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東西都帶在身邊。

換句話說：屬於我的一切都與我如影隨行。

當時我把所有的家當都帶上了。說是我的，其實它們原先並不屬於我。它們要麽是改裝過的，要麽是別人的。豬皮行李箱是以前裝留聲機用的。薄大衣是父親的。領口鑲著絲絨滾邊的洋氣大衣是祖父的。燈籠褲是埃德溫叔叔的。皮綁腿是鄰居卡爾普先生的。綠羊毛手套是費妮姑姑的。只有酒紅色的真絲圍巾和小收納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聖誕節收到的禮物。

1945年1月還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國人那裏去。天曉得是什麽鬼地方。這消息讓大家震驚。每個人都想送我點兒什麽，指望它們興許能派得上用場，雖然它們什麽忙也幫不上，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能幫得上忙。因為我上了俄國人的名單，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點兒東西。我收下了它們。十七歲的我心想，這次離家來的正是時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國人的名單，只要能離開家，只要將來情況不會變得太糟，於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離開這針尖大的小城，這裏所有的石頭都長著眼睛。我一點兒都不害怕，而是掩飾著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還有幾分良心不安吧，因為那份讓我的親人絕望的名單，於我卻是頗可以接受的處境。他們擔心我在異地他鄉會出事兒。我只想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其實我已經犯了點事兒，見不得人的事兒。它變態、骯臟、無恥，也妙不可言。這事兒發生在榿木公園，就在淺草叢生的小山包後面最隱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園中央的那個圓亭子，每逢節假日總有樂隊在那裏演奏。我在裏面坐了一會兒。透過細木縫，陽光刺眼地紮了進來。我看到了恐懼，空洞的圓形的、四邊形的、梯形的恐懼，經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連在了一起。這個圖案裏有我的迷亂，也有我母親臉上的震驚。在亭子裏我對自己發誓：我再也不來這個公園了。

我越是不讓自己去，就去得越勤。兩天之後我又去了，公園裏的人都管這叫“幽會”。

第二次幽會時，我見的還是第一次約的那個男人，綽號叫做“燕子”。第二個男人是新來的，綽號叫“聖誕樹”。第三個叫“耳朵”。接著來的是“繩子”，然後是“黃鸝”和“帽子”，再後來是“兔子”、“貓”、“海鷗”，還有“珍珠”。只有我們知道，哪個綽號對應哪個人。大家在公園裏肆意更換著伴侶，我也任由他們把我轉來轉去。那是夏季，樺樹皮是白色的，茉莉花叢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葉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風的綠色墻垣。

愛情是季節性的。秋天的到來結束了公園裏的這一切。葉子掉光了，幽會也隨我們一起轉移到了海王星遊泳館。鐵門旁掛著繪有天鵝的橢圓形徽章。每個星期我都會去跟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約會。他是個已婚的羅馬尼亞人。我不問他叫什麽，也不說自己叫什麽。我們錯開時間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後賣票的女人，明鑒照人的石板地，圓圓的中柱，繪有睡蓮圖案的墻磚，雕花的木臺階，這一切都應該想不到，我們是來赴約的。我們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遊泳。一直要到發汗箱〔舊時用來發汗的木結構裝置，內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門關閉，頂板有一洞，人可將頭伸到外面。〕那兒，我們才碰頭。

當年，每一次這樣的幽會都可能引來牢獄之災。我去勞動營之前是這樣，自我返鄉到1968年離開這個國家，那些年情況也是這樣。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從公園或市遊泳池帶走，嚴刑審訊之後，投進監獄，從那兒再送到運河邊的監禁營。現在我才知道，去運河的人都有去無回。就算回來了，也是一具行屍走肉：身心俱毀，未老先衰，與這世上所有的愛都絕了緣。

在勞動營的時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沒命了。

五年後我被從勞動營放出來，日復一日漫步在喧嘩的街道上，腦海裏翻來覆去地想著，如果被捕的話，說是“當場抓獲”再恰當不過了。我已經編好了無數的借口與不在場的證據，來駁斥這個罪名。我一直都背負著隱秘的包袱，已經太深、太久地將自己裹入了沈默之中，再也無法用語言傾訴心曲。即使我在訴說的時候，也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裹縛自己罷了。

為了能延長從榿木公園到家的路程，在最後一個幽會的夏季，我偶然走進了圓形廣場上〔赫爾曼城的中心廣場。赫爾曼城是德語的叫法，羅馬尼亞語稱之為“錫比烏”(Sibiu)。〕的三聖教堂。這次偶然昭示著命運。我看到了後來的歲月。在教堂側立柱上的聖壇旁，聖者身著灰色的大衣，脖子間圍著一頭綿羊作衣領。這脖子間的綿羊就是緘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但是，如果我說脖子間的緘默與嘴裏的緘默是兩碼事，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在我的勞動營歲月之前、之中與之後，我有二十五年的時間生活在對國家與家庭的恐懼中，畏懼那雙重的毀滅：國家把我當罪犯囚禁，家人把我當恥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懷疑地盯著陳列櫃、電車和樓房窗戶的玻璃，盯著噴泉和小水窪反射出的鏡面，好像自己就該是個透明人。

我父親是繪畫老師。只要他一說“水彩”這個詞，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腳似的悚然一驚，因為我腦子裏滿是海王星遊泳池那些事。這個詞告訴我，自己已經陷得有多深。我母親在吃飯時說：別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來對付肉的。我的太陽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說土豆和叉子嗎，怎麽又扯上肉了？她說的是什麽肉呀？我的肉體已經被那些幽會搞得顛三倒四了。我做賊心虛，這些詞總會出其不意地冒出來，擊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裏所有的德國人一樣，我母親、尤其是我父親，堅信金色發辮與白色長筒襪的美麗，堅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邊形，堅信我們特蘭西瓦尼亞〔羅馬尼亞中西部地區。位於歐洲東南部，東喀爾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薩河流域。居民除羅馬尼亞人外，其余多為馬紮爾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國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百分之零點七。〕的薩克森人〔這一地區的德國人最初來自德國薩克森地區。〕屬於雅利安人種。從純身體的角度來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惡心不過了。和一個羅馬利亞人有染，更是種族的恥辱。

我只想離開家，哪怕是要進勞動營。我母親不知道，她對我的了解有多麽少，而且我走後，她想我肯定會多過我想她。這些讓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間圍著沈默之羊的聖者，我在教堂內的白色壁龕上還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啟動時間”。收拾行裝的時候我就想：白色壁龕顯靈了。現在就是已啟動的時間。我還慶幸自己不用去前線的雪地裏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著行裝，沒有絲毫不情願。系帶子的皮綁腿、燈籠褲和帶絲絨滾邊的大衣，沒有一樣東西適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已啟動的時間。不管是經歷這樣或是那樣的事情，總之人是要長大的。我想這世界雖然不是化裝舞會，但在這深冬季節要被送到俄國去的人，沒有誰是可笑的。

一個羅馬尼亞警察和一個俄國警察組成了一個巡邏隊，拿著名單挨家挨戶查訪。我記不得他們在家裏是否說了“勞動營”這個詞。如果沒說，那麽是否提到除“俄國”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說了的話，那“勞動營”這個詞也沒有嚇著我。戰爭和幽會的事兒並未讓我成熟，十七歲的我心智其實還處在極無知的孩童時代。“水彩”和“肉”這樣的詞會讓我心驚肉跳，而我的腦子對“勞動營”這個詞卻無動於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親說“肉”這個字點到了我的痛處。就是那次，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時候有一次在樓下的院子裏玩，母親在陽臺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馬上回來吃飯，還要我再叫一次的話，你就待在那兒別回來了。”我還是在下面多待了一會，等我上去時，她就說：

你現在可以收拾書包去闖世界了。你想幹嘛就幹嘛。

母親邊說著邊把我拽進房間，拿出個小背包來，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夾克塞了進去。

我問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兒啊?

很多人都認為，打點行裝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學唱歌或者祈禱一樣，可以無師自通。我們從未練習過，也沒有箱子。父親當年參加羅馬尼亞軍隊上前線打仗時，就沒什麽行李好收拾。部隊什麽都會發，這是裝備的一部分。除了離家外出或是抵禦嚴寒，我們想不出為了什麽別的理由收拾衣物。我們手頭沒有該帶的東西，於是就即興發揮。用不上的成了必備的，必備的就是唯一正確的，而這只是因為手頭恰巧有這些東西。

母親把留聲機從客廳拿出來，放到廚房桌上。我用螺絲刀將留聲機箱子改裝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機體和轉盤卸了下來，接下來用軟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搖柄的那個洞。箱子火狐紅的絲絨裏襯，原樣保留。還有那個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著小狗坐在留聲機喇叭前的圖案，圖案上方標著“主人的聲音”幾個字〔即著名音樂商標“HisMaster’sVoice”，中文譯為“狗聽喇叭”。〕，我也沒拆下來。我放了四本書壓箱底：亞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爾〔JosefWeinheber(1892-1945),奧地利抒情詩人、小說家和散文作家。〕的集子，還有一部收集了八個世紀作品的詩歌集。我沒帶小說，因為小說讀完一遍，就不會讀第二遍了。書上放的是收納包。裏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須後水，一塊剃須用的肥皂，一把剃須刀，一把修面刷，一塊明礬石，一塊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納包旁我放了一雙羊毛襪（棕色的，裏面已塞了東西），一雙及膝長襪，一件紅白格子的法蘭絨襯衫，兩條棱紋平布的短內褲。為了不被壓皺，最上面放的是那條新的真絲圍巾，它印著酒紅色的暗方格，色澤亮啞交替。箱子就這樣裝滿了。

接著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發毯（羊毛的，鑲著淺藍與米白色的方格，體積超大，卻並不保暖）。卷到包袱裏去的還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經穿得很舊了）和一雙皮綁腿（老掉牙了，還是“一戰”時候的東西，香瓜黃色，帶有皮質的小綁帶）。

接著來整理幹糧袋：斯坎迪亞牌〔羅馬尼亞錫比烏(Sibiu)地區的肉類罐頭品牌，享有國際聲譽。〕的火腿罐頭一聽，塗了黃油夾了火腿片的面包四個，聖誕節時剩下的餅幹幾塊，裝滿水的軍用水壺一只，帶有可當水杯用的蓋子。

接著我祖母把留聲機行李箱、鋪蓋和幹糧袋放到了門附近。那兩個警察說好午夜時分來帶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門邊了。

接著我開始穿衣：一條長內褲，一件法蘭絨襯衫（淡棕色間綠色格子），一條燈籠褲（灰色的，說過是埃德溫叔叔的），一件袖口帶繡花的布馬甲，一雙羊毛襪和一雙雪地靴。費妮姑姑的綠手套就放在桌上，隨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帶時，忽然想起多年前某個夏季，我們在文奇山〔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一座山嶺〕度假時的情景。那時母親穿著一件自己縫制的水兵服。我們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裝死。我當時八歲，嚇得要命，覺得天塌到草裏去了！我緊閉雙眼，不敢看天會如何將我吞噬。這時母親跳了起來，猛搖著我問道：“喜不喜歡我？我還活著呢。”

鞋帶系好了。我坐到桌邊，等待午夜來臨。午夜到了，巡邏隊卻遲遲未到。等了三個小時，都快讓人受不了了，他們才來。母親幫我穿那件帶黑絲絨滾邊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來。我戴上綠手套。在木地板的門廳內，就在掛煤氣表的地方，祖母說：“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我並沒有刻意去記這句話，只是不經意地把它帶到了勞動營。我並不知道，它會一直伴隨著我。但是，這樣一句話有自己獨立的生命。我所有帶去的書加在一塊，也沒有它對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會回來的”——這句話後來成了心鏟的〔關於“心鏟”的概念，見“關於心鏟”一章〕同謀、饑餓天使的對頭。因為我真的回來了，所以我有權說：“這麽句話能讓人活下來”。

赫塔·米勒（德語：Herta Müller，1953年8月17日－）生於羅馬尼亞，德國小說家、詩人、散文家，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她以寫作德裔羅馬尼亞人在蘇俄時的遭遇著稱，從記憶、夢與內心出發。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稱其「以詩的凝鍊，散文的率直，描繪流離失所者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