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 》篇末 「王欲強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 而後見之 。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 亦留下了一個開放的結尾。而 《績女 》中 「偶
墮情障，以色身示人 」的女仙，於懺悔後， 「遂模被出。媼追挽之， 轉瞬已失」， 與《聊齋誌異》許多篇的結尾一樣， 都是從「不知所終」而終 。所以， 《聊齋誌異》的 「以詩運事 」，又體現為用詩的敘事方法對事情進行剪裁，以一種 「未完成 」的「完成」創造出詩的意境。

3. 詩史互證

中國歷史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不過是圍繞最高統治者而作的歷史敘事，盡管看起堂皇正大， 但是以權力為核心，按照權力大小決定人物及事件重要性的 「正史 」， 卻遮蔽了歷史中的許多東西。於是；有了 「詩史 」，用文學的眼光重新觀照 、審視歷史，於政治 、道德判斷外作出了情感的判斷 、詩的判斷 。小說作為「野史」 、「稗史」， 乃平民百姓情感所浸漬過的歷史，雖然未免瑣碎卑下，但是卻對官修的歷史構成了消解性的威脅；它在官方意識形態之外張揚了民間的意識形態 。因此，小說中的歷史，更近於「詩史 」。詩人的情感判斷往往與來自民間的小說的價值評判相通 。蒲松齡以「異史氏 」自居，他當然不敢挑戰 」正史 」的權威， 「異史 」只是一種得自豆棚瓜架的「秋墳鬼唱 」， 暗含自我貶抑的意味；但是「厭作人間語」的心態中， 「自鳴天籟；不擇好音 」， 又分明用草野的 「異」見對 「常 」規的歷史敘事作出了抵觸， 成了一種 「另類」的歷史。正如前曾引證的自序所言， 「誌異」實為寄托 「孤憤」，因此， 其根本動機為一種「詩人式的創作衝動 」。 《聊齋誌異 》所敘之 「異史 」， 也就可以視作一種 「詩史 」。

這里，我們並不把 《聊齋誌異 》中所有作品都視為特殊形式的歷史，或民間的心靈史；而是著重研究一些實際發生過的真實歷史在 《聊齋誌異 》中如何被重新敘述 。無疑， 《聊齋誌異 》中確有許多篇目系蒲松齡自民間 「采風 」得來， 但即便如此，這些傳聞異辭的東西到了他的筆下也經歷了再創造的過程， 於選擇 、剪裁中顯示了作者的眼光和心力， 《聊齋誌異》中所掇拾的歷史的碎片，乃是經過蒲公的詩心所熔鑄、陶冶過的。

《聊齋誌異》中《林四娘 》篇， 讓已為鬼魂的明崇禎間衡王宮女與現實中人相會，成為琴瑟之好， 從而可向四娘問宮中往事；林四娘 「唱伊涼之調，其聲哀婉 」，令其情人亦為之酸惻， 這種 「亡國之音 」在小說中出現， 顯然表達著小說家的某種情懷 。而全篇結束時，又以林四娘一首懷念故國的詩歌進一步抒發對於歷史的感慨 :「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 ? 閑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煙。紅顏力弱難為厲，惠質心悲只問禪 。日誦菩提千百句，閑看貝葉兩三篇 。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雖不見佳，但是能將衡王宮中的如花宮女的魂魄發出的心音直接呈現出來，即是以詩對歷史作出了補充的旁證 。

《聊齋誌異》中的 《甄后 》篇，乃為魏時的劉楨因平視甄氏而得罪，被罰磨磚鳴不平 。小說讓甄后與公幹後身相會，並以身報情癡，即是以詩的力量來補償歷史的遺憾 。小說中讓甄氏對歷史人物作重新評價:

「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遊嬉富貴者數載， 過且口不復置念。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冥， 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為帝典籍，時一見之。」小說由甄氏之口，將曹丕與曹植的歷史地位於幽冥中重加排定 。這位用果報來改寫歷史的 「異史氏 」， 根據的是自己的 「平心而論 」: 對待歷史已經如此的「已然 」、「實然 」， 提出的是根據自己願望而產生的 「應然 」，用一種詩性的激情重寫歷史、改寫歷史、續寫歷史， 從而 「以詩證史 」，在虛構中完成對歷史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