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扎勒《公共輿論》(29)

邱奇和摩根索說,如果美國……沿著法國的老路走下去,我們將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那天晚上,我完全不信服地回家了。但是在接下來的很多年裏,我經常想起這個警告。

雖然這預測了反戰自由主義者將會采取的立場,但是這個討論的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讓記者接觸學術觀點,邱奇--或許還有摩根索--可以有意識地對記者的報道產生影響。

這樣的非正式討論在新聞工作中絕不少見,它是政策專家影響記者工作的常見方式。書籍也許至少同樣重要。對某個新議題知之甚少的年輕聰明的記者會經常尋找關於這個新議題的主要書籍,並使用它們形成觀點取向。330在越戰議題上,這些書籍是歷史學家伯納德·法爾(Bernard Fall)的書籍;而且很明顯,大部分在越南的記者都閱讀過這些書(Halberstam,1979)。這些書的主題是,越南戰爭應該理解為從反帝國主義運動和越南的民族主義運動,而不是像多數美國政府決策者那樣理解為民主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當接觸一個新議題的時候,政治家從專家意見那裏尋找方向不是不常見的。所以,法爾的書籍因威廉·富布賴特的重大影響而出名,後者是一個較早的越戰批評家。接受了這些觀點之後,如果記者們發現很難像其他官方來源那樣堅決地反對共產主義,如果他們積極地搜索政府內的不同聲音,如果他們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問並一再不厭其煩地要求政府高官提供“結果”的證據,如果他們經常不失時機地讓政府政策窘迫(比如,南越政府內的腐敗和軍隊對越南農民的虐待),那麽至少這些問題的部分解釋應該是政府之外的專家的影響,因為他們提出的知識框架刺激了這些行為的發生。

當我強調很多官方信息的非政府來源的時候,我絕沒有否認政府經常拼湊、粉飾或審查公眾所接觸的信息。在短期內,“政治”--無論專家怎麽說黨派精英相互不讚同的傾向、政治家們迎合能使他們把持職位的利益的傾向,以及政府官員壓制和操縱信息流的傾向--確實會不受政策和學術專家的影響;而這裏的“短期”也可能足夠長到讓整過國家投入到有欠思考的(ill*瞐dviced)行動中。

但是不應該擴大黨派政治的不良影響。比如,對艾滋病毒、同性戀者和吸毒者(他們是初期的病毒主要攜帶者)的恐懼一定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潛在的爆炸性的激烈反應議題,但是事實上這一政治議題卻從未出現。兩個黨派和整個政治精英群體都認為公共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國家戰略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方式。分歧幾乎完全圍繞研究反應的速度和公共資金的水平進行,而不是戰略本身。雖然很有可能成為黨派政治爭議,艾滋病仍然被看做醫學和公共衛生議題,即專家主導的議題(Colby and Cook,1991)。然而,任何人都會懷疑,如果醫學專家對基礎戰略不同意,比如很多人都讚成檢疫政策,就可以認為這個議題已經迅速地變成了激烈的黨派和意識形態議題了嗎?

對於種族議題,也可以做相似的分析。在美國,沒有任何議題比種族議題更具有政治性了;但是,整個20世紀裏,很多專家,尤其是關註人類智力和種族隔離消極影響的心理學家,331在這個議題上仍然很活躍並很有影響。像在第2章所討論的,20世紀早期,專家意見主要是種族主義的。但是,在被認為在整個國家是文化保守主義的20世紀20年代,關於群體間智力不同的專家意見發生了實質性革命。到了1930年,形成了一致的新的學術觀點,即將群體間智力的不同及其影響最小化的觀點成了主流觀點。很快,受過教育的白人的觀點也反映了這個專家間一致的觀點。至少可以說,在幾個世紀裏壓制了黑人爭取平等的努力的白人權力結構也開始因此被反思(Myrdal,1944)。

毫無疑問,政治權威和利益群體可以以多種方式打亂我概括的理想體系和扭曲對公眾的信息流。功能失調引起的內在的各種尋求也會影響專家群體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關於新聞媒體和大眾傳播的現有文獻也集中關註了這種紊亂狀況。這種強調的一個預料之外的結果是,我們有時可以更好地理解了這個體系是怎麽失敗的,而不是這個體系是如何成功運作的。從這個角度上說,本章的目的是直接關注那些更寬廣範圍的因素,而不是通常所檢驗的因素,尤其是那些相對獨立於政治權威和其他利益群體的政策專家的存在,他們在提出議題和架構議題上發揮重要作用,他們也通過大眾傳媒和具有相同意識形態既有傾向的政治家影響公共輿論。


總論性評論

像在紫土地一樣,在任何一個覆雜的社會裏,在政治爭論中一定存在勞動分工。這種必然性是對我的一般觀點的反駁。正如我所指出的,如果只有專家能夠進行政治辯論,為什麽還要把公眾攪進來呢?為什麽不讓政府政策只反映專家意見呢?

答案有很多。其中一個是,很簡單,人們有權利解決他們感覺應該解決的爭論。另一個是,政治參與有它本身的價值,它使得參與者變得高貴並實現自我。但是,如果我相信,在行使他們毫無爭議的權利和尋求自我實現的時候,公眾經常做出我認為道德上出格或者技術上愚蠢的決定,那麽我就不會認為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很有吸引力。因此,我提出在政治爭論中涉及公眾的第三個理由:在沒有制衡的時候,政府會偏離正道,會變得專橫跋扈或者更加邪惡。

少數幾個專家並不是對政治權威的有效的制衡。忽視他們、把他們投入監獄、殺害他們或者讓他們保持沈默,太容易了。他們發生效力的唯一希望是公布爭論和將爭論政治化,從而使普通公民可以作為力量參與爭論。只要專家的聘用和賦予的自由還在良好的激勵系統之中,我就沒有理由相信,一般而言,整體普通民眾會比專家更聰慧。對我來說,在民主社會中,民眾迫使領導者沿著有益的方向行動以及在必要的時候讓領導下台的集體能力--而不是集體智慧--似乎更為關鍵。

當然,所有這些都假設獨立的公共輿論能夠制衡政治權威。考慮到當前的美國政治體系中黨派精英對大眾支持的競爭的繼續存在,我並不認為這個假設有什麽大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保證對立的觀點可以平等地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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