇氣；最後，他人作為遠景是由不斷地與他人照面而實現的。在列維納斯對希望的談論中，其倫理學的核心意味已經展布得非常清晰了：首先，他人是一種朝向的維度，通向未來；其次，他人是不可到達的；最後，就算他人不可到達，「我」也要保持一種迎候他人的姿態。列維納斯在這裡隱隱約約地引出了一個問題：他人是否存在？是否可能存在？並且暗含了答案：他人並不存在，也就意味著，他人是一種「無」。

三． 「無」

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是什麼？》一文裡展布了他對存在作為始源關系可能是一種「無」的理論預感。海德格爾認為，「有」和存在者總是密切粘著在一起的。一個存在者存在（有）意味著兩個層面的東西：第一，「有」是一種始源的關系形式和結構，它始源地規定著存在者的在世生存必然是敞開的；第二，總是有一個作為內容的存在者緊緊地與作為形式和結構的「有」這一規定性粘著在一起，形式與內容的緊密結合構成存在者在世生存的基本結構。而「無」，海德格爾說，「是對存在者整體的否定。」它不是對存在本身的否定，也不是對某個單一的存在者的否定，而是從存在與存在者緊密粘著的關系中脫落出來。因此，「無」同樣含有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無」同樣是一種始源的關系形式和結構，與「有」一樣；第二，沒有作為內容的生存者與作為形式和結構的「無」粘著在一起，「無」沒有所作用的對象，也就是說，「無」是在對著沒有內容的虛空負責。也就是說，與「有」相比，「無」單純是一個意義的框架，它可以粗略地看成「有」減去存在者。

列維納斯延展了海德格爾有關「無」的界說，並把有關「無」的理論延伸到倫理學中去。在列維納斯那裡，「無」直接作用於他人自身的結構：首先，他人作為內容是不存在的，不是某一個他人不存在，而是他人作為一個整體整個兒就是不存在的；然後，雖然他人作為內容不存在，但是朝向他人作為生存者在世生存的形式、結構和意義框架是存在的。列維納斯在談到「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時候說，「他者的不在場恰恰就是他作為他者的在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只要「朝向」這一倫理維度存在，「我必須為他人」的努力就是有意義的。也就是說，在列維納斯那裡，「無」並非虛無主義的那個虛無的意義，「無」是有能動性的，雖然這種能動性有時包含太多的被動性而顯得十分痛苦和孱弱。

此時可以引入阿甘本對「無」的看法與列維納斯作一個比較。阿甘本和列維納斯擴展了海德格爾有關「無」的論說的界域，當然兩者走上了兩條非常不同的道路。阿甘本的「無」被界說為一種「不能」，這種不能是由主體「我」主動選擇的，是「我」主動選擇不去做什麼，其背後有主體強大的自我意志支撐。也就是說，阿甘本的「無」是一種積極的、主動的能動性，在其背後人的主體性是頗為自明的、有力量的，人可以選擇去做什麼，也可以選擇不去做，人有做選擇這個能動性。而對於列維納斯，「無」是一種被動的能動性。在列維納斯這裡，朝向他人的「不能」的境況是歷史地被給定的，人的主體性不會因為努力去創造什麼就改變它「不能」的性質，不會由「不能」變為「能」。人不能做什麼並不是因為人可以自主選擇不去做什麼而它就是不能做什麼，它就是不能做什麼這個消極的被動義。因而，能動性就是在「就是不能做什麼」這一被動的命運中抽取出來的一次又一次「朝向失敗的冒險」。（來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