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北京共識”還是“中國經驗”?(1)

“北京共識”這個說法是雷墨先生講的,按中國的標準雷墨還很年輕,他以前為《時代》雜志做編輯,在北京住了幾年下來,越來越覺得拿西方現有的關於中國的“筐筐”(STEROTYPES)來看中國當下的發展有問題,甚至有偏見,說不清楚,於是提出這麼個新的說法,以區別於“華盛頓共識”。很多人會說,哪有什麼北京共識啊?我們不是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嗎?

的確,我們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爭論,很多問題並沒有形成“共識”。而雷墨本人是意思,恰恰是說,不論這里有多少問題、風險、不確定性,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沒有簡單遵從“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從結構上說無疑是鄧小平之後的思想,但是它與他的務實思想密切相關,即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試圖采取休克療法,實現大躍進。”

其實,即使連所謂“華盛頓共識”,在華盛頓也是沒有多少人知道的,更不用說有什麼“共識”了,那不過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間很少部分人之間的“共識”。本書所收錄的Williamson的文章對此有很清楚的說明,“華盛頓共識”這個術語最初是在1989年提出的。在國際經濟學研究所舉辦的一個會議中,我在論文中第一次使用‘華盛頓共識’這一書面語,用以衡量OECD一直認為適當的系列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二十世紀50年代開始主導拉美經濟政策的發展經濟學舊觀念。”[1]

我第一次聽雷墨先生談他這個“北京共識”,是2004 年5月我們在倫敦舉辦論壇的時候,那時英文版的文章還只是個初稿,我當時印象比較深的,是他一上來就說“兩個最無視“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印度和中國——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等“華盛頓共識”的忠實追隨者卻付出了社會和經濟代價!”[2]

從2004年5月到現在,一年多過去了,《北京共識》也不脛而走,先是在《參考消息》,後是在各種網絡上,都有體現。我的考慮是,問題不在於是不是有所謂“北京共識”,而在於:身為中國學者,我們自己對於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變化有什麼說法沒有?如果還沒有“共識”,有沒有諸如“中國經驗”或“中國道路”這樣的可能,其不只是羅列一些現象,而是某種概括甚至是“模式”?

我們過去有一句老話,“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是毛主席講的。這個話教育了我們很多年,那個時候我們叫“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最終是要“解放全人類”。但究竟什麼叫對人類有較大貢獻?我們過去是不清楚的。1978年改革以後,鄧小平有一個解釋,叫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貢獻。而什麼叫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我們又很多年也沒搞明白。轉眼間到了1989年,因為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全世界就開始封鎖中國,重新改變對華政策。我們78年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基本上是受到一片歡呼的。在我自己的印象中,80年代中期我在歐洲,那邊的輿論說中國什麼都是好的,那會兒是說到蘇聯什麼都不好,而到89年一下子翻過來了,一說蘇聯什麼都是好的,一說中國什麼都是負面的。[3] 1989年以後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連續幾年都講,我們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用這麼少的耕地養活了這麼多的人,解決了十幾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這是人類歷史上了不起的事情。那個時候我還在英國,當地人不大明白這個事。英國人老問我,說你們中國人到底要吃多少飯,他們就是不懂這個事,解決了吃飯問題,怎麼就是個偉大的貢獻呢。我說你們是所謂的“富裕社會”,真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啊!

我們過去多少年來,至少清朝中期以後,吃飯問題就成了頭等大事。19世紀後半期大20世紀前50年,這100年中許多動亂、起義、革命、戰爭,都與吃飯問題沒有解決好有密切關系。孫中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後來經過土地革命,搞了土改,才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4] 1950年代以後又有合作化的努力,集體化的努力(包括被證明是失敗了的“大躍進”),都是試圖要把億萬農民組織起來,一個是為了解決多少年來的“一盤散沙”和“任人宰割”的問題,另一個就是要解決糧食生產或吃飯問題,那時叫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問題,現在叫“糧食安全”問題。中國這麼大,一方面糧食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援;另一方面,雖然國面積大,但是(人均)可耕地少得可憐,南北東西自然差距太得驚人,要解決這麼多人的吃飯,如果不組織起來,就可能今天這里水災那里旱災,逃荒啊,難民啊,在所難免,到了極端就是騷亂和起義。於是,在搞完土改後,就要搞合作社,“大躍進”失敗後,也只是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還是為了有個集體作基礎,不至於兩極分化。後來文革期間就“全國學大寨”,聽起來是很激進的方案,要幾千年的小農走高度集體化的道路,怎麼可能呢?但是在實際層面,“農業學大寨”的一個很具體的內容實際上是要解決吃飯問題,那會兒南方叫“過長江”,北方叫“過黃河”,要解決糧食畝產問題。1975年,毛主席身體已經很不好了,還不斷問,為什麼糧食產量大寨做到了,別的地方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三年行不行,三年做不到,五年行不行,五年做不到,十年行不行?所以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還專門到大寨去開了個全國農業工作會議,並代表中央做報告,要解決糧食產量問題。老實說,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們多少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才又由農民自己摸索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叫“交夠了國家的,留足了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直到今天,我們說改革的偉大成就,第一個還是這個,通過改革,基本解決了糧食問題、吃飯問題。

不僅如此,現在的問題確實是不一樣了。近代以來多少年一直都有饑荒災害、難民流離失所,現在則是糧食吃不完、藏不好,種糧不劃算。即使在寧夏、甘肅、山西、內蒙、雲南、貴州,在這些省的貧困縣,許多偏遠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糧不少,他們已不怎麼擔心餓肚子、揭不開鍋,而是怎麼避免藏糧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黴掉、爛掉。現在餓肚子揭不開鍋情況已經很少了,除了內蒙新疆可能因為一場大雪羊死掉了很多那種災害外,在正常年景下,吃飯對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基本不是什麼大問題,所以說我們不僅是脫貧,甚至也不僅是基本解決了溫飽,而是進入了初步的小康。從毛主席講“中國應該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到80年鄧大人說“把中國人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再到89年以後連續幾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用這麼少的耕地解決了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如何了不起,再到今天,改革20多年下來,就要求我們回到中國發展的道路問題上來,就涉及到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我們過去二十幾年的發展與改革開放,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不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我們講“中國特色”,當然可以列出許多,但第一個其實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許多領域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現在的問題是片面追求高增長(例如從技術上說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汙染為代價的增長,或者從結構上看以擴大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貧富之間的差距為代價的增長),還是在新的發展觀指導下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更進一步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提出來的。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原來講的“實現現代化”是不一樣。最早提出的是工業化,從晚清民國就提出來了,晚清的富國強兵啊,民國的強國富民啊,都是要迎頭趕上,要使中國也工業化。到了“五、四”,提出科學與民主,就不只是經濟上如何工業化了,而有了要把中國建設成現代社會是意思,後來戰爭打亂了這個進程,不得不通過革命,革命以後再搞工業化,1950年代是第一個高潮,到了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加個限制詞是“社會主義的”,包含了在工業、農業、科技、國防領域的現代化,1975年四屆人大上總理抱病做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這四個現代化。1977-78年以後年再把它作為各項工作的重點。而這里的重點還是工業化。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過去講的工業化,基本是以西方特別是英國的經驗為基礎的。而在西方近代歷史上,工業化不只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它是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等共同構建起來的一整套從制度到觀念的東西,即所謂的“現代性”。但是,這絕不只是一個人口比重意義上的“城市化”(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或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的過程,而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它是通過對內建立雇傭勞動與剝削,對外侵略擴張、殖民移民,並把這兩個過程都從文化意識形態上加以合法化來完成的。那麼如果中國也要搞工業化,既不可能對外搞戰略擴張,對內甚至也不能夠通過搞剝削,所以搞了集體化、合作化、公私合營什麼的,想用社會主義的辦法來搞工業。這個問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怎麼從理論和實踐上不重蹈資本主義復撤,怎麼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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