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全能作家蘇東坡（1037～1101）不僅在散文寓言方面做出了巨大藝術貢獻，還在其詩、詞、賦，包括銘、頌、讚等韻文體中創作了更為獨特而精美的詩體寓言。兩者相加，可謂珠聯璧合、雙美呈輝。這在中國寓言發展史上、乃至詩歌發展史上，都是十分光輝的一頁。

 詩歌，在人類語言中，是最先創造出來的藝術言辭。從中國古代寓言的產生來看，詩歌寓言也早於散文寓言，特別是中國正是一個古老的詩的國度。早在公元前七世紀產生的詩歌總集《詩經》中就已有了《碩鼠》（魏風）、《鴟鸮》（豳風）等約十首頗具情節規模的寓言詩了，它們較之公元前四世紀以後，戰國時代所出現的散文寓言，要早了三個世紀。尤為重要者，中國寓言詩的早熟，還突出表現在它一開始產生就是獨立成章的藝術自覺行為，它不僅突現了深刻的理念，還注重了語辭的錘煉，達到了思想藝術雙成熟的地步。並不像先秦戰國散文寓言那樣，它們還僅僅是穿插和依附在諸子散文中的闡理論道工具，而且尚屬於不自覺的藝術加工活動。唐代之所以成為我國散文寓言發展的黃金時代，其標志正是自覺藝術、獨立成篇的散文寓言的出現。而其實際，應是唐以前眾多寓言詩的獨立成章體制，直接影響和催生了中唐韓愈、柳宗元獨立自覺散文寓言的誕生。這種寓言詩較之散文寓言更為成熟的現象，在東坡詩體寓言中也有著明顯的表現——譬如他的散文寓言穿插在論文中者較多，而其詩體韻文寓言，一般都是獨立成章，而且是異彩紛呈的。因此，過去的學者對中國古代寓言詩重視不夠，並對東坡的詩體寓言也頗忽視，這都是偏頗學術觀點的表現。

 蘇東坡寓言詩的成就，由於他充分運用了詩歌藝術創作的種種特性，如“詩言志”、寓物托諷、馳騁想象、蘊含深邃、悠然言外等諸多藝術功能，轉而為寓言體服務，致使其寓言詩的創作，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詩歌的瑰奇、馳騁的藝術想象力，在東坡寓言詩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如“寓言頌”中的《夢中投井》，把人們推進到一個極其奇譎、荒誕的意象之中：“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也不可、進也不能，竟是懸空在深井的半腰之中。這在現實中是絕不可能出現的，但東坡恰正借“自此作苦”的情節檢驗，出人意表地抒發了他欲積極入世而遭到百般挫折的困惑理念。再如《虛飄飄》，更是構思奇特、詭幻百出、筆筆欲仙。它采用了排比式的連珠比喻，描繪了一個虛浮脆弱的大千世界，將人間“浮名虛利”比作畫檐上的蛛網、銀河上的鵲橋、暴雨中的梧桐塵埃、狂風裏的柳條寒霜、烈日中的露水殘點，淩霄中的流星拖光……這一系列虛幻空靈的描寫，層層加碼地把“浮名利”形容得無比空泛不實；但是，詩歌尤為令人驚嘆者，是作品主旨並沒有就此停步，反而意出突然，在結語處另起爐竈，瞬間把理性思維轉換方向，推向了另一個更為洶湧的認知高潮：詩歌說，以上諸種虛飄事物，即使是再虛飄，也多是現實中所發生過的，因而它們要比根本虛空的“浮名利”更為堅牢——竟把“浮名利”闡述到徹底否定的程度，真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給人以極其警目的感受。可謂“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意出塵外，怪生筆端。”〔1〕

 “詩言志”的藝術功能，在東坡的韻文體寓言中也得到了酣暢淋漓的表現。東坡嘗說：“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覆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2〕蘇東坡作為北宋時期一位有作為的政治改革家，他雖屢遭貶謫，卻“心存魏闕”，隨時準備為國家、為民族的利益獻身效勞。他在一生各個外任和貶所中，作為朝廷的“罪臣”或囚犯，有話不便直說，寓言詩的“寓物托諷”手法，便成了他得心應手的藝術手段。如元豐二年（1079）在徐州太守任上寫的《寶刀》，便是一首寓物托志的優秀寓言詩。那時，蘇軾正因與王安石變法政見不合而被迫“補外”；又適值徐州城外黃河水決，他日夜與軍民為伍，過家不入，奮力阻退了水患，保全了全城生命財產，一種“拔劍斬蛇”、“威服九區”的雄心壯志油然而生。於是，他把自己比做一把寶刀，卻被藏在匣中不用，當他看到一幫奸邪的“穿窬輩”充斥朝廷，自己卻不能向他們問罪、不能使之“腰領寒”時，而倍感“有愧在心肝”。他不禁長嘆道：“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嘆。我老眾所易，屢遭非意幹。”可謂字字孕含著懷玉握蘭而終遭冷遇的悲憤情感。盡管如此，他仍不死心，時時抱著“欲試百煉剛，要須更泥蟠”的雄志，期望有朝一日能夠得到君王的賞識，成其“大用”。他最後發誓道：“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他要把此宏志雕刻在刀背上，以待後世的知音者來驗證，顯示了他報國忠心的終生不渝。讀之令人心胸振奮，獲得壯美的陶冶。真可謂“波翻雲騰，曲折如意”〔3〕也。

 為此，東坡在其寓言詩中，常有遭逢世棄而悲憤傷懷的藝術表現，從而增濃了東坡寓言詩的歷史沈重感。如《戲書李伯時畫禦馬好頭赤》，它借善惡對比以述其志，可謂別具新意。詩歌以戰馬和廄馬的不同待遇，揭示了人間的賢愚顛倒、人才廢置、庸人飛黃騰達的不合理現實：山西戰馬“奮蹄三丈”、“不信天山有坑谷”，它才藝超群、為國效命而待遇菲薄，終日“夜嚼禾稭”，饑餓得枯瘦如柴；但皇帝禦用的廄馬，僅依靠其儀表而博得歡心，它們無才無德，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詩人憤慨地詛咒道：“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銅歷。”這種極端仇視屍位素餐，恨不得把這些終日閑臥的祿蠹庸才統統放進銅鍋中去大火烹煮，任人分享其肥肉膏脂的大膽設想，顯示出詩人“有志不獲騁”和對奸佞除惡務盡的憤怒情感，具有撼人心魄的藝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