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寧:“把最高級的描繪留給了中國”——西方現代性源起的中國靈感(4)

“孔夫子的中國”是一種充分理想化、思想化的中國形象。“孔夫子的中國”是表現特定觀念價值的中國形象,三個不同階段,有不同層次上的象征意義。首先是傳教士的神學期望。不論是相信漢語作為普世語言,還是相信先秦典籍隱含著舊約奧義,其中都寄托著普世基督教理想,對基督教傳教事業與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同樣重要。其次是神學家與哲學家共同期望的自然神學意義。17世紀是混亂而深刻、痛苦而偉大的宗教世紀。宗教改革與戰爭使歐洲社會分崩離析,理智的神學家與哲學家都試圖以理性主義的自然神學超越宗教紛爭,引導社會與觀念走向和諧與幸福。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中,“孔夫子的中國”,成為理性、寬容、溫厚、仁愛的自然神學的智慧故鄉。最後是哲學家主張的自然哲學與開明君主的意義。孔夫子的哲學塑造了一種“異教的美德”,信仰自由、道德淳樸、政治清明,成就了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

“孔夫子的中國”形象,在西方啟蒙文化的沖突激蕩中形成。首先是傳教士內部的傳教路線之爭,激發孕育了象征普世語言與普世基督教理想的中國形象;其次是神學家與哲學家聯手反擊基督教極端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論爭,推舉孔夫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中國的自然神論、道德哲學,與歐洲現代理性主義宗教思潮不謀而合,歐洲應該像中國那樣,從個人信仰到社會倫理、國家政治,遵循自然法則。最後是啟蒙哲學與基督教會的哲學與宗教之爭,神學家與哲學家們,本想為宗教信仰提供一個理性的基礎,共同倡導自然神學,但最終發現啟蒙理性與正統基督教難以調和。激進的啟蒙哲學家徹底否定基督教,希望用理性改造文化與社會,將人類從恐懼與迷信中解放出來。“孔夫子的中國”的道德實踐、自然哲學、開明君主制度,成為批判歐洲社會墮落、宗教迫害與君主暴政的武器。傳教士神化的中國形象,最終成為哲學家“祛魅”神啟、推翻教權、抗議暴政的一面旗幟。

“孔夫子的中國”形象在啟蒙運動的高潮中達到其光輝的頂點。西方現代文化中三種中國形象類型,作為文化他者,表現了西方現代觀念的不同階段不同側面的內容,構成西方多元現代性經驗的一部分。西方“真正現代的精神世界”,在啟蒙運動中誕生;而在啟蒙思想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發現孔夫子的中國形象的影子。現代性經驗,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都在跨文化空間中多元互動生成。令人感動的是當年萊布尼茨的想象與期望:“在相隔遙遠的民族之間”,“建立一種相互交流認識的新型關系”,用一盞燈點亮另一盞燈;是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師的祈禱辭:“聖人孔子,請為我們祈禱!”

 “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西方近代文化中先後出現了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孔夫子的中國”形象大約延續了一個世紀,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正值歐洲啟蒙運動期間,其影響也幾乎出現在啟蒙文化所有重要主題上,從普世基督教到普世人文主義,從語言到工藝技術,從自然神學到自然哲學,從自然道德思想到開明君主政治理想。“孔夫子的中國”形象是西方啟蒙文化的產物,它經歷了宗教之爭,西方教會中的開明人士希望利用中國儒家哲學的理性,恢覆基督教神學淳樸、自然的道德基礎;經歷了宗教與哲學之爭,孔夫子的哲學作為“異教徒的德行”的代表,被無神論者或有神論的哲學家用來批判基督教正統主義者,打破教會對思想的壟斷;經歷了哲學與政治之爭,哲學家用中國的“哲人政治”或哲人王烏托邦挑戰王權,希望用理性而不是暴政統治人間;經歷了政治之爭,哲學家與進步政治家試圖以中國的皇帝為楷模教育歐洲的國王們,希望他們推行改革,建立開明的君主專制制度;經歷了經濟之爭,重農主義者們宣傳中國的農業經濟政策,希望以挽救法國即將崩潰的國民經濟。“孔夫子的中國”形象在啟蒙運動中完成,標志著西方近代烏托邦化中國形象的終結。

 

 

西方近代文化中先後出現的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具有一致的理想化或烏托邦化傾向,卻表現出三種不同的意義側面,對應著西方現代性自我建構的歷史的重要階段。“大汗的大陸”作為一種形象類型,形成並流行於中世紀晚期,從1250年前後柏朗嘉賓與魯布魯克出使蒙古,寫出《柏朗嘉賓蒙古行記》與《魯布魯克東行記》,描繪契丹民族,到1450年前後尼哥羅·康梯從東方回到威尼斯,博嘉·布拉希奧裏尼根據他的遊歷寫成《萬國通覽》,朱撒發·巴巴羅出使波斯,自著的《奉使波斯記》,這200年間西方的中國形象隱喻性地表現了西方社會剛剛出現的世俗資本主義商業精神與世俗絕對主義君主政治期望,在西方中世紀晚期萌芽的現代性精神中,有中國形象的靈感。“大中華帝國”的形象類型形成並流行於1450年前後到1650年前後這個時段,從1476年熱那亞水手哥倫布來到葡萄牙,在《馬可·波羅遊記》、皮埃爾·戴利主教的《世界的形象》以及佛羅倫薩醫生托斯卡內裏的信與海圖獲得靈感,準備西航尋找大汗的國土,到閔明我神父1675年從中國返回歐洲,出版《中華帝國志:歷史、政治、道德與宗教》,將中國描繪成一個政教理想國。“孔夫子的中國”影響整整一個世紀西方的啟蒙文化,其出現以1667年基歇爾神父的《中國圖志》問世為標志,到1767年魁奈出版《中國君主專制論》,才基本上宣告結束。其間塑造“孔夫子的中國”形象的一系列代表性著作,還有1669年約翰·韋伯的《關於證明中華帝國之語言有可能為人類最初語言的歷史評說》、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1697年萊布尼茨的《中國近事》與李明神父《中國現狀新志》、1721與1728年沃爾夫的兩次演講《關於中國人道德哲學的演講》與《哲人王與哲人政治》、1756年伏爾泰的《風俗論》,還有那出著名的中國戲──《中國孤兒》(1755)。

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出現在1250年前後到1750年前後的五百年間,恰好對應著西方現代文化的形成階段或現代性自我奠基的階段。西方現代文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現代制度與觀念的某些因素,早在中世紀晚期就已經出現了,而直到啟蒙運動,才最終確立。德國自由主義神學家特洛爾奇認為,在西方現代文化歷史上,有必要區分“近代”與“現代”概念。“近代”指現代性社會結構因素在中世紀晚期出現到啟蒙運動時期最後確立這一時段。中世紀基督教倫理主導的“統一的文化價值”,大約在十三世紀出現分化,這種分化離異逐漸加劇,西方現代文化結構最終形成於18世紀啟蒙精神中。用特洛爾奇的話說,“真正現代的精神世界”,“濫觴於中世紀的內在發展、文藝覆興運動和新教,經過中世紀晚期的城市文化、新教教會文化和反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羅馬教廷文化的醞釀階段,最後在啟蒙運動、英國、美國與法國的革命洗禮中達到完全獨立。當今生活的一切重要特征都起源於此……”[[iv]](PP44、66-78)

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對應著特洛爾奇劃分的西方現代精神結構的形成時期,確定了西方的中國的現代性意義語境。研究西方現代精神結構的形成期的中國形象,根據與意義在於:首先,中國在西方文化視野內作為一個想象的“異度空間”,遠比作為一個現實中的國家重要。實際上,盡管中西全海程交通已經開辟,貿易與傳教方面的交往也已開始,但直到18世紀茶葉-鴉片貿易開展之前,中西之間的現實交往的規模非常小。中國更多是作為一個“想象的異邦”出現在西方文化中。其次,作為“想象的異邦”出現的中國形象,確立了西方文化自我與他者之間差異的“距離”,也確立了西方現代文化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這個距離使西方文化不斷美化、烏托邦化中國形象,在一個謙遜開放、自由進取、批判反思的時代,中國形象為形成中的西方現代精神樹立了一種自我超越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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