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不知，這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認識在作祟。然而，約翰·迪利認為：“符號學意識帶動了人類責任的轉變，因為它知道有符號，也知道符號的活動即指號過程遍布自然界……而且還彌漫滲透於整個自然界。

從前，‘人類的責任’主要是從文化方面，從每個人應該對自己的行動負責，或者依照個人的社會地位連帶的責任去設想。很明顯這種責任已經擴大到了整個生命，因為人類行為的後果事實上影響到了存活下去的條件，這不僅就我們這個物種而言，而且包括與我們的生存密不可分的其他物種。”［16］256

在傳統上，人在決定采取行動的時候必須有個倫理學的起點，並且從考慮個人行為後果的角度看待倫理學的。而在當代消費社會中，科學技術占據了人類文化的中心，它在推動人類高歌猛進之同時，也威脅到了自身和其他生物的可持續的指號過程，傳統的倫理學已經既無法滿足人類的利益也無法保障任何其他動物的生存，因為在依靠物理環境方面，人並不比其他動物占有優勢，無論是要達到繁榮興旺，還是只求存活下去。

因此，人類動物的個人倫理意識，從有利於作為群體成員的個人利益的行為發展到認識人類群體既是一種生物學現實，也是一種文化現實，而且像任何生物學群體一樣，有賴於一些不僅在人類文化當中，也在其生存的物理環境當中得到保存和發展的條件；人類世界跟任何動物的周圍世界一樣，均需依照這種物理環境才能維系。為了承擔起一種不僅是個人行為的，也是集體行為的責任，符號動物於是成為了符號倫理動物，倫理學成為了符號倫理學［16］285。

撮要言之，人類要對文化內部的行為承擔後果，更要對生物圈內部的行為承擔後果。否則，建立在這個生物圈上的文化世界就會徹底垮掉。


［16］約翰·迪利．符號學基礎［Ｍ］．張組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