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柱:被看、被說、被笑的奧秘

多數人不喜歡經常被人看――當然,演員、推銷員、西方政客和芙蓉姐姐們除外,可就連這些人多半也不大喜歡被人看以後還要被人說。然而,在當今社會里,被看和被說都成了越來越經常的事情。農耕時代的農人常年見的都是家里村里的熟人,工業時代的工人則像機器一樣模式化了,而現在的都市里每天要看到多少新的人新的事?反過來看,看人說人也不容易,一張口就有可能“禍從口出”,到底是說“是”還是說“不”呢?說好話聽的人當然高興,哪怕知道人家說的不是真心話,說批評的話就有風險。所以人發明了幽默,輕松的調侃可以比嚴肅的批判更容易被人接受。當然也不是絕對的 模範要是說的人尺度把握不準,或者聽的人缺乏幽默感,幽默就會變成諷刺,甚至比正面的批評更刺耳。所以,不喜歡被看、被說的人,最不喜歡的還是被笑――尤其是被外人笑。

不久前我們被美國大使駱家輝的“平民化”舉止震了一下,贊美的憤懣的議論都不少,有的說他給我們的官員們做了個榜樣,也有的說他是在故意作秀刺我們。我看駱家輝是個一臉嚴肅的政治家外交官,他只是低調地(當然很可能是作秀式地“低調”)展現了他和我們很多官員的不同做法,好像並沒有“笑”我們奢侈。不過受他的啟發,我們倒不妨來點幽默的回應:其實我們的外交官在美國遠比駱大使節儉多啦,下次逛跳蚤市場之前也來點新聞發布怎麽樣?要是美國的電視臺沒興趣,咱就派央視去拍下來,全程直播!

最近倒真有一位著名的美籍華人在“笑”中國的官員了,而且是在商業戲劇之都百老匯。劇作家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的喜劇《中式英語》(Chinglish)不久前首演後,觀眾笑聲不斷。劇中講一個破了產的美國商人,到中國來找機會鹹魚翻身,由於語言和文化的隔閡鬧出許多笑話,卻因他曾經和安然醜聞有過瓜葛的背景而被東道主視為“名人”,又因“入鄉追俗”和女官員產生感情做成了生意。這個故事不能算十分獨到精湛,反映的是中國開放初期的一些相對表面的現象。但由於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看,很有點“陌生化效果”,特別有趣;作為一個反映當代中國人生活的作品,更是百老匯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當代西方主流藝術市場的第一次。

黃哲倫是當代世界劇壇贏得最高榮譽並得到最多演出的華人劇作家。父親是上海去的移民,他生在美國,曾多次訪問中國。他1988年推出的《蝴蝶君》尖銳地嘲諷了西方人的沙文主義和大男子主義,卻得了百老匯托尼獎,在幾十個國家演出過。《中式英語》諷刺的對象仿佛主要是中國人,所以他覺得中國人可能不會歡迎。

我們會把這個戲看成是美國人笑中國人嗎?其實未必。中國人也知道,幽默可以是社會的減壓閥。當然,跨文化的幽默會特別敏感,關鍵看調侃的對象是否平衡。《中式英語》里的兩個美國商人和中國官員都有毛病,也都有笑話,這就大致平衡了。有了這個前提,在笑聲中暴露外商拉關系、官員開後門等等社會弊病,喜劇又可以是解毒劑。有幽默感的中國人不但會時不時笑笑自己,還會笑著接受別人的笑――那能讓我們看到自己平時看不到的一面。

幽默和諷刺的界線不大好劃,二者常常有重合。諷刺是單向的,魯迅說“把人生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就是抨擊式的諷刺;但如果在諷刺對象中把自己也包括進去,那就有幽默了。光看魯迅的雜文,好像全是匕首般的諷刺;而他的小說就很幽默,探討國民性的“阿Q”是最好的例子――畢竟作家自己也是中國國民之一。幽默就是笑別人也笑自己。

把自己放進去,問題就容易解決了。被看的人最好自己也看――看了自己工作的錄像,旁觀者清,才能改善提高。被說的人最好自己也說,這就是和人對話、交流;被笑的人最好自己也要笑――這最不容易,交流中善於得體地自嘲是人類表演的高境界。(愛思想網站 20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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