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能否為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上)

前不久我在台北參加了一次有關“中國模式”的國際會議。會議上,一個來自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教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大家都在談論中國的崛起,但中國崛起的標志是什麼?中國能否為這個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選擇?

這個問題提得很簡單,但是的確可以供我們思考一陣子。這裏可以涉及至少三個相關的問題,第一,中國需要文化崛起嗎?第二,中國需要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嗎?第三,中國能夠創造一個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文化嗎?

 

1.中國能否為這個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選擇

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盡管大多數人在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強調的是經濟崛起,但和這位教授一樣,很多人也開始涉及文化方面。中國執政黨剛剛在2011年9月召開的六中全會的主題就是文化建設。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沒有文化的崛起,單一的經濟崛起並不能說是真正的崛起。經濟崛起大多是以GDP來計算的。一個國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個主要指標,並不能涵蓋其他方面。舉例來說,根據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在19世紀20年代,中國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還多。以現在的角度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大國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20年之後,中國就被英國所打敗,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在內的西歐8國的GDP只占世界GDP總體的12%,而日本是3%,美國是1.8%。

中國是一個具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古國,為什麼在一個新興國家面前不堪一擊?表面上看,英國的勝利在於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和洋槍洋炮。但如果光從軍事武器來看問題,就會過於膚淺。再深入一步,人們可以看到當時中國和英國的不同國家形式。在西方來到中國之前的很長歷史時間裏,中國擁有世界上很先進的政治體制,盡管皇權體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國差不了多少,但中國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為先進的。但是這個體制一旦遇到產生於近代西方的國家體制,就變得不堪一擊。傳統中國皇權盡管理論上非常集權,但實際上往往是無比分權,"無為而治",或者"統而不治"。中國自己經常用"天高皇帝遠"來形容這個體制。也就是說,這個體制沒有很多制度建設,沒有動員能力。皇權所擁有的動員能力主要是維持皇朝尤其是皇室服務的。因此,盡管當時中國擁有那麼高比例的GDP,但這些資源並不能有效組織起來,轉化成為政府能力,尤其是軍事能力。而英國呢?當時的英國所擁有的是一種全新的國家政權形式,即主權國家,這是一種高度集權的國家政權。之前,英國所有的是極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滅了城堡政治,國家政治權力才能集中。盡管當時英國的GDP在世界排名和總量並不算高,但國家能夠有效動員資源和使用資源。英國是一個海洋國家,當時的英國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

那麼問題在於,為什麼近代國家形式先崛起於西歐?這裏就涉及文化的崛起。西歐近代國家的崛起是中世紀後期西歐理性文化崛起的產物。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區,後又逐漸容納了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世界先進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後的政治結晶便是近代國家形式。當然這種文化還具有更廣泛和深刻的內容,涵蓋各個領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歐國家自15世紀之後,不斷產生著有利於中央集權制度建設的政治文化。尤其對英國來說,因為是海洋國家,英國便根據自己的經驗發展出了"自由貿易"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說,如果當時英國的船堅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話,那麼"自由貿易"便是其軟力量。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怎麼說都不會過分。從這一角度來說,我們今天強調文化崛起和文化創新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對第一個問題,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們不會有很多疑義。但是對接下來的兩個問題,就很不好回答。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需要創造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嗎?這個問題一旦提出,中國社會馬上就會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說,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是要消滅自己的文化的。當時的人們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認為中國如果要強大起來,就要學西方的文化,拋棄自己的文化。在亞洲,日本是一個例子。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去日本化"而"歐化",即仿照歐洲國家(主要是英國和德國)來建設國家。當然,剛剛學到的少量西歐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崛起而消失。中國共產黨所接受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選擇是符合歷史現實的。西歐是發達國家,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已經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人們可以向往這種文化,但很難搬用到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以蘇俄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文化崛起於較為落後的國家,對中國比較適應。也應當指出的是,當時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對中國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的影響很大。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接受了蘇俄文化,尤其在政治上。

接受西方文化這種思維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沒有消失。20世紀80年代的電視篇《河殤》就是典型的代表。20世紀80年代之後,盡管人們不直接談論用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文化,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存在的。最近幾年,人們討論最多的就是普世價值觀。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國只有接受了這種"普世價值"(或者說西方價值),中國才會強大起來。很顯然,對這些人來說,提"中國是否需要創造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於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說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過於簡單。上面說過,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為都是人類社會創造和積累起來的,都存在有普世性的東西。的確,自近代以來,西方的文化話語一直占據強勢,但這既不是說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沒有相關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論據。中國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

日本一般被視為是屬於西方國家。但日本並非真正是西方國家,而是一個假裝西方的東方國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工業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形式,但無論是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其運作規則還是保留著濃厚的日本傳統。可以說,日本是一個把西方形式和日本傳統內容結合得很好的國家。同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也並非直接照抄照搬了蘇俄模式,而是對蘇俄模式進行了中國式的改造,也就是當時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日本政治制度是西歐自由主義日本化的結果,而中國共產黨政權是較為落後國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也就是說,不管是哪一種外來文化,如果要成功,都必須和本土文化結合起來。任何一種文化都是長期歷史演進的產物,其可以變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回到那位美國教授提出的問題,人們可以說,中國需要一個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國單純接受西方文化,那麼中國就不能算是崛起。當今在中國盛行的各種"主義"都是西方的舶來品,盡管在中國因為加入了中國要素而變形,但很難對西方發生任何影響力。西方可能因為中國接受了他們文化而高興,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文化具有吸引力。很多年前,我讀過美國記者法羅斯(JamesFallows)寫的一本書,書名叫MoreLikeUs(中文可以譯成《非常像我們》),就是說亞洲國家隨著發展越來越像西方國家了。這當然是西方的勝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亞洲的崛起。亞洲只是通過學習西方而崛起。這是大多數西方學者的解釋,也為亞洲大多數人所認同。在這個背景下,亞洲當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亞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顯然,第三個問題更難回答,那就是,我們基於中國文化之上,有能力創造一個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個選擇的文化?產生一種不同的文化比較容易。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較強勢,而另一些文化比較弱勢。強勢文化具有話語權,為比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勢文化稍有話語權,甚至沒有話語權,不為人所接受。也就是說,要創造一種不同於其他文化圈但同時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這是一件艱巨的任務。歷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文化是這樣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也是這樣一種文化,至少在東亞文化圈裏是這樣。

造就這樣一種文化很難,但不是不可能。這裏舉"東亞模式"的例子來說。1994年世界銀行出版了一本名為TheEastAsianMiracle(中文為《東亞奇跡》)的書,肯定了亞洲的發展模式,並指出東亞模式不同於西方模式。這個研究項目的出台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當時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並不承認有東亞模式,因為他們認為東亞模式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東亞是向西方學習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東亞模式。當然,東亞經濟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認為自己的發展和西方的不同。這些經濟體成功了,當然可以開始說話,開始建立自己的話語權。盡管西方主流學者反對,這個研究項目最後還是在日本銀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今天盡管也仍然有人不認同東亞模式,但東亞模式已經為西方主流所接受。當然,東亞模式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所模仿和接受的經濟發展模式。實際上,在知識界,人們圍繞著東亞發展模式已經發展出一套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這套體系由各種亞洲要素組成,包括儒家文化、國家和政府的經濟角色、社會因素例如高儲蓄率、強調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東亞的經濟話語相比,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話語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這方面,即使是亞洲的主流話語都是從西方進口而來。亞洲國家和地區沒有自己的政治話語權,很多政治體系即使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但也都偽裝成西方政治體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韓國也差不多。實際上,即使是民主政體,亞洲國家的組織方式和西方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選舉之外。比如,日本被視為是西方式民主,但自民黨一黨獨大模式和西方民主大相徑庭。當然,也有一些西方學者看到了這種不同。可以說,亞洲的政黨、政府、社會等方面的組織有它們自身的規律,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並沒有改變其文化性質。

那麼,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不能說中國沒有文化。中國有數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國。在歷史上,中國文明也曾經為西方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西方啟蒙時代哲學吸取了很多中國的理性主義。我們常常強調"四大發明",這些是技術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實踐領域,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也遠遠超出東亞地區,而達至西方。這裏舉兩個例子。

一是中國的文官制度。傳統上,中國發展出了世界上最為龐大、也最有效的文官體系。那麼大的中華帝國靠什麼來統治?建立帝國依靠的是武力,但統治帝國的是發達的文官體系。西方也經歷過帝國時代,但沒有發展出類似中國的文官體系。西方從近代國家的產生到後來的民主政治的轉型和運作,沒有文官體系是不可想象的。隱含在中國的文官體系裏面的幾個原則對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是皇權和治權的分離。天下是皇帝打下來的,國家的所有權屬於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權力,即治權或者相權(宰相)是向社會開放的。中國發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權式的考試制度來錄用官員。這和西方歷史上的家族統治構成了鮮明的對照。西方引入了中國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發生之後,最終演變成為現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離。而政治和行政的分離是近代以來民主政治運作的制度前提條件。

三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變的,但如何保證一個國家的政策的連續性呢?如何保證治權不會因為政治的變化而中斷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關鍵。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規則的制約,但文官制度的運作具有其自身的規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這一點任何西方一本教科書都會有論述。

四是文官輪流掌管不同部門的制度。中國歷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個地方長期掌權,皇帝會對他們進行調動,也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幹部交流制度"。這樣做有兩個目的,其一是防止地方主義和地方勢力的形成,其二是為了讓官員積累治理不同地區的經驗,便於他們升遷,治理整個國家的事務。這一點對近代西方國家政權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說在亞洲了。

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是中國傳統的"有教無類"的思想。傳統中國也是等級制度,有"士、農、工、商"等,但中國沒有像其他文明那樣的等級制度,例如基於宗教、種族、民族等之上的等級制度。對中國的儒家來說,人只有"接受過教育"和"沒有接受過教育"之分,而每一個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傳統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夠接受教育的是貴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教育權力為社會的絕少數人所壟斷。中國的"有教無類"思想對西方後來的"大眾教育"影響很大。盡管在中國傳統社會,儒家往往壟斷知識,導致中國本身並沒有發展出大眾教育制度,但"有教無類"的思想則在西方演變成為"大眾教育"制度。近代以來,西方各國政治制度逐漸民主化,而大眾教育則構成了大眾民主有效運作的最重要的一環。

那麼,當代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這裏我們可以從討論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運動開始。隨著經濟崛起,中國感覺到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因為沒有文化"走出去",中國其他方面的"走出去"已經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業"走出去"往往被視為是對外在世界的威脅,軍事現代化被視為對世界安全的威脅,等等。所以,這些年中國正在努力把中國文化推向國外,包括孔子學院、各種名目繁多的"媒體走出去"項目。那麼,這些"走出去"項目的國際命運怎樣呢?在何種程度上成功了?

一個嚴酷的現實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國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誰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麼東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營銷,你要推銷產品,首先必須有產品。營銷只是包裝和策略問題。營銷得當就能夠改變人們對你所有的產品的認知,甚至確立對你的產品的認同感。但無論如何,首先必須有高質量的產品。如果產品質量低下,營銷做得怎麼好也會無濟於事。

孔子學院在做什麼呢?在推銷中國語言。各種媒體"走出去"項目在做什麼呢?對西方來說,中國是在做"出口轉內銷"的努力,就是說中國從西方進口了一些概念,經過中國包裝之後再出口西方。

一句話,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化知識產品,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西方從中國的傳統中學到了很多,並且在很多方面已經大大超越了中國。中國很難再依賴傳統來推銷自己了。不求進步,光想著從傳統中找些什麼,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已經解釋不了當代中國。盡管今天的中國有傳統傳承的一方面,但已經不再是傳統文化中國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巨變。當然,這種巨變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來的歷史。這就需要我們生產一種新的知識體系,追求新的話語。沒有這些,一種新的文化無從談起。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嗎?這種新文化能否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呢?也就是說,這種文化不僅為中國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為處於其他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所接受。

現在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至少離這個目標還遠得很。一種文化要成為"軟力量"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這個文化,不管是產自本土還是結合了從外面"輸入"的因素,必須是能夠解釋自己。如果一種文化不能解釋自己,那麼如何讓"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這種文化必須能夠讓"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對這種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麼便是沒有軟力量。第三,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他者"能夠自願接受這種文化。這是軟力量的本質。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廣的。在唐朝,政府沒有到處去推銷文化,但文化到達了東亞社會的各個角落,其影響力甚至遠至中亞。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我說過,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是西方政治軟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過各種手段要把這些價值觀念強行推銷到其他國家,強迫其他國家接受,那麼便不再是軟力量,而是軟力量的反面。

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樣一種文化,因此各種"推銷"行為顯得很吃力。中國現在所有的是一種依附性的知識體系,要麼依附於自己的歷史傳統,要麼依附於西方文化。文化裏面包含有傳統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兩者的結合,這不僅沒有問題,而且也是優勢。但這種文化必須能夠滿足第一個條件,即能否解釋自己。中國缺少的是能夠解釋自己的文化產品。我們現在大多數產品是覆制品,具有濃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進行所謂的"文化創新"過程中,要麼簡單照抄照搬,要麼就是變相利用,也就是西方技術,中國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國往往是用人家的話語來說明自己,結果是很明顯的。中國那麼大的國家,很難像一些小國那樣,用西方的話語來打扮自己,更因為中國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國那樣假裝自己是西方國家。中國強力反對西方把自己的邏輯強加給自己,但什麼是中國自己的邏輯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很多年裏,無論政府還是民間,大家都在呼籲"文化創新"。但是效果怎樣呢?這些呼籲往往淪落為簡單的政策口號和政策運動。現在國家有錢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塊蛋糕。能否把得來的錢用在文化創新上呢?沒有人知道。但以往的經驗告訴人們,一旦得到了錢,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錢能夠用到"文化創新"的領域,也不見得能夠保證文化創新。

實際上,從歷史上看,錢不是文化創新的前提條件。歐洲豐富的文化的確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但錢是結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創造都是在貧窮的狀態下進行的。實際上,一旦個人或者文化的創造者淪落為錢的奴隸的時候,就很少與文化創造相關了。要進行文化創造或者創新,就要尋找另外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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