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於這一問題最為敏感的是當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激進性維度要求一種主體性原則，其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強烈的主體政治。但由於晚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研究留下了一個問題：即晚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探尋的鐵的自然規律與早期馬克思的激進的主體政治立場是否存在矛盾？換言之，如果笛卡爾式的純粹思維的主體哲學被瓦解之後，我們該如何處理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之間的協調關係。當馬克思讓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關註現實的人的時候，歷史究竟是被人構造的，還是歷史構造了人？當我們在要麽肯定主體性原則，要麽否定主體性原則的思維框架下，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只能得到一個非此即彼的回答。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是一個事關社會變遷是否還需要革命，以及如何革命，怎麽革命等問題。這一問題是一個事關全局性的問題，這對於馬克思思想而言是如此，對於所有試圖揚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理論家來說也是如此。

二、當代主體政治的可能性情境

於是，在此，問題由主體哲學又折回到了主體政治。「主體是否存在」在今天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哲學的問題。讓我們回到馬基雅維利的主體政治。在其中，主體絕非笛卡爾式的主體，它是一個「君主」，一個有著特定地位和頭銜的人，這就如同馬克思所談論的「工人」與「資本家」，他們在某種意義上都不是孤立存在著，他們都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君主，是相對臣民而存在的主體，他的主體性在於他的統治，這一統治並不發生於思維當中，而是在現實社會當中。

這個現實對於馬基雅維利來說就是當時四分五裂的16世紀的意大利。這個現實有著既有的存在樣態，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在時間上晚於這個既存狀態，那麽這個君主作為政治主體所能做的究竟是什麽呢？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在反思馬基雅維利的時候這樣描述道：「馬基雅維利的君主是絕對的主權者，歷史指派給他的明確『任務』，就是給一種已經存在的『材料』、一種渴望獲得自身形式的質料——民族——『定型』。因此，馬基雅維利的新君主是一種特定的政治形式，旨在完成『提上議事日程』的歷史要求：創製一個民族。」[5]

換言之，這個君主一方面在「創製一個民族」中發揮著自己的能動性，另一方面，又是在完成一個被提上議事日程的歷史要求的規定下的創製，這是怎樣的一種主體性原則？顯然不是笛卡爾式的主體，後者是一切確定性的源泉，雖看似具有強大的能動性，但卻因其固有的思辨性與抽象性最終將這種能動性讓位給了神抑或如神一般的絕對精神。因此主體所內涵的能動性如果要獲得真正的發揮需要一個歷史性的限定，這裏的「歷史要求」變成了君主「創製一個民族」的保障。這一獨特的主體原則被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捕獲到，引發了他們對於馬基雅維利思想的熱衷。葛蘭西撰寫《現代君主》，阿爾都塞則在晚期所完成的《馬基雅維利與我們》則成為了闡發其獨特的主體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他們借助於馬基雅維利思想建構了獨特的主體原則。在這一主體原則中，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主體政治路徑的問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