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呼吸秋千》 收拾行裝(1)

我所有的東西都帶在身邊。

換句話說:屬於我的一切都與我如影隨行。

當時我把所有的家當都帶上了。說是我的,其實它們原先並不屬於我。它們要麽是改裝過的,要麽是別人的。豬皮行李箱是以前裝留聲機用的。薄大衣是父親的。領口鑲著絲絨滾邊的洋氣大衣是祖父的。燈籠褲是埃德溫叔叔的。皮綁腿是鄰居卡爾普先生的。綠羊毛手套是費妮姑姑的。只有酒紅色的真絲圍巾和小收納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聖誕節收到的禮物。

1945年1月還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國人那裏去。天曉得是什麽鬼地方。這消息讓大家震驚。每個人都想送我點兒什麽,指望它們興許能派得上用場,雖然它們什麽忙也幫不上,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能幫得上忙。因為我上了俄國人的名單,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點兒東西。我收下了它們。十七歲的我心想,這次離家來的正是時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國人的名單,只要能離開家,只要將來情況不會變得太糟,於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離開這針尖大的小城,這裏所有的石頭都長著眼睛。我一點兒都不害怕,而是掩飾著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還有幾分良心不安吧,因為那份讓我的親人絕望的名單,於我卻是頗可以接受的處境。他們擔心我在異地他鄉會出事兒。我只想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其實我已經犯了點事兒,見不得人的事兒。它變態、骯臟、無恥,也妙不可言。這事兒發生在榿木公園,就在淺草叢生的小山包後面最隱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園中央的那個圓亭子,每逢節假日總有樂隊在那裏演奏。我在裏面坐了一會兒。透過細木縫,陽光刺眼地紮了進來。我看到了恐懼,空洞的圓形的、四邊形的、梯形的恐懼,經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連在了一起。這個圖案裏有我的迷亂,也有我母親臉上的震驚。在亭子裏我對自己發誓:我再也不來這個公園了。

我越是不讓自己去,就去得越勤。兩天之後我又去了,公園裏的人都管這叫“幽會”。

第二次幽會時,我見的還是第一次約的那個男人,綽號叫做“燕子”。第二個男人是新來的,綽號叫“聖誕樹”。第三個叫“耳朵”。接著來的是“繩子”,然後是“黃鸝”和“帽子”,再後來是“兔子”、“貓”、“海鷗”,還有“珍珠”。只有我們知道,哪個綽號對應哪個人。大家在公園裏肆意更換著伴侶,我也任由他們把我轉來轉去。那是夏季,樺樹皮是白色的,茉莉花叢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葉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風的綠色墻垣。

愛情是季節性的。秋天的到來結束了公園裏的這一切。葉子掉光了,幽會也隨我們一起轉移到了海王星遊泳館。鐵門旁掛著繪有天鵝的橢圓形徽章。每個星期我都會去跟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約會。他是個已婚的羅馬尼亞人。我不問他叫什麽,也不說自己叫什麽。我們錯開時間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後賣票的女人,明鑒照人的石板地,圓圓的中柱,繪有睡蓮圖案的墻磚,雕花的木臺階,這一切都應該想不到,我們是來赴約的。我們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遊泳。一直要到發汗箱〔舊時用來發汗的木結構裝置,內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門關閉,頂板有一洞,人可將頭伸到外面。〕那兒,我們才碰頭。

當年,每一次這樣的幽會都可能引來牢獄之災。我去勞動營之前是這樣,自我返鄉到1968年離開這個國家,那些年情況也是這樣。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從公園或市遊泳池帶走,嚴刑審訊之後,投進監獄,從那兒再送到運河邊的監禁營。現在我才知道,去運河的人都有去無回。就算回來了,也是一具行屍走肉:身心俱毀,未老先衰,與這世上所有的愛都絕了緣。

在勞動營的時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沒命了。

五年後我被從勞動營放出來,日復一日漫步在喧嘩的街道上,腦海裏翻來覆去地想著,如果被捕的話,說是“當場抓獲”再恰當不過了。我已經編好了無數的借口與不在場的證據,來駁斥這個罪名。我一直都背負著隱秘的包袱,已經太深、太久地將自己裹入了沈默之中,再也無法用語言傾訴心曲。即使我在訴說的時候,也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裹縛自己罷了。

為了能延長從榿木公園到家的路程,在最後一個幽會的夏季,我偶然走進了圓形廣場上〔赫爾曼城的中心廣場。赫爾曼城是德語的叫法,羅馬尼亞語稱之為“錫比烏”(Sibiu)。〕的三聖教堂。這次偶然昭示著命運。我看到了後來的歲月。在教堂側立柱上的聖壇旁,聖者身著灰色的大衣,脖子間圍著一頭綿羊作衣領。這脖子間的綿羊就是緘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但是,如果我說脖子間的緘默與嘴裏的緘默是兩碼事,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在我的勞動營歲月之前、之中與之後,我有二十五年的時間生活在對國家與家庭的恐懼中,畏懼那雙重的毀滅:國家把我當罪犯囚禁,家人把我當恥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懷疑地盯著陳列櫃、電車和樓房窗戶的玻璃,盯著噴泉和小水窪反射出的鏡面,好像自己就該是個透明人。

我父親是繪畫老師。只要他一說“水彩”這個詞,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腳似的悚然一驚,因為我腦子裏滿是海王星遊泳池那些事。這個詞告訴我,自己已經陷得有多深。我母親在吃飯時說:別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來對付肉的。我的太陽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說土豆和叉子嗎,怎麽又扯上肉了?她說的是什麽肉呀?我的肉體已經被那些幽會搞得顛三倒四了。我做賊心虛,這些詞總會出其不意地冒出來,擊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裏所有的德國人一樣,我母親、尤其是我父親,堅信金色發辮與白色長筒襪的美麗,堅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邊形,堅信我們特蘭西瓦尼亞〔羅馬尼亞中西部地區。位於歐洲東南部,東喀爾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薩河流域。居民除羅馬尼亞人外,其余多為馬紮爾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國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百分之零點七。〕的薩克森人〔這一地區的德國人最初來自德國薩克森地區。〕屬於雅利安人種。從純身體的角度來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惡心不過了。和一個羅馬利亞人有染,更是種族的恥辱。

我只想離開家,哪怕是要進勞動營。我母親不知道,她對我的了解有多麽少,而且我走後,她想我肯定會多過我想她。這些讓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間圍著沈默之羊的聖者,我在教堂內的白色壁龕上還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啟動時間”。收拾行裝的時候我就想:白色壁龕顯靈了。現在就是已啟動的時間。我還慶幸自己不用去前線的雪地裏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著行裝,沒有絲毫不情願。系帶子的皮綁腿、燈籠褲和帶絲絨滾邊的大衣,沒有一樣東西適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已啟動的時間。不管是經歷這樣或是那樣的事情,總之人是要長大的。我想這世界雖然不是化裝舞會,但在這深冬季節要被送到俄國去的人,沒有誰是可笑的。

一個羅馬尼亞警察和一個俄國警察組成了一個巡邏隊,拿著名單挨家挨戶查訪。我記不得他們在家裏是否說了“勞動營”這個詞。如果沒說,那麽是否提到除“俄國”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說了的話,那“勞動營”這個詞也沒有嚇著我。戰爭和幽會的事兒並未讓我成熟,十七歲的我心智其實還處在極無知的孩童時代。“水彩”和“肉”這樣的詞會讓我心驚肉跳,而我的腦子對“勞動營”這個詞卻無動於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親說“肉”這個字點到了我的痛處。就是那次,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時候有一次在樓下的院子裏玩,母親在陽臺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馬上回來吃飯,還要我再叫一次的話,你就待在那兒別回來了。”我還是在下面多待了一會,等我上去時,她就說:

你現在可以收拾書包去闖世界了。你想幹嘛就幹嘛。

母親邊說著邊把我拽進房間,拿出個小背包來,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夾克塞了進去。

我問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兒啊?

很多人都認為,打點行裝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學唱歌或者祈禱一樣,可以無師自通。我們從未練習過,也沒有箱子。父親當年參加羅馬尼亞軍隊上前線打仗時,就沒什麽行李好收拾。部隊什麽都會發,這是裝備的一部分。除了離家外出或是抵禦嚴寒,我們想不出為了什麽別的理由收拾衣物。我們手頭沒有該帶的東西,於是就即興發揮。用不上的成了必備的,必備的就是唯一正確的,而這只是因為手頭恰巧有這些東西。

母親把留聲機從客廳拿出來,放到廚房桌上。我用螺絲刀將留聲機箱子改裝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機體和轉盤卸了下來,接下來用軟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搖柄的那個洞。箱子火狐紅的絲絨裏襯,原樣保留。還有那個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著小狗坐在留聲機喇叭前的圖案,圖案上方標著“主人的聲音”幾個字〔即著名音樂商標“HisMaster’sVoice”,中文譯為“狗聽喇叭”。〕,我也沒拆下來。我放了四本書壓箱底:亞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爾〔JosefWeinheber(1892-1945),奧地利抒情詩人、小說家和散文作家。〕的集子,還有一部收集了八個世紀作品的詩歌集。我沒帶小說,因為小說讀完一遍,就不會讀第二遍了。書上放的是收納包。裏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須後水,一塊剃須用的肥皂,一把剃須刀,一把修面刷,一塊明礬石,一塊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納包旁我放了一雙羊毛襪(棕色的,裏面已塞了東西),一雙及膝長襪,一件紅白格子的法蘭絨襯衫,兩條棱紋平布的短內褲。為了不被壓皺,最上面放的是那條新的真絲圍巾,它印著酒紅色的暗方格,色澤亮啞交替。箱子就這樣裝滿了。

接著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發毯(羊毛的,鑲著淺藍與米白色的方格,體積超大,卻並不保暖)。卷到包袱裏去的還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經穿得很舊了)和一雙皮綁腿(老掉牙了,還是“一戰”時候的東西,香瓜黃色,帶有皮質的小綁帶)。

接著來整理幹糧袋:斯坎迪亞牌〔羅馬尼亞錫比烏(Sibiu)地區的肉類罐頭品牌,享有國際聲譽。〕的火腿罐頭一聽,塗了黃油夾了火腿片的面包四個,聖誕節時剩下的餅幹幾塊,裝滿水的軍用水壺一只,帶有可當水杯用的蓋子。

接著我祖母把留聲機行李箱、鋪蓋和幹糧袋放到了門附近。那兩個警察說好午夜時分來帶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門邊了。

接著我開始穿衣:一條長內褲,一件法蘭絨襯衫(淡棕色間綠色格子),一條燈籠褲(灰色的,說過是埃德溫叔叔的),一件袖口帶繡花的布馬甲,一雙羊毛襪和一雙雪地靴。費妮姑姑的綠手套就放在桌上,隨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帶時,忽然想起多年前某個夏季,我們在文奇山〔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一座山嶺〕度假時的情景。那時母親穿著一件自己縫制的水兵服。我們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裝死。我當時八歲,嚇得要命,覺得天塌到草裏去了!我緊閉雙眼,不敢看天會如何將我吞噬。這時母親跳了起來,猛搖著我問道:“喜不喜歡我?我還活著呢。”

鞋帶系好了。我坐到桌邊,等待午夜來臨。午夜到了,巡邏隊卻遲遲未到。等了三個小時,都快讓人受不了了,他們才來。母親幫我穿那件帶黑絲絨滾邊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來。我戴上綠手套。在木地板的門廳內,就在掛煤氣表的地方,祖母說:“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我並沒有刻意去記這句話,只是不經意地把它帶到了勞動營。我並不知道,它會一直伴隨著我。但是,這樣一句話有自己獨立的生命。我所有帶去的書加在一塊,也沒有它對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會回來的”——這句話後來成了心鏟的〔關於“心鏟”的概念,見“關於心鏟”一章〕同謀、饑餓天使的對頭。因為我真的回來了,所以我有權說:“這麽句話能讓人活下來”。


赫塔·米勒(德語:Herta Müller,1953年8月17日-)生於羅馬尼亞,德國小說家、詩人、散文家,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她以寫作德裔羅馬尼亞人在蘇俄時的遭遇著稱,從記憶、夢與內心出發。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稱其「以詩的凝鍊,散文的率直,描繪流離失所者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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