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第二部分將大覺醒與美國革命聯系起來看，反對將美國革命歸因於政見不合的傳統看法，認為革命者們上戰場是去保衛他們加爾文主義者的身份，反對英國國教的外來文化。

當然，此書內容的集中也導致一些缺陷，比如作者為了集中火力證明他的觀點，就將西進運動中大遷徙的原因過於簡化，此外還忽視一些美國早期的重要作家，如菲利普·弗雷諾（Philip Freneau，1752—1832）、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等。因此，此書的主要價值在於它以荒野為關鍵詞，通過應用心理學、神學以及文學的方法來解析近三個世紀的美國文學，這是一個大膽而且令人振奮的嘗試。

進入新的世紀以來，隨著環境主義的崛起與生態思想的廣泛傳播，關於荒野思想與美國文學的討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當數《土地的前景：從開拓時期到生態年代的科學、文學與美國環境》（Visions of the Land：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 from the Era of Exploration to the Age of Ec，2002）。

作者邁克·布萊森（Michael A. Bryson）從科學與環境的角度來探索19—20世紀美國主要作家的作品及其創作，對於科學、自然與人類和諧相處作出了深入的思考，指出荒野對於美國思想形成的獨特價值。這部書討論了各種以荒野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時間跨度從1840年到1970年，而且包括各種體裁，從開拓時期的敘事、報告、自然史、科學性自傳到虛構的烏托邦、自然寫作以及流行的科普文學等，所有這些作品的作家都有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們在作品中表現了自然與科學實踐之間的聯系。布萊森在書中探索了從19世紀中葉西部擴張與地理探索到20世紀當代環境運動伊始，各種科學視角如何影響了我們對於環境的態度②。

通過文學批評分析方法，作者探討了各個作家因為具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科學素養、不同的地理經驗，從而在其作品中通過各種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呈現自然：有的以自然歷史的方法，有的運用地理制圖學，有的通過資源管理方法，有的則從生態學與進化論的觀點，來探索科學的各種可能性與其本身的有限性。人們對於科學、自然、語言以及人類群體之間的關係，有著各式各樣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定義，對此本書都有所探察。最終，此書擴展了我們的思維，讓我們學會利用科學在自然當中更好地生活。

當然，除了以上關於荒野思想與美國文學的論著之外，還有很多這方面的重要論文。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威廉·克羅農的《荒野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③。這篇論文之所以影響甚大，首先是因為作者提出了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觀點，即荒野作為「地球上遠離人類的一片區域，實際上是一種人類創造（a human creation-indeed），是在人類歷史的特定時刻某種特定人類文化的創造物」④，並指出一直以來美國荒野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悖論：「荒野體現了一種雙重視野，即人類完全生活在自然之外。」①此外，針對荒野理解與荒野保護的問題，作者還提出一個非常具有建設性的看法，當他談到奧爾多·利奧波德和家人在威斯康星的沙漠地區體驗荒野生活時，克羅農說：「我欣賞這種地方不僅僅由於它們的野性……我更加欣賞的是，它們讓我想起了我們自己後院當中的野性，想起我們身邊的自然。」②克羅農這種提法給當代美國荒野保護者們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和出路，也得到廣大環境保護活動家與文學家的支持，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就是這其中重要的一員。

由於克羅農在論文中呈現了兩種看似完全屬於悖論的看法，一方面否認荒野的實際存在，另一方面又承認人類身邊存在的自然與野性，所以他的想法既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對於他強調荒野是一種主觀觀念的產物，而忽視荒野的實際存在，環境史方面的學者提出了激烈的反對。麥克·科恩（Michael Cohen）認為，克羅農將荒野視為一種觀念的產物，將之削減成為文本而非實際事實的做法，無異於將一座山簡化成一個教堂的行為。塞繆爾·海思（Samuel P. Hays）則從自己親身的荒野經歷出發，指出荒野保護不是給人類在自然中找到位置，而是在「人類中給自然找到位置」，認為克羅農的做法遮蔽了環境史中的實際存在的機會③。詩人斯奈德也專門撰文《從Kitkitdizze看到的自然不是「社會構造」》（「Natures seen from Kitkitdizze is no “Social Construction”），捍衛荒野是人類社會之外、不受人類控制的真實存在的觀點。比爾·威樂斯（Bill Willers）也指出：「認為自然的觀念不存在於文化理解之外，在這點上克羅農也許是正確的，但充滿自治的複制自然是卻是實際存在的。」④（2017-10-28，鄱陽湖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