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暴力美學之中有觀眾的心理密碼。那是我們心中遠古以來就積累的一些原始記憶。這些含有原始記憶的影像處理、觸摸了我們內心深處的恐懼和渴望。例如對奔跑與速度的崇尚，對火焰、血腥這樣一些意象的迷戀和恐懼，對攻擊潛意識的表現，對死亡情結的處理。暴力美學中有我們心中陰暗、殘忍的觀賞欲望。從斯巴達克斯拼死搏戰的古羅馬鬥獸場到今天，暴力美學一直是觀眾的欣賞需求。

在我看來，暴力美學在敘事中的使用是有講究的，端看作者把握如何。這一點在中國電影中和昆汀那裏都時有跑偏。

姜文的《讓子彈飛》在編劇和暴力使用上就有個死穴：主角張牧之要劫富濟貧，樹立公平正義，可為了建立“公平”，他就把那假黃四郎砍頭，還戰刀飛揚，血色飛濺！砍人頭那一筆可是故事完成最後大轉折的著力點。在電影的語法和姜文的故事講法裏面，張牧之是個正面英雄形象，他早年追隨蔡松坡，大概是有些建立共和的好主意，而假黃四郎並沒有血債。為了打倒黃四郎救萬民於水火之中的偉大任務，為了建立美麗新世界，就能借小人物的人頭用一用？再看看我們的電視，至今還在播《閃閃的紅星》，用一種頌揚英雄主義的筆觸書寫少年參與殺戮，手持柴刀砍地主。與昆汀的暴力美學形式主義相比，這才是一種可怕的意識形態暴力。

對於《姜戈》的敘事和暴力使用，我也覺得小有不滿。這部片子中舒爾茨醫生和姜戈兩個角色都占據很多戲份，前頭舒爾茨醫生儼然是個主角，跟姜戈的救愛人故事、覆仇故事有點分叉和打架。在暴力使用上，《姜戈》中有的殺戮過分隨意了。據說許多外國觀眾看到姜戈打死卡爾文·坎迪的姐姐那一筆也莫名驚詫。畢竟這部片子不像《低俗小說》和《七宗罪》那樣整體就是黑色電影風格。

暴力美學與中國語境

一個社會的藝術活動看似無關宏旨，其實對其精神生態至關重要；能欣賞幽默和笑聲，是一種睿智；能欣賞性愛之美，是一種成熟；能欣賞暴力之美，是一種理性的力量。

看看昆汀作品和《斯巴達克斯》這一類電視劇可以知道，暴力美學的敘事和鏡頭語言時常也關涉性的觀賞欲望和挑戰我們文化中對性的禁忌。《水庫的狗》以一段餐桌前關於性、流行文化、社會分工的大討論開始。談話從麥當娜的經典作品《宛如處女》起頭。昆汀自己扮演的棕色先生用他那招牌式絮叨語言說：這首歌的意思就是講某個女人被一根大陽具做得很爽，那種高潮的感覺讓她覺得像在重新經歷初夜的感覺。這也許並不先鋒，在好萊塢最為通俗電影中也有關於男人生殖器的討論。《泰坦尼克號》中，船長談到的輪船大小的問題，女主角露絲就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論說男人關心大小問題有生殖器崇拜的潛意識。也許，這些討論在中國是先鋒的。《泰坦尼克號》在大陸放映時，露絲的這句台詞就被閹割了。

就昆汀的作品來看，它們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大相徑庭的評價。有的觀點認為他的電影是創新表率，但另一種觀點卻認為他的電影對暴力血腥場面的過分渲染、不加任何道德批判和觀念的表現手法太過於極端。後現代文化的一大特征就在於反啟蒙、反人道主義和哲學意義上的反普遍性。一些學者曾經針對後現代文化中反人道主義的一面提出質疑，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就認為：“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大計尚未完成，因此後現代是一種‘具有威脅性的陰影’。”

也許，西方社會開放、對話交流的文化環境使觀眾更具免疫力。這些事件和討論也提醒我們，談論暴力美學、欣賞暴力美學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邊界。產生和欣賞暴力美學的社會環境是：高度法制化的社會，有自由競爭的文化空間，具備商業倫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觀眾，他們擁有自由的文化產品選擇權。而對於藝術活動帶來的道德倫理影響，也是由成年觀眾自己負責。《被解救的姜戈》風波讓我們看到，我們還處在一個敏感、脆弱、剛性管制的社會文化環境；電影放映沒有分級制。

對於這一現狀，《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有所不滿，他在微博上表示：“《被解救的姜戈》突然緊急暫時停映，這個行動本身對國家政治帶來的損害，要遠大於一旦沒把有害鏡頭剪幹凈有可能帶來的損害。現在體制內缺少在一些敏感節點上敢於對上講述真情、並以此避免決策不當的人。或者是體制的確不鼓勵這樣做。一些奇怪決定在各地和部門頻出，最後埋單的都是政府公信力。”《姜戈》，到底會被解放還是被鎖銬？眼下這還是一個近似希區柯克手筆的懸疑故事。

來源: 《經濟觀察報》

（收藏自2013-04-2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