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格拉斯大叔致意——文學的漫談·搖·搖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文學開始煥發出勃勃生。當時，文學是社會的熱點，作家的工作也受到了大眾的矚。一個年輕人，只要能寫出一篇有點新意或者是觸及了社會敏感問題的短篇小說，馬上就會成為新聞人物，並由此獲得受到人們普遍尊敬的作家稱。這個時期，也是外國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時。截止到目前為止，我想還沒有一個80年代後成名的中國作家敢肯定地說他的創作沒有受到外國文學的影。之所以發生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在此之前，中國作家長期生活在一個封閉禁錮的社會裏，對西方世界的作家們取得的重大成就缺乏了。進入80年代後，改革開放政策使國門打開，大量的西方作家的優秀作品被翻譯成了中文，在西方世界早已轟動多年的許多重要著作，在中國再次引起轟動，強烈地震撼著作家們的心。在那幾年裏，中國作家們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勤奮地創作著，不自覺地摹仿著，使中國的小說開始擺脫了"文學為政治服務"這樣的咒語般的口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心靈的和創作的自。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湧入中國之後不久，中國作家的最新作品也開始受到了西方漢學界的關。與此同時，很多走紅的作家也開始頻繁地走出國門，開始了與西方的交。但這時的西方漢學界看待中國作家和作品的眼光，還沒有完全地擺脫政治的視。他們總是想從中國作家身上和中國作家的作品中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而且總是能夠有所發。這個時期被介紹到西方世界的大多數作品，都帶著明顯的為政治的或者反政治的痕。而這個時期頻繁地獲得出國機會的作家，也大都是體制內的寵。他們一重身份是作家，一重身份是文化官。這些人出國後，對西方充滿了戒意甚至是敵意，很少能用純然的文學的立場，與西方的作家和普通的文學讀者進行交。這個時期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作家的作品的真正讀者，大多局限在漢學界和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圈子裏，並沒有被普通讀者註。

進入90年代後，這種尷尬的境況有了改。首先是許多有眼光的漢學家，開始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用比較純粹的文學眼光來搜索中國新時期文學裏的佳作，漢學家與作家的合作也逐漸地消除了官方的中介，演變成為了民間的、友誼的、文學的行。這種改變，使純粹文學意義上的中國當代優秀文學作品被翻譯到西方，與此同時，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作品，也開始從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小圈子裏走出來，進入了西方的圖書市場，不再依靠非文學的因素、而是依靠著作品的文學性和藝術性，被西方讀者選。

我的作品，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末即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的註意，但我的書在西方成為商品，卻是90年代初期的。我平生第一次出國是1987年，出訪的國家是德。當時，柏林墻還冷漠地聳立著將美麗的柏林一分為二，前蘇聯的士兵還像雕塑一樣站立在德國的一座雄偉的建築物大門前，讓我的心靈受到沈重的壓抑和震。那次中國派出了一個十幾人的作家代表團，團長和副團長都是中國作協的領導。邀請我們訪德的是一個德國的老太太，代表團的名單是邀請方和中國作協妥協的產物，也就是說，像我這樣的非主流作家，是不可能獲得出國訪問的機會的，但因為這次邀請的民間性質，中國作協不得不做出讓。因為在中國作家協會這個系統裏，直到現在，出國還被看成是一種待遇或是獎賞，只有他們喜歡的作家，才可能被派遣出。

那次在德國，有關文學的活動其實很少，大多數的時間是在觀光旅。德國很有幾個令我心儀的作家：譬如君特·格拉斯、譬如西格弗裏德·倫茨，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見到這些作家。一是西方的作家對中國作家不會感興趣，二是我們的確也沒有寫出像《鐵皮鼓》、《德語課》這樣的偉大作品，從而獲得與他們對話的資。盡管我沒有見到這兩位偉大作家，但到達了他們生活過和生活著的地方，置身於他們小說中所描寫過的環境，一種親切的感覺還是油然而。格拉斯和倫茨，他們對我的吸引力比德國這個國家對我的吸引力還要巨大，如果能見到他們，我想這會成為我的隆重的節。

進入90年代之後，出國已經不再是文壇貴族的專利，作品被翻譯成外文，也不再是一件稀罕的事。偶爾也能聽到某個中國作家的作品的外文譯本在國外獲得了這樣那樣獎項的消息，但中國作家在海外的影響與外國作家在中國的影響比較起來，還是微乎其。

90年代末，我頻繁出國，去促銷自己的書，去參加文學的會議，盡管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還不能與西方的文學抗衡，但情況較之80年代我去西德時，顯然有了好。譬如我的《紅高粱家族》的意大利文本，僅精裝本就賣了萬余冊，法文版的《豐乳肥臀》出版三個月就賣了八千冊，這樣的數目盡管與暢銷書不能同日而語，但一部中國作家的小說，在意大利和法國這樣人口不多的國家，能有這樣的銷量，已經是很令人滿意。即便在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很多小說也只能賣出幾千。

去年我的小說《酒國》的法文版在法國得了一個文學獎（LAURE·BATAILLON），我去領獎時通過翻譯與參加這次評獎的一個評委沃洛丁進行了簡單的交。他本身也是法國的一個很優秀的作。他說這次評獎進入了最終決賽的三部作品都是中國作家的，一部是高行健的《靈山》，一部是李銳的《舊址》，《靈山》為高行健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舊址》也是被很多漢學家贊揚過的作品，但評委們最終卻選擇了我的《酒國。沃洛丁說，他們認為，《酒國》是一個具有創新精神的文本，盡管它註定了不會暢銷，但它毫無疑問地是一部含意深長的、具有象征意味的。這樣的評價通過一個法國作家的口說出來，真讓我感到比得了這個獎還要高。因為我的這部《酒國》在中國出版後，沒有引起任何的反響，不但一般的讀者不知道我寫了這樣一部書，連大多數的評論家也不知道我寫了這樣一部。

時至今日，80年代那種用非文學的眼光來觀察中國文學並決定翻譯出版的現象依然存在，我認為這是正常的，而且是永遠也不可能消除。就像中國的出版社為了利潤在不斷地制造暢銷書一樣，西方的出版社也希望能出版給他們帶來豐厚利潤的。但畢竟是有很多的翻譯家和出版社正在默默地工作著，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向西方的讀者介紹真正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在新的世紀裏，隨著中國作家創作自由度的逐步加大，隨著作家創作個性的充分展示，必將有更多的佳作出現，假以時日，中國作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將逐步提高，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重要性也將與日俱。我作為一個中國作家，中國是我的最佳創作環。我對我自己的創作充滿信心，因為我知道，我用卑下的心態把自己與諸多的作家區別了開。中國向來就有"文以載道"的傳統，許多作家往往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錯以為自己真是什麼"靈魂的工程師"，肩負著教育人民、為人民代言的重任，這就使他們不自覺地成為了精神的貴族，不自覺地用一種居高臨下的眼光來看待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用這樣的眼光觀察到的生活必然是虛假的生活，用這樣的態度寫出來的作品必然地是虛偽的、缺少生命力的作。這樣的態度，已經被很多作家所拋。也有部分作家，心態狂傲，目中無人，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見、看見了也不願意承認別人取得的成就，這樣的態度，事實上也大大地傷害了他們的寫。我相信，中國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作家，我們彎著腰，像辛勤的農夫一樣在文學的田地裏耕耘著，我們在積極地勞動著的同時，又虔誠地祈望上帝賜給我們好運氣，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偉大的作品必將誕生，中國作家與西方作家平等交流、中國文學被全世界的讀者所閱讀並喜愛的日子已經為時不遠。

(本文是為德國《明鏡周刊》而作，200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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