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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新聞學 Solutions Journalism
首先，了解我們正處在什麼樣的媒體生態
故事，要先從“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談起。
什麼叫“後真相年代”？根據黃永、譚嘉昇、林禮賢、孔慧思、林子傑合著的《解困新聞學—後現象年代的答案》一書（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9月，ix頁），這是一個“不理原因、不願分析、不講道理”年代。很明顯的，它有一個過去的年代所沒有的特徵：“每個人均有智能手機，每個人也可以是傳媒”。
在我們進一步詳讀黃永等人所合著的《解困新聞學》以前，先弄清楚“後真相年代”這概念，下面的載文可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谷雨訪談·後真相”時代，公眾已不在意何為真相
在今天，真相還重要嗎？英國脫歐公投中，支持者喊出似是而非的口號（見下圖），美國大選中，川普煽動了公眾情緒。他們都贏了。英國《旁觀者》雜誌前主編、《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最近推出新書《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表達了對“後真相”時代的焦慮。
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
2016年底，《牛津英語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選為年度詞匯，並將其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也就是說，事實已經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對此所產生的情緒。
《南方周末》在去年報道此事時指出，早在1992年，“後真相”一詞就已經現身於美國《國家》雜誌，2004年出現在《後真相時代》（The Post-truth Era）這本書的書名裏。所以嚴格來講這並不是個全新的詞匯。只不過隨著政治情勢的演變，這個詞匯由原本籍籍無名的邊緣角色，到去年年中之後成為英美政治評論的重要支柱，使用頻率瞬間一飛沖天，讓《牛津詞典》不得不重新評估它的地位。
《牛津詞典》向來在英語世界備受尊崇，英語世界又主宰著當今全球的話語權，牛津的這個年度詞匯無疑凸顯總結了2016年國際政治的現狀。
特朗普在選舉時的造勢運動。特朗普在選舉時的造勢運動。
那麽何為“後真相政治”？《牛津詞典》的博客以去年11月1日《經濟學人》雜誌的一段文字說明：“奧巴馬創建了伊斯蘭國。小布什是9·11事件的幕後主使。歡迎來到後真相政治。”英國《衛報》則稱：“在這個後真相時代，只要謊話說得毫不猶豫，就能稱王稱霸。不誠實地越明目張膽，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壯大成功。”
“只傳達事實是不夠的，後真相不會被數據的轟炸撼動。”在8月底的愛丁堡國際圖書節上，以“後真相時代”為題，英國《旁觀者》雜誌前主編、《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Matthew d’Ancona）發表了演講。作為資深媒體人，他曾入選“英國媒體最具權力一百人”和“英國百位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之列。而他最近推出的新書，就叫做《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
《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書影。《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書影。
在書中，馬修·德安科納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後真相的理解：它代表的不是政客的謊言，而是公眾對這些言論的反應，以及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影響輿論、左右民意的能力。他表示，後真相在腐蝕世界，人們有必要對此進行反思和反擊。
針對後真相問題，在書展現場，谷雨故事對馬修·德安科納進行了專訪。以下為采訪內容。
後真相與西方危機
谷雨故事：你如何理解後真相？為什麽從2016年開始，這個詞被廣泛提起，成為英美政治評論的焦點?
馬修·德安科納：後真相不是關於謊言的，而是關於人們如何認識、看待這些謊言的方式，是人們對謊言的回應，是人們的態度。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開始不在意謊言，不擔心說謊的危害，而更多地去關心某種主張所包含的情感因素，以及這種主張對個人的價值。這就是後真相時代的特征：人們不評價某種主張是否真實，只評估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
2016年後真相之所以成為西方的重大議題，主要是因為兩個標誌性事件：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此後後真相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年度詞匯。這幾件事表明，後真相已經成為困擾人們、令人深思的問題。
關心社會發展、社會運轉方式和社會凝聚力的人，都對後真相現象表示憂慮。令人震驚的是，後真相問題不僅存在於美國和英國，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交流後，意識到後真相無處不在。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書能讓人們重視後真相，並采取行動。
谷雨故事：後真相一直存在嗎？
馬修·德安科納：後真相的某些元素早已存在。但近期最大的變化，是人們對某些組織和機構的信任徹底崩潰了。這些組織結構包括議會、媒體和金融機構等。另一個重大的變化是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舊的政治觀點，比如‘自由’和‘民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留和傳達真相。”這樣的說法已經和目前的狀況不搭調。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表述的很多觀點，諸如“真相是相對的”、“人們不得不接受謊言”，如今也正在非專制或非極權主義的社會中應驗，人們對此感到不安。
我今年49歲，冷戰結束時我21歲。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西方一直宣稱自由民主才行得通，而現在西方正遭遇危機：2008、2009年，金融體系潰敗，令人感到不適的民粹主義在歐洲和美國蔓延。冷戰結束時，我們看到糟糕透頂的西方方式的勝利：“我們贏了，我們沖破了共產主義的封鎖。”
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討論：這是政治發展的終點嗎？當然不是。政治不斷發展，沒有什麽是確定的。西方名義上倡導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制度，依然可能導致劣質的結果。這正是西方吞下的一大枚苦澀的藥丸。目前我們需要超越西方，向其他國家比如中國、日本和印度學習如何處理這類問題。
（美國大選時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的當選就是後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你在書中指出，後真相不同於謊言、政治宣傳和歪曲造假。能舉例說明這一點嗎？
馬修·德安科納：在水門事件中，尼克松總統說了謊。謊言被識破，他被人們反對，最終不得不辭職。在去年美國選舉前的造勢運動中，特朗普說了很多謊，比如關於墨西哥、關於穆斯林的。在當總統後，他甚至在出席他就職典禮的人數問題上也說了謊——總統公開地、沒有任何羞恥感地說謊。他這樣做，支持他的人還會繼續支持他。這就很匪夷所思。這意味著，對競選而言，“說實話”不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在英國脫歐公投的過程中，公眾也不在乎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謊言。這樣的狀況是從未發生過的，這也是謊言和後真相的區別。
谷雨故事：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人們訴諸後真相的情感？
馬修·德安科納：首先，全球化、人口流動、氣候變化和恐怖主義等因素，都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會感到恐懼，甚至憤怒。很多情況下，他們對政客、官員頗為不滿，所以會有充滿情緒化的回應。
其次，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和10年前明顯不同了。互聯網、Facebook、Google等新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把人們聚到一起——新技術打破了空間障礙，讓人們更容易進行聯系和交談。但同時，新技術也導致人們只與“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種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聚在一起，自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聚在一起，左派和左派聚在一起。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情感。
作為數字部落的成員，人們失去了彼此辯論的機會。要知道，維持社會正常運轉，需要不斷質疑、核查和問責的制度。如果人們只停留在各自的數字泡沫中，就很容易情緒化。在英國脫歐公投時，這種情緒化隨處可見，到處充斥著仇外心理、本土主義，甚至還有種族主義，移民問題成為決定很多人投什麽票的重要因素。
谷雨故事：據你觀察，特朗普的言論和行事風格是智囊團有意包裝的嗎？特朗普現象是偶然還是必然？
馬修·德安科納：我認為特朗普就是他自己的公關團隊。特朗普之前的每位總統都被工作人員圍得團團轉，以確保他們說的每句話都深思熟慮過。即便是奧巴馬這樣一個非常雄辯、非常聰明的人，也有一群顧問，這些人會為他的講話稿把關。
特朗普不這樣。特朗普早上5點起床，起來就發Twitter，內容從亞馬遜到電視節目《周六夜現場》。所有關於媒體管理、媒體關系的規則都不適用於他。最近他原定在特朗普大廈就美國基礎建設問題發表講話，但他轉而對夏洛茨維爾發生的暴力事件進行評價，並認為在這件事情上，雙方都有責任：“新納粹”可能做得不對，但抗議者呢？特朗普不是被誰“控制”的，他說的是他想說的，盡管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
特朗普並不傻。他想當總統很久了，至少有20年。2016年，他意識到發揮自己才能——激發民憤、忽悠大眾——的時機到了。特朗普最擅長做什麽？他曾經是電視真人秀中的角色，是庸俗的炫耀者。這意味著什麽？他懂得如何調節氣氛。2016年，人們感到非常不安、憤怒，而特朗普所能提供的、他所發揮的“才能”，和這一時局正好契合。
我不認為他的這些方式在以往的選舉中會奏效。特朗普當選並非導致後真相的原因，他的當選本身就是後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以特朗普和支持脫歐的造勢運動為例，你是否認為事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傳達的信息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情感共鳴？
馬修·德安科納：在任何時候，事實都非常重要。但我認為，只傳達事實是不夠的。如果你面對的是說謊的人，你不能只說“你說2+2=5，實際上等於4”。你也必須用一種能觸動人們情感的方式進行回擊。
以去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為例。留歐派向公眾展示了大量的統計數據：一旦脫歐，英國將失去95萬個工作機會，人們每周的平均工資將下降38英鎊，每個家庭每年要多支付350英鎊以購買生活品，歐盟在英國的6600萬英鎊投資將面臨風險……這些冰冷的數據令人難以消化——數字無法和人對話。
那些脫歐的擁護者呢？他們懂得情感共鳴的重要性。他們用了簡單明確的口號，用了講故事的方式。支持英國脫歐的造勢運動主管多米尼克·卡明斯當時指出，要把脫歐的原因表達清楚，特別要針對公眾的特殊不滿來表達。他們當時的口號“拿回控制權”就被證明是有效的。
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
如果想和謊言對抗，就必須在人們的價值觀和內心信仰方面做文章，必須以能打動人們心靈和思想的方式來傳達事實。過去傑出的演講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那媒體在後真相中的責任呢？現在的新聞報道是否已經不能滿足公眾的需求了？
馬修·德安科納：是這樣的。為了打擊謊言，新聞報道者也必須學會同人們的內心和思想對話，信息把關者也要意識到這一點。只呈現事實是不夠的，必須以公眾能理解的方式呈現事實，並且盡量影響他們的情緒。
“我們必須比前人更警覺”
谷雨故事：具體而言，後真相會有哪些危害？
馬修·德安科納：如果數字技術是硬件，後真相就是一個強大的軟件。隨著世界的碎片化和復雜化，陰謀論、偽科學、否認大屠殺的信息，在網上普遍蔓延。
後真相如何影響社會民主？它影響我們對政治家的判斷，影響我們選出一個負責任的政客。人們需要質疑政客的言論，而不是感情用事。在西方，人們常犯的錯誤是認為“民主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實際上並非如此。現在，寫信向議員抱怨道路上的坑窪，抱怨街角坍塌的學校，質疑為何關掉醫院的某個部門的人越來越少。這些都是後真相時代的特點。
谷雨故事：你在書中提到了“谷歌大學”，人們依靠網絡信息做判斷，但網絡信息會產生很多誤導。如何避免人們繼續接受錯誤信息？
馬修·德安科納：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人們對谷歌等機構搜索信息的方式知之甚少。如果往谷歌裏輸入幾個單詞，很難解釋屏幕上呈現出的搜索結果是按照什麽邏輯排列的。我相信背後有非常復雜的算法，但大多數人對此並不太了解。
舉例來說，如果輸入“大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嗎”，你會獲得大量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否認大屠殺。這太可怕了！因為大屠殺的幸存者和目擊者越來越少，大屠殺的實物證據在消失，比如含毒劑齊克隆B的頭發就在腐爛。不久之後，下一代人很有可能懷疑大屠殺是否發生過。
在谷歌等數字技術誕生前，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我上學時，大家都看歷史書，看電視裏大屠殺幸存者的采訪，雖然也有人否認大屠殺，但沒人把他的話當真。而現在網上到處是否認大屠殺的信息。
我們必須教孩子以全新的方式對待數字技術。我也覺得谷歌需要更透明。
谷雨故事：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辨別真實有效的信息？
馬修·德安科納：必須要有選擇，但不能僅僅選擇你喜歡的東西。必須學會質疑和挑戰，從多個信息源了解某一個事件。遇到不同觀點時，要善於思考為什麽它們會產生。
我們每個人都要成為網絡編輯，或者要有網絡編輯的眼光，隨時思考“這是真的嗎？”“為什麽會這樣？”“有哪些話被扭曲了？”我們必須比前人更警覺。
（本文轉載自騰訊文化，部分內容節選自南方周末《post-truth（後真相）：牛津詞典2016年度詞匯》一文，文章有增改。）（騰訊網 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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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Reply by 開篷樂勢力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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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馬來西亞各地為MH370失踪班機的239位乘客和機組人員祈福
而且有各族青年參與，令人深深感動
事發以後，大家看見馬來西亞人紛紛在掏出心靈的善良能量
也看見一小部分人在他們的既定議程下
完完全全把人命的可貴、機上人士的家人的感受
踐踏在自己的腳下；不僅渾水摸魚、趁火打劫
在在消費這個議題；更蓄意在製造謠言或助傳妖言
某電視台一眾新聞主播的態度是很明顯的
已經被證實不正確的所謂“據外國權威人士透露”的信息
居然仍然被當著天大“新聞”加以渲染
只是在最後輕輕一句“某某已經否認有此事”
作為“客觀、平衡報導的”掩飾
既然已經被推翻、否認，為何又大事渲染？
只能說他們完全不關心這宗事件本身
而是把這宗事件當著他們服務其既定議程的餌
大家都關心這事，好，他們就借這事來“證明”
他們所不爽的人有多無能、多可笑
別人無能、可笑；他們或他們的主子就似乎很行、很值得崇拜
一群連地方垃圾與水供都管理得一塌糊塗的人
居然有“本事”指導美國、中國等國家的專家
怎樣分析雷達、看衛星，尋找消失的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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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Reply by 百万主播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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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培訓網絡輿情管理師
中國政府培訓的首批“網絡輿情管理師”，即將在為期一週的培訓和通過標準考試後畢業。
有國際觀察人士批評，這是中國政府想盡一切辦法管控網絡信息流動的又一實例。
新華社報導，由於互聯網深度融合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領域，而中國互聯網用戶規模也在極高速增長，網上的利益訴求、思想交鋒、網絡行為與現實情況互動，都令中國社會形態日趨複雜，處置及管理好網絡輿情已成社會管理重要內容。
有國際觀察人士稱，自習近平2012年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以來，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強對輿論和信息的管控，甚至通過所謂的“反網絡傳謠法”，嚴厲打壓公共輿論空間。
據悉，首期培訓由3月27日至4月1日舉行，接受培訓的人員來自官方媒體、公安部門和上訪部門。
學習應對敏感話題
觀察人士注意到，全國網絡輿情技能水平考試項目管理中心的官方網站（www.npst.org.cn）上發表的文章內容，涉及到如何應對和處理諸如“文革”、“群體事件”等敏感話題。
據悉為期一週培訓收費為每人6800元人民幣。
“全國網絡輿情技能水平考試”證書分五個級別，分別是：網絡輿情助理分析師、網絡輿情分析師、網絡輿情高級分析師、網絡輿情管理師、網絡輿情高級管理師。
中國官方媒體稱，“網絡輿情管理師”是輿情事件管理和處置管理能力的專業化、職業化體現。
通過考試的學員可獲得工信部教育與考試中心頒發的職業技術證書，此證書可作為用人單位對持證人選拔、任用、考核和晉升的重要依據。
上將承認中共研“腦控”
另外，全國人大代表、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出席兩會時，被記者追問當局是否在進行一項名叫“腦控”（人工大腦控制）的科學研究，劉坦稱“腦控是我們的機密項目，更多情況無可奉告”。
該報導出來不久即被全面封刪，但有關視頻截圖已在網上瘋傳。
（2014年3月11日星洲日報‧國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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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反服貿協議行動顯見行動科技在社會運動已扮演要角
從 2010 年底起於庶民的茉莉花革命開始，一直蔓延到埃及的廣場革命, 甚至推翻了長期的獨裁者穆巴拉克，在這一個行動的發起、漫延與發展均與手機、網路、Twitter、Facebook、Google 的串聯力量，脫不了關係，讓傳統的群眾聚集模式改觀。
這股來自民間網路串連，而非政黨的社會運動，台灣也不能避免而在這潮流中出聲了，其前因、推動力量，大家都了然於心，是來自於社會各個方面對執政與現況不滿，特別是充滿熱血、年輕的學生族群。
從經由 PTT 啟動的 1985 洪仲丘白色運動到最近 2014 年 3 月 18 日因不滿服貿協議通過，引發了學生佔領立法院運動，但這裡不論政治分析，而是來看看行動科技在這場社會裡面中扮演的角色。
▲ 學生佔領立法院並透過網路直播畫面
從晚上十點多開始，學生佔領立法院，立刻啟用 UStream 快速連線直播讓人們可以透網路知道立法院內情況，而且經由網路的傳播下，觀看人數快速上升，半夜兩點的時間竟然高達 4 萬人在線上觀看，凌晨五點時更是一舉突破 7 萬人，看過的總人數已經將近 100 萬人。
相較於電視媒體，大部分都在睡覺，這個能更真是的傳達內部的狀態、發言、理念網路應用補足了這些空缺，且經由這些行動影音，網路，在事件發生後的一、兩個小時內新聞立刻就可登上 CNN、BBC 等國外媒體。
▲ 從《林克傳說》可見到大家關注的事項與服務貿易協議、佔領立法院有關
整個網路參與中，從統計 Facebook 分享事件排名的《林克傳說》上可以見到最熱門的轉載幾乎全部與服務貿易協議、佔領立法院有關，許多人的 Facebook 訊息流應也充滿了此事性的相關狀態。
這波行動訊息的傳達及應用方式，讓新科技的使用者，可透過這些方式取得社會運動第一手的分析、新聞，相較於舊的報紙、電視媒體，有著絕對的領先優勢，同樣地，反過來說，傳統各大媒體也不得不從網路上來獲得相關的即時訊息。
新科技、智慧型手機、新媒體從日常生活起、戀愛、談生意、也擴展用途到了社會運動。關心這次的佔領行動之餘，或許也是個很好的機會去省思新科技、新媒體在社會中所扮演的新角色，因為這些跟大眾生活絕對是息息相關。（台灣 《科技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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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Reply by 抱抱，看新聞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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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反思馬航事件報道中的中國輿論場
到目前為止，關於馬航MH370失聯事件的報道，包括網絡和社交媒體在內的中國媒體，與國際媒體相比，在堅持真實客觀理性的基本新聞原則方面，是存在差距的。對比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新聞媒體的成長、以及在現代性社會中扮演的職能角色，存在明顯滯後。
在過去近20天裏，不少對馬方及不同機構所披露信息的解讀，缺乏高度專業的、忠實其語境的翻譯為基礎，扭曲了本意，放大了來自多方面的未經證實的噪音，追求聳動性，迎合了情緒化傳播，對於馬方組織權威機構進行數據研判後的正常信息修正，簡單地地冠以“自相矛盾”或“刻意隱瞞”的評判，甚至在生死等關鍵問題上片面地引導、誤導公共輿論，沒能向公眾理性呈現最客觀真實的事態進展。
首先，媒體相對做得好的，是對於家屬的情感、情緒的報道。只要沒有違背家屬意願，非常充分，也完全合理。包含154個國人在內的239個生命，確實是我們共同關註的焦點，這種報道中所體現出的家屬的希望、絕望、企盼、悲慟、質疑、憤怒等情緒，不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能讓我們社會增強對於個體生命價值的珍視與關懷，同時這種報道與質疑，也對馬方及各方的工作產生必要的壓力、與監督，體現了媒體應有的環境監視與議程設置的職能。
第二，正因為如此，在對事關生命的事態進展進行評判時，一定要以專業性、責任感作為出發點與原則。反觀大約10天前，在中國媒體的急切卻片面的解讀引導下，有相當多甚至超過多數的國人，都相信飛機上的乘客很（更）有可能都還活著。但其實如果熟悉國際社會通行的話語方式及文化價值背景，便能如當時除了中國以外的絕大多數主流國際媒體和其受眾一樣，理解馬方只不過是不願意在太早的時候，輕易地否認任何生命尚存的可能，是出於審慎、負責，是基於早期搜救和信息分析工作的不明確性，更是出於對家屬、對生命的尊重。這種原本嚴謹的做法，卻被我們的媒體選擇性地將“生命可能尚存”的陳述聳動性地放大，並因為人們企盼乘客平安的美好願望和社交時代情緒化信息更易傳播的特點，形成了強大的輿論誤導，不僅扭曲了事態進展，也在最終悲劇被證實時，更深徹地傷害了被重燃起希望的家屬。如果說是誰給家屬造成這種希望，更多的是我們媒體的片面解讀、引導。
第三，關於對馬方信息披露前後矛盾的指責，在沒有任何證據為陰謀論做支撐的情況下，主流媒體必須以理性科學的態度，理解這樣一個復雜性事件中，很多信息的收集、甄別、對比、分析等，確實要進行不斷的、必要的自我修正，特別是非常不完整的衛星數據的分析研判，具有復雜的技術型挑戰，馬方出於及時披露信息的壓力，前期公布的信息被進一步的信息或後來的研判所否定，是可能的、合理的，存在著信息與初步結論的前後矛盾，才是正常的、非陰謀論的、自然的，但不能由此簡單地判斷是馬方在刻意隱瞞。
第四，對於24日晚馬方確認飛機在南印度洋墜海的時機、依據等的質疑，以及悲情性地呼籲抵制馬拉西亞（旅遊、經貿合作等）的輿論，主流網絡和傳統媒體，更多地在迎合民眾的情感宣泄甚至民粹民族主義情緒，理性冷靜的聲音甚微。在馬方的記者會及信息披露中反復說明，大量的衛星數據雖然很早已經獲取，但需要權威國際機構進行非常復雜的計算分析、數據對比、甚至構建新的模型，“將原本要用相當長甚至一年的計算，通過新的模型在一兩周內計算出來”，雖然還沒有找到飛機殘骸，但基於謹慎分析計算的結果，出於對家屬、公眾急切關註的理解，必須依據理性與常識，將終於得出的飛機墜海無人幸免的邏輯性結論，盡快公之於眾。
第五，對於一些更誇張的陰謀論，例如飛機被軍方擊落可能的揣測，主流媒體在與社交網絡的傳播競爭中，似乎在各說各話，沒有誰絕對地占據了輿論制高點。一方面，像鳳凰網這樣的主流網媒，通過其獨家視頻采訪、新聞客戶端、新聞評論等組合報道，指出了即使遭遇恐怖主義劫機，政府也有很多方式，包括派遣戰鬥機挾持、攔截、迫降等手段，而絕無可能在沒有立刻的重大威脅的情況下，輕易做出擊落載有兩百多生命的客機的指令。但另一方面，社交網絡上，越聳動的傳言、標題，反而借助人際傳播的情緒化傾向，至少在某些階段，得到了迅速廣泛的傳播。這是未來的傳播將持續面臨的挑戰。
第六，關於美國替馬政府掩蓋事實的揣測與傳言，同樣由於社交傳播的片面性特征，主流媒體沒能給予更有效的回擊，因為這樣的回擊，比起陰謀論，太不夠吸引眼球，而有些媒體也為了“流量”，而迎合放大類似的陰謀論。首先對於馬方，不能也不應排除其隱瞞信息的可能性與動機，但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應該理性地判斷這種可能性相對較低。對於美國，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特別是近期俄國與西方由於烏克蘭局勢而出現嚴重分裂時，美國非常清楚，未來的全球戰略中，獲得並加強中國信任與支持的重要性，不會在這種事件上，冒著徹底失去中國的風險，去替馬方隱瞞、袒護。更何況，西方的政治體制，連非法竊聽反對黨的尼克松總統都會遭遇彈劾，沒有哪一個政客、總統、黨派，膽敢在這樣涉及239條生命的重大國際事件上，有足夠的利益動機、得失算計、道義支撐，去隱瞞真相。
媒體在馬航事件報道中所體現出來的情緒化與聳動性，也反映出本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日趨急功近利、理性價值缺失的整體情緒，在商業與利益的綁架、民粹與民族主義的裹挾等挑戰之外，社交傳播碎片化、快餐化、情緒化的特性，進一步影響著當代的傳播生態與公共輿論。 在社交網絡、人際傳播持續擴張的時代，傳播情緒化與聳動性的傾向，是媒體人、媒體組織、媒體平臺、以及我們廣大受眾，為捍衛文明社會中的理性價值，需要警惕的。
馬航事件遠未結束，我們關註著239個人的生命，也關註這樣的全球性事件中，中國媒體與中國社會自身的成長。
願逝者安息。（收藏自2014-03-27 《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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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Reply by 誰還記得北婆羅州？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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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杜汶澤風暴
香港演員杜汶澤在自己的Facebook發表意見，不贊成臺灣通過中臺服務貿易協議，遭到中國網民圍插。杜汶澤孤軍反抗，招致更大的網絡野獸暴力，大陸電影惱羞成怒，宣佈“制裁”杜汶澤電影。
杜汶澤是香港人。香港“一國兩制”，擁有自己的言論自由。杜汶澤沒有在北京或廣州的街頭演說，他對中臺貿易問題的意見，在Facebook發表，而Facebook在中國，是共產黨禁制的，換言之，大陸的中國人，如果得知杜先生的言論，先要翻牆越柙，然後將杜汶澤的Facebook言論非法散播。這些中國人本身就犯了中國的法律，他們受中共統治，杜汶澤的言論，他們本來就沒有接收的資格。
況且，反對中臺服貿協議，不止杜汶澤。臺灣的李敖，也明言反對。在最近的一次訪談，記者問李敖：你也反對服貿協議嗎？李敖答：“我當然反對。這是美國全球化的陰謀，但我們躲不掉。被美國人吃掉了，甚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跨國的。大陸說我們現在要走美國路線，要大家有錢，中國人要全部過美國人生活，世界資源不夠分配，要三個地球。”
反對中臺貿易協議，不是反中，而是反美，反對美國霸權主宰的全球化。李敖看出來了：中臺服貿協議，是中國先以Made in China的廉價貨，做了跟在美帝經濟霸權屁股後的二毛子，然後將自己從美國人消費得到的好處和因此而衍生的汙染、剝削、商場房地產的一體化，拆出來，讓臺灣做三房東。李敖反服貿協議，為甚麼中國的網民不敢撒潑，說要全國制裁李敖？因為李敖是臺灣人，而臺灣尚未“歸順”，還是尚未到口的肉，而杜汶澤的香港已經是中國的囊中物，所以中國網民可以對杜汶澤耍流氓。
這樣的網民自以為“很強大”，其實他們是奴才和惡棍的混合體。有這樣的“民意”和尊嚴，而且，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的辦事處，以及梁班子，不敢為香港“一國兩制”的核心利益、不敢為香港演藝人的言論自由、不敢為中港兩地的瞭解，做半點公關，講半句公道話，連菲律賓也看不起中國人和香港，想一想一點也不冤枉。（星洲日報／黃金冒險號‧作者：陶傑‧香港評論人，收藏自 11.5.2014 星洲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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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益萬‧越來越單向思維
吉隆坡地陷現場出現“貼膠布阻止裂縫擴大”，並在面子書和社交網站當成笑話廣泛散佈，反映了我們已陷入想當然爾的單向思維！
在社交網站無孔不入的今天，許多人一機（手機）在手，拍照是舉手之勞，貼上社交網站更是輕而易舉，所以看到甚麼無暇思索的舉機就拍，然後第一時間貼文成了“搶先報道”的“公民記者”。
要拍甚麼要貼甚麼，那是個人的權利；在甚麼都可以講人權的年代裡，我行我素就是我的權利，根本不考慮後果和所應負的社會責任。
（Feature Photo：In Need by Sebastian James，www.sebastianjames.de/）
所以看到膠布貼在裂縫上，一些網民認定別人是傻瓜無知，竟然貼膠布來阻裂縫擴大，簡直是不可思議，馬上就聯想這是我們的2020年宏願素質嗎？然後又一輪的調侃，文字也變成了是一種謀殺真相的工具。
單向思維告訴那些拍了當著像發現新大陸的網民，會地陷是我們無能，因此才會有採用無能的膠布措施來補救。可是真正無知的是不明就理的網民，所以片刻間馬上有人“製圖”上載，鹹蛋超人、變形金剛、野獸怪物都從地陷裡鑽出來，大家都開心的開玩笑，也沒人去求證為甚麼貼膠布。
當真相大白時，網民除了“哦”一聲之外，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更不可能去自我澄清和更正，因為認為事過境遷，貼貼文無需認真啦。殊不知這已對社會和人文的素質造成傷害和破壞，對別人的犯錯就窮追不捨，自己誤導別人卻等閒視之。
當單向思維佔據了我們的思維後，我們就憑自己肉眼所看到的，以及自己的想當然爾的直覺，來為所看到的下定論，是否錯誤或不確實已不去考慮，這也造成社交網站充斥似是而非的言論和事件，又有誰會擔憂對族群、社會、國家的負面影響呢？
這也就是為何有網民被控詆毀元首，卻有其他網民求情不要對付涉及者，因為許多網民認為說說無妨，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掉以輕心，甚至是不負責任的為所欲為，當然他們也會抱著僥倖的心態，出了事一定會有人替他們出頭“抗爭”。
單向思維也讓我們失去包容和容忍，也讓真假被模糊難辨，當然這更暴露了我們對知識的貧乏，一味往消極方面去設想，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也就在網絡橫行時代更顯而易見了。（收藏自4.7.2014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劉益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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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粗口是語言暴力
某天在茶餐室喝茶，聽到鄰座的青少年正高談闊論，話題圍繞著世界杯。一眾人口沫橫飛、抑揚頓挫、自然流暢，然而，仔細聆聽，言語間夾雜著不堪入耳的污言穢語。他們“三字經”連篇，邊吸煙邊談笑，聲量越來越響亮，越講越興奮，簡直旁若無人。我心中納悶：他們為甚麼會出口成“髒”？講粗口有那麼瀟灑豪邁嗎？他們不怕在別人眼中成為無知、粗鄙、可憐的流氓？他們需要用粗口來增加自己的語言魅力，提昇自信心嗎？他們的父母和家人也有講粗口的習慣嗎？他們不覺得強迫旁人聽他們的污言穢語是不禮貌的嗎？
有些人對這些口頭語不以為恥，反認為這是發泄情緒最直接的方式。當賭博賭輸或被人欺負時，就忍不住爆粗口；當投籃沒投進，自己臉上掛不住時，就大罵粗口；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堵車堵得動彈不得時，就來一兩句粗口。一些人甚至認為以粗話回應對方，可以消除隔膜，給人親切的感覺。
誠然，講粗口會給人一種發泄的快感，讓人覺得他們夠有型，甚至是一種豪氣、灑脫、自我性格的表現，這些有一定的心理學因素。那些粗口滿天飛的人，以為粗口講得多就可以把自己的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但，這種語言表達的方式未必恰當。有演藝界人士認為粗口可以增強作品的感染力，亦有公眾人物認為在公開場合講粗口，可以和群眾打成一片，究竟這種觀念正確嗎？
卡夫卡在《談話錄》中說：“語言是行動的開路先鋒，是引起大火的火星。”我們不難看到市井中或社會新聞裡，兩個人從意見不合、破口大罵到大打出手，粗口瞬間會讓吵架的不滿情緒升級，結果一發不可收拾。這意味著髒話具有危險性。有時候，我們在電影、電視劇、動漫作品中也會見到粗口，這些不文明的口頭語，不僅是一個污染源，更是一種語言的暴力行為，應該被拒絕，被譴責，被抵制。
筆者認為，現今社會的道德價值觀日漸衰敗，時下青少年面對潮流文化、互聯網、動漫遊戲、黃色信息氾濫等的衝擊，因而缺乏道德價值判斷，心靈嚴重被吞噬及污染。
若缺乏正面的引導，加上被社會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蒙蔽，這些不文明的糟粕更容易荼毒青少年的心智，其負面影響實不容小覷。
粗口給人的壓力與痛苦，甚至超過暴力本身。看球、評球本來就會有不同觀點，即使支持同一支隊伍，也會在某些問題上持不同意見。但觀點和粗口之間一點關係也沒有，何必出口成“髒”，自貶人格呢？（收藏自26.06.2014星洲日報／言路‧作者：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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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強‧讀者眼睛是雪亮的
上次撰文談“面子書影響你的視野”，這次來看幾乎每天在星洲日報官方面書上演的謾罵和叫囂。尤其近來兩項課題涉及檳城首長林冠英，面書上一來一往的留言立即層出不窮。
星洲官方面書一旦張貼有關“檳州志願巡邏隊（PPS）”和“林冠英指部份中文媒體欺善怕惡”的文章，當天必定掀起四面八方的撻伐。這些留言叫罵聲中，也許是因為隔著熒幕，忘了人與人之間有血有肉的對談，許多不堪入目的叫囂字眼充斥留言區。
一些用詞極其難聽，但不會因此被刪除。
但面對這種情況，也是多說無益。一些人之所以會附和多半已經認定你的“罪過”，即使你在做著對的事情，都會被看成是錯的。他們已經拒絕任何的聽和看，解釋只是多此一舉或者罪加一等。
相較在面書宣泄無窮無盡的憤懣，星洲日報利用“新聞追擊”和“新聞專題”版面，引導讀者深入探討的課題，例如專制國家用於箝制言論自由的煽動法令議題、“房東”爆出吸毒後，專題組企劃大馬毒品和癮君子系列報道等，更值得拿來討論和參與。
不要那麼理所當然認為自己是人，“希望傳播學院畢業的都是人，沒有畜生。”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林元輝，今年勉勵入學新生積極學習時，他演講稿 裡的最後一句話。意思是人不是看形貌就以為是人，而是要透過學習變成人，這過程中要懂得分辨是非、有正義感、有成事的智慧等。藉此與大家共勉之。（收藏自 3.9.2014 星洲日報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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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珍‧面子書上丟面子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上週在星洲日報主辦的講座“我眼中的大眾媒體文化”，跟出席者分享了他對面子書的看法。他認為，面子書推動了人們“大事小事”都分享的文化，朋友相聚吃飯不再是閑話家常，而是忙著拍照、傳簡訊，向微博的追隨者、面子書上的朋友分享聚餐上的點滴。確實不錯，這是一個“分享”的年代，我們習慣將生活中大小細節通過網路公諸於世，社交網絡“面子書”（或“非死不可”）成了很多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擁有帳號的人的社交圈子，只要一個按鍵就可以一覽無遺。
這樣的資訊可以成為有心人士的工具。美國就有一名“收債佬”為了找到欠債人，通過面子書向她的親朋好友宣傳她欠錢未還，而且還請親友們讓欠債人儘快與其聯繫。
這個舉動激怒了這名欠債的婦女，她上告法院向這間債務催收公司索償1萬5千美元。據當事人梅蘭妮的說法，她因為請病假，沒有上班所以未準時繳付362美元的汽車貸款，而該債務催收公司不僅通過大量信件、電話催繳（一天20次），甚至還聯絡上了她的居住他州的親友。
梅蘭妮的史無前例的訴訟能否勝訴，明年一月法庭才會定奪，不過，美國各州及聯邦政府都立法管制收債公司，而且也禁止收債公司使用“會使欠債人蒙羞的管道”，而法庭這次將必須裁決面子書通訊能否構成令欠債人蒙羞的管道。
面子書針對此事發表聲明指出，該收債公司的行為觸犯了一些法令，促請梅蘭妮聯絡有關當局。同時，他們也指出面子書禁止用戶之間任何含威脅、侵犯或憎恨的通訊。他們鼓勵公眾向他們舉報這種行為，也提醒公眾只接受認識的朋友請求，及善用隱私設置來避開不想要的通訊。
這果然是個沒有秘密的年代，在面子書上分享的越多，你就越無所遁形。面子書這玩意兒或許可以讓你開拓社交網路，但也絕對有可能構成各種意想不到的麻煩。
各位面子書用戶，往後大方分享之前，不妨先三思，免得在面子書上丟面子。（2010-11-26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陳莉珍‧《星洲日報》文教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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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丁賢‧誰才是欺善怕惡的狐狸？
“私會黨是否滲透志願巡邏隊？”
“檳州志願巡邏隊”（引號表示其合法地位是一個大問題）公開毆打市民王佑舜。記者在新聞發佈會上，問巡邏隊負責人彭文寶行政議員這個問題。
問題一點都不特別；這也是幾乎每一個檳城人都想問的問題，而那些不會問的，已經心知肚明。
當然，如果大家不健忘，還記得年前“志願巡邏隊”的一隊員，曾經毆打記者，打人之後，還放話說他是CM的人；事後他的背景也被查出。
（此人後來被控，罪名成立，並被開除出巡邏隊；奇怪的是，不久前人們在一個場合，親眼看到他又穿上“志願隊”制服，復出江湖。）然而，對於檳州政府，這個問題卻似乎是個禁忌，點中了它的要害。
彭文寶當場色變，反問記者，為甚麼要問這個問題？
作為資深新聞從業員，我可以回答彭文寶，為甚麼一定要問這個問題。
從已知的事實：――“檳州志願巡邏隊”沒有註冊，合法性是一個大問號；――它屢次動用私刑，毆打市民和記者；――它招收至少數千團員，背景未經過濾，來歷不明；――它非法執行公權力，而根據大馬的法律，只有警方和法律許可的單位，才具有公權力；――街頭巷尾到網絡，都盛傳某某人和私會黨有密切關係。
這麼多疑惑，還不值得記者問說：“私會黨是否滲透志願巡邏隊？”
況且，記者不是作一項指控，而只是問一個問題。如果記者不問問題，那要記者來幹甚麼？
這個問題很重要；如果一個州政府和私會黨掛鉤，還讓黑社會分子穿起制服，執行公權力，那豈非黑道執政？
彭文寶無須生氣，也不用支支吾吾，而只需要簡單的說明“有”或“沒有”？
而作為檳州首長的林冠英，如果他有法治觀念，有基本的責任感，就應該指示他的州法律顧問，研究“檳州志願巡邏隊”是否非法組織；也要瞭解它是否被私會黨滲透。
但是，林冠英的回應是：“中文報記者欺善怕惡”。
誰是善類，誰是惡類？
位高權大的首長和行政議員怕被小小的記者欺負嗎？
黑社會、私會黨，是善類還是惡類？
林冠英一向以來對中文報予取予求，要中文報成為他的私器，動輒警告杯葛圍剿；中文報界同仁，有誰不知？有誰不怒？
而他那出身新聞界，曾經被中文報栽培的新聞秘書張燕芬，用種種不確實的資料，試圖佐證她老闆的“欺善怕惡”論，還潑罵中文報記者協會和報界俱樂部“露出狐狸尾巴”。
她和其上司慣用的做法一樣，用巫統、土權等作為障眼法，要轉移視線，指中文報記者在種種事件，不敢得罪巫統，而只敢針對行動黨。
實際上，她所引用的每個事件，中文報（包括星洲日報）、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新聞從業員職工會、以及其它記者組織，都曾經發表聲明或文章譴責。
如果這還不夠，難道她認為記者應仿傚組織“志願巡邏隊”，用暴力私刑回應對方？
把過去的同行和同事形容為“露出狐狸尾巴”，張燕芬換了一個職業，就換了一個腦袋，確是露了尾巴。這也讓很多過去珍惜她的前同事痛心，而中文報努力栽培人才，卻換來反噬的尖牙利口，確是悲哀。
倒是沒有其他人，像林冠英和他的御用兵團般一再攻擊中文報；而中文報百般容忍，忍到無可忍的，也只有林兵團。
檳城記者同仁要舉行公聽會，以錄音和錄影還原真相，並邀請林冠英、彭文寶等人出席。我完全贊成這個公開公平的做法，就讓所有人見證誰才欺善怕惡，誰才露出狐狸尾巴。（收藏自 29.9.2014 星洲日報／非常常識‧作者：鄭丁賢‧《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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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丁賢‧“鬥到底＂“對着幹＂的政治，能走多遠？
馬來西亞過了一個悲哀的國慶日。不是指李宗偉沒拿下世錦賽冠軍，那固然是遺憾；但是，並不悲哀（希望宗偉不要放棄）。
悲哀的是，國慶日籠罩在“對著幹，斗到底”的氛圍，到現在依然濃郁，沒有消散。
總警長指“檳州志願巡邏隊”是非法組織，林冠英回應：“我們準備和他們斗到底！”
“斗到底”已經火藥味很重，還分出“我們”和“他們”。
林的口中，“我們”代表檳州政府，“他們”是警方。當然，我不能說林的意思是不是包含聯邦政府。
不解的是，檳州政府有必要把警方當成是對手嗎？州政府和警方是敵人嗎？
在國家架構下，州政府和警方同樣是建制的部份，州政府管理州行政，警方管理州的治安，雙方應該合作才是。
一旦成為敵人，我不敢想像會淪為甚麼局面。
其實也不用想像。隔天的州國慶遊行，156名志願巡邏隊員就被扣留查辦。
總警長的回應是，這是挑戰警方的結果。
既然一方要“斗到底”，另一方就“對著幹”；看誰怕誰？
“志願鄉巡邏隊”被查辦，發現11人有犯罪前科，4人尿檢呈毒品陽性反應。
這一來，口口聲聲為巡邏隊辯護，逃避“是否被私會黨滲透”的林首長和彭行政議員，不免要灰頭土臉，無法向人民交代。
另一方面，州政府反擊警方，指它濫權，行事不公等等。這種說法，也得到一些民眾的支持，對警方不滿的聲音，更加振振有詞。
斗到底，對著幹，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如果雙方都理性的話，問題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處理。州政府若認為巡邏隊有正面作用，應該和警方磋商，申請讓它合法化。
同時，要消除警方的疑慮，應該對巡邏隊進行過濾，排除私會黨滲透，拒絕不良分子加入。
警方也應該考慮巡邏隊是否有正面功能，在州政府和警方共同管理之下，提供隊員必要的訓練，包括參與執法的方式，以及守法觀念的訓練。
重點是，執行公權力不是等閒之事，委託任何一方，要有法律依據，也要衡量後果；否則一旦被濫用，不但造成社會混亂，也會是法治的重大後遺症。
到了這個階段，意氣之爭還不休止，社會情緒也繼續被挑起。
林首長挑戰警方捉他，以悲情出發，試圖製造自己的“英雄”姿態，明眼人看來，不禁懷疑他是否還記得自己是管理一州之首長，還是要把問題搞大，讓治下之州陷入混亂？
他也會把自己和州政府團隊逼入死角，和警方關係決裂，和聯邦政府關係惡化，而州內的馬來同胞和中間人民，也會對他更加反感。
這種做法，只是逞一時之快，繼續他的“被迫害情結”，挑起社會情緒。對檳州的人民是一種傷害，此外無他。
而內長和總警長的強勢姿態，無助於緩和情勢，只會助長氣焰，實在沒有必要。
斗到底，對著幹，搞砸的不只是一個國慶日，也散播政治戾氣，激化政治惡斗，社會永無寧日。
這樣的政治，讓人感慨，它走不了多遠，不會有前途的！（收藏自 3.9.2014 星洲日報／非常常識‧作者：鄭丁賢‧《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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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欽亮‧中文報是時候跟林冠英結賬了
檳城報界的朋友和檳城首長林冠英打起來，我在隔岸觀火，拍手叫好。
這場架，遲早要打，早打早好，打不打得醒，至少早點有答案，然後報界同志就會找到一條路，往後如何處理首長新聞和首長活動，甚麼方式是大家都舒服。
其實首長辦公室已經狂傲到不覺得被愛心關照，沒有足夠的智慧理解中文報是為了守護華人少之又少的政治力量，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已經有力量。
他們也已經忘形到認為報紙的服務對象應該是他們，忘了那些期待我們關照民聯尤其是火箭的阿叔阿嬸，都需要靠中文報來告訴他們火箭做得怎麼樣，而不是靠看面子書和上網。
天知道幾十年來全馬中文報對火箭新聞的寬鬆處理是打從心底付出的，只希望他們強大之後，能讓華人得到比較公平的對待，如此而已，不是要他們對中文報感恩說謝謝。
大恩不言謝，真正的大恩，還看民聯能送給華社一個比國陣更公平的秤。
火箭能在檳城飛天，林冠英能做首長，不是他能力過人，是國陣有負於華人。而華人在檳城佔大多數，這是證明瞭檳城人有能力推倒國陣，不是證明林冠英有能力打倒民政。
所以火箭的檳城政權，是華社和中文報心力結合修築起來的，而且仍然沒停止在“怕惡”的各種劣境中，盡心呵護國陣政權眼中最牛的唯一一個華人權益“釘子戶”。
當火箭所有頭兒舉杯向林冠英祝賀登天時，裡面裝的不是法國紅酒，而是華社和中文報備受國陣指責偏袒的紅紅心血。
華人治檳，是檳城華人開埠以來的呼喚；善待火箭，是中文報讀者開眼閱報的第一個渴望。
如今，中文報在怕惡的劣境打造出來的華社英雄，反指中文報欺善了。
報界朋友自以為的特別關照，原來只是自作多情，一廂情願，這等於是鼓勵我們移情別戀了。
他們舉出的種種中文報欺善案例，都是關乎個人榮辱和政治紛爭的問題，沒有一個是為了華人福利的事件。
他們已經不記得服務老百姓是站在第一位了，檳城報界的朋友們的確是時候算清這筆賬了。
最好是，9月1日的拆穿大會不要留餘地，讓華人都看到清清楚楚，他是不是明主。
最好是，他們的反駁有證有據，我們有錯就要改過，以便為華社提供更專業的服務。
最好是，中文報和華社都可以不要政治消息，你們政客儘管去網上玩你們的政治遊戲，我們把版位留來表揚華人世界的有情有義。（收藏自 1.9.2014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鄭欽亮‧印尼星洲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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