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要是柴科夫斯基與勃拉姆斯相比呢?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公認為是充滿了理性思考深度的,你怎麽認為?

余華:勃拉姆斯讓我想起法國新小說派的代表人物羅布-格裏耶,這樣的比較可能貶低了勃拉姆斯。勃拉姆斯的交響曲給我的感覺是結構非常嚴謹,技巧的組合非常非常高超,他差不多將海頓以來的交響曲形式推向了無與倫比的完美,雖然偉大的作曲家和偉大的作家一樣,對結構的把握體現了對情感和思想的把握,可是勃拉姆斯高高在上,和我們的距離不像柴科夫斯基那樣近。

記者:勃拉姆斯相比之下,是不是比較掩飾或者壓抑自己的情感,去追求結構和德國式的理性思考?

余華:勃拉姆斯的交響曲,總要使我很費勁地去捕捉他生命本身的激情,他的敘述像是文學中的但丁,而不是荷馬,其實他的音樂天性裏是充滿激情的,但他克制著。相比之下,我更喜歡他的小提琴協奏曲。我覺得在所有的小提琴協奏曲中,勃拉姆斯的是最好的。與勃拉姆斯的交響曲相比,我更喜歡感性。勃拉姆的情感傾註在小提琴上時,就有一種情感的自由流淌,非常輝煌,讓我們聽到了勃拉姆斯的生命在血管裏裏很響亮地嘩嘩流淌。我喜歡他的所有室內樂作品,那都是登峰造極的作品,比如那兩首大提琴和鋼琴奏鳴曲,在那裏我可以認識真正的勃拉姆斯,激情在溫柔裏,痛苦在寧靜中。

記者:請問您買的第一張CD,是不是柴科夫斯基的作品?

余華:不是。

記者:那麽,您是不是因為比較早地聽過柴科夫斯基的作品,而至今對他保持著一種偏愛呢?

余華:恰恰相反。正因為我聽古典音樂的時間比較晚,所以我是在接受了柴科夫斯基是淺薄的觀點之後,在先聽了作為深刻的馬勒、肖斯塔科維奇、貝多芬、布魯克納,甚至巴赫以後,再回頭來聽柴科夫斯基的。正是因為先聽了馬勒,才使我回過頭來體會到了柴科夫斯基的徹底。有些人批評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是非民族性的,但他的音樂中,恰恰比“五人團”成員更體現出俄羅斯的性格。一個完整的人才是一個民族的最好縮影,也只有通過這樣完整的個人,民族性才能得以健全。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愴》中,既是個人的絕望,也是對整個世界人類的的絕望。在藝術裏面,情感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它就像是海底的暗流一樣,而技巧、思想和信仰等等,都是海面的波濤,波濤洶湧的程度是由暗流來決定的。柴科夫斯基在作曲家中,從一個人的角度看,我的意思是對自我的深入方面,也許是最完善的。他既有非常豐富的交響曲,也有《洛可可主題變奏曲》這樣寫得很漂亮的變奏曲,他的四重奏充滿了俄羅斯土地的氣息,和巴爾托克的四重奏有很相近之處。

記者:柴科夫斯基與巴爾托克,你認為形態上很接近嗎?

余華:我所指的是,他們都很好地從個人的角度表達了一個民族的情感,在柴科夫斯基和巴爾托克的四重奏裏,你都能找到一種曠野的感覺。當然就四重奏來說,我更喜歡巴爾托克的。柴科夫斯基最為感人的是《紀念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是從一個人出發來悼念另一個人,而布魯克納的第七交響曲雖然是給瓦格納的,但他不是為了悼念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他是從自己的時代出發,去悼念那個剛剛倒下去的瓦格納時代。柴科夫斯基在失去了尼古拉?魯賓斯坦時的情感,讓我想起羅蘭?巴特在母親去世後寫道:我失去的不是一個形象,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柴科夫斯基將內心的痛苦轉換成了偉大的憂傷。就是他那些很精細、動聽的鋼琴小品,內心的聲音也極其清晰。

記者:有人認為,他的小品就好比甜點、薄餅,您怎麽認為?

余華:這裏有一個如何理解一位藝術家在面對不同作品時,他怎麽處理的問題。柴科夫斯基的小品,比如說《四季》,表現的是他對童年歲月的回憶。因為歲月的流逝,這種童年回憶像是蒙上了一層感傷的色彩。其實,柴科夫斯基展示的不是很多人自以為感受到的感傷,他展示的是一段回憶中的現實,或者說是隱私。我聽到的就是這些,這些過去歲月中的景色,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一些隱秘的想法和情感的變化,它們和道德無關,和社會和民族無關,當然和生命緊密相關。柴科夫斯基的這些作品,使我想到許多著名哲學家比如伽達默爾晚年所寫的隨筆,其力量不是憤怒和激動,不是為了結構世界,而是深入人心的親切。

記者:對柴科夫斯基的評價,我們感受到現在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於五十歲以上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似乎是他們音樂文化的源泉,他們一直沈浸在柴科夫斯基音樂的熏陶之中,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似乎已成為了他們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他們和柴科夫斯基是無法分割的關系。而對四十歲以下,粉碎“四人幫”之後接觸古典音樂的較年輕的音樂愛好者,因為他們同時面對整個歐州的音樂,他們中相當多的人就把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擺在比較次要的地位。有人甚至把柴科夫斯基的音樂稱之為“輕音樂”。

余華:那麽,他們沒有認為莫紮特的音樂是“輕音樂”?因為相比之下,莫紮特更有這方面的嫌疑。事實上,每一位藝術家都要在輕和重之間把握自己的創作,因為輕和重總是同時出現在對某一個旋律或者某一句子的處理上,很多偉大的藝術家選擇了舉重若輕的方式,莫紮特是這方面的典範。我想問一下,他們認為什麽樣的作品是重要的?

記者:對於他們來說,比如說貝多芬的晚期作品,比如馬勒,比如西貝柳斯,比如肖斯塔科維奇。

余華:自然,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利去選擇自己所喜歡的音樂,當一個人說他不喜歡馬勒,而喜歡鄧麗君時,他本人並沒有錯。對藝術的欣賞一方面來自自身的修養,另一方面還有一個觀念問題,比如受到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許多人喜歡肖斯塔科維奇,認為他的音樂是對斯大林時代對知識分子精神壓抑與摧殘的真實控訴,其實這樣的評價對肖斯塔科維奇很不友好,他們把他作品力量的前提放在社會和知識分子問題上,如果這個前提一旦消失,也就是說斯大林時代一旦被人遺忘,知識分子的問題一旦不存在了,肖斯塔科維奇是否也就沒有價值了?因為,音樂的力量只會來自音樂自身,即人的內心力量。這種力量隨著作曲家自身的變化,以及他們所處時代的變化,就會變化出與那個時代最貼近的手段,這僅僅是手段。肖斯塔科維奇作品中那種焦慮、不安和精神上的破碎,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時代的壓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內心的力量。那個時代裏受到壓抑的藝術家不只是肖斯塔科維奇,為什麽他最有力?

柴科夫斯基在這方面,就是他在表達內心時不僅有力,而且純潔,我所說的純潔是他的作品中幾乎沒有任何來自內心之外的東西,正是這種純潔,才使他的力量如此令人感動。所以我說那種認為柴科夫斯基是民族作曲家的看法不是很確切,他就是作曲家,任何放在作曲家這三個字前面的話都是多余的。現在還有一種很荒謬的觀點,好象真實地傾訴自己情感的作品,讓人聽了流淚的作品,反而是淺薄的,藝術為什麽不應該使人流淚?難道藝術中不應該有情感的力量?當然情感有很多表達的方式,使人身心為之感動的、使人流下傷感或者喜悅的眼淚的方式在我看來是最有力量的。我們要的是情感的深度,而不是空洞的理念的深刻。總之,隨便否定一個大師,好象一揮手就把托爾斯泰、巴爾紮克、柴科夫斯基、貝多芬否定了,這都是20世紀的毛病。我明白,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不喜歡柴科夫斯基,就好象這個時代要否那個時代,是一個時代對另一個時代的報覆心理。現在,當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我們這個時代也將被另一個時代取代時,恰恰是對過去時代大師們重新理解的開始,對柴科夫斯基,對托爾斯泰都有重讀的必要,通過重讀,我們有可能獲得新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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